刘柠：若余秀华去日本写诗养兔子
--- Tips：点击上方蓝色【大家】查看往期精彩内容 ---
若余秀华去日本写诗养兔子
by 刘柠
最近，一首多少有些“标题党”意味的诗——《我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在社交网络上疯传，也引发了众多口水。我一点都不关心那些争议，只关心如此直接的情欲表达何以入诗及其表达的主体。
当然，我觉得挺好的，特别是知道诗人的身世——一位生活在湖北农村的高度残障的女诗人之后，就觉得更好了。
据说，余诗人本人，对国中媒体蜂拥而至，长枪短炮，大做特做，尤其是对被贴上“脑残诗人”，并与张海迪相提并论，深感不爽，写诗吐槽道：“记者来了，兔子死了，记者在女诗人家中吃兔子。”
余诗人的不爽在于，她并不以为自己是什么“残疾人”，而是觉得自己就是诗人，跟别的诗人一样，压根无需“诗人”前面的那些劳什子定语。
我认为，中国能有如此阳光、自信的残障人士，其正面意义是远远超乎张海迪之上的。因为长期以来，我们见惯了两种残障人士，仿佛是两条平行线，互不交叉，从未发生过任何关联：一类是坐在轮椅上，被前呼后拥的官员；另一类是在地铁上、地下通道里和过街天桥上，那些肢体残害般地暴露着身体的伤残部位，借以行乞的不幸者。
残障人士，因某种先天性的疾患或后天的事故，造成肢体的伤残及身体机能的缺失，无论如何，当属一种不幸。但对于不幸的事实，残障人士自有其价值判断，内心未必真的认同所谓“不幸”的结论。
湖北的余诗人显然并不认同；另一位著名残障人士、日本畅销书作家乙武洋匡则认为：身体的残障，是一种“不便，而并非不幸”。
但如果细加考察的话，便会发现，中日两国残障人士在幸福感认识上的“殊途同归”，的确并不一定代表各自国家的社会福祉，特别是面向特殊人群的福利政策的现实。
几年前，微博上有一组晒“中特主义”盲道的照片，触目惊心，没齿难忘：北京奥运前夕，作为与国际接轨的文明都市硬件指标，各大城市突击施工，铺设盲道。同样是铺在人行步道上国际统一标准的黄色无障碍盲道，但中国盲道有个最大的特点：走不到头。有网友拍摄的现场照片为证，中间不是撞到电线杆、大树，就是迎面横亘着一道建筑铁栅栏——需翻墙。更有甚者，是盲道被一口竖井阻断，而竖井上却没有井盖……不过好在，估计没有任何本土盲人，敢于轻信盲道——那基本上是一种“摆设”罢了。
但我真的见识过在盲道上健步如飞的盲人。那是在日本北陆地方、濒临日本海的梦幻城市金泽。出了国铁金泽站南口，过一个红绿灯，动念想拍一张金泽站的全景照片。于是在街角放下行李，掏出相机，从容聚焦。突然，一只黑犬进入了我的数码相机的景深。仔细一瞅，是一个戴大墨镜的中年男性，斜背着挎包，手牵一只大型犬。墨镜男牵犬的样态有些特别，环状的牵绳很短，套在手上，始终与犬保持很近的距离。我当即意识到，这是一位盲人，身边的狗不是宠物，而是一只导盲犬。但见盲人在导盲犬的导引下，沿着黄色的盲道往前走，红停绿行，步伐相当快，手中竟然连一支盲杖也没有！
由于常往日本跑，对那个国家的很多事儿都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如碧水蓝天、繁荣的都会文化和便捷舒适的交通设施，等等。但惟有一宗，总令人念兹在兹，挥之难去，那就是残疾人的自尊与自信。那种自尊与自信，究竟不是受环境挤压后，刻意“自强不息”后的反弹结果，而是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和文化使然。
2014年夏天，京都。逛完银阁寺出来，已近黄昏。肚子有些饿，便独自坐在参道旁边一爿小店前的屋台上，要了一份章鱼烧，边喝啤酒，边观街景。突然，一对男女进入了余光的视线。男的有一张非常英俊的脸，很阳光，但似乎有什么地方不大对劲。定睛一看，是一个无臂无腿的人，“坐”在一只特殊的轮椅上，有如一尊活的雕像。
我怔了一下，在脑中迅速检索，意识到眼前的“雕像”，不是别人，正是作家乙武洋匡。我眼睛紧盯着他的身形，唯恐稍纵即逝。但见他操纵着电动轮椅，飞快地从南向北移动。他的旁边，是一位骑着跑车的美女，与他保持一米左右的距离，以同样的速度飞驰。我看愣了，竟然忘了打开一直挂在胸前的照相机的开关。当我意识到应该拍照时，他们已经从我身边“嗖”地闪过，转眼就拐进了哲学小路，不见了。
简直是一幕快闪。好奇者远不止我一个，路人纷纷驻足观看，也有人在用手机抓拍。连正在铁板前为我做章鱼烧的老太太也走出店门，用好听的京都方音，兴奋地问我：咦，刚才坐轮椅上的那位，难道真的是Oto chan（乙武洋匡的昵称）么？你看清了没有呀？我说：嗯，好像是他吧，应该不错。老太太的嘴张了半天才合上。
（“五体不满足”的乙武洋匡）
乙武在日本，真的是无人不晓。他身份复杂，是作家、体育记者、教员，同时兼任东京都教育委员会的委员，是多栖明星。他于1998年出版的自传《五体不满足》（讲谈社），是战后日本的第二大畅销书，仅次于黑柳彻子的儿童文学作品《窗边的小豆豆》，热销550万册。正如自传的题目所表达的那样，洋匡生来“五体不满足”——先天性手足缺失症。
1976年7月6日，出生于东京都葛西，生下来就没有四肢。为了不使母亲受惊吓，洋匡的父亲和医院想尽了办法，母亲见儿子第一面，已然是洋匡满月之后的事。但母子初见，母亲的第一感觉不仅没有吃惊与悲伤，而是充满了“卡哇伊”的喜悦感。就这样，“生下来一个月后，俺终于‘诞生’了”，洋匡在自传中写道。
乙武在Twitter中自曝：身高107cm，体重38kg。除了没有四肢外，一切指标都很正常，智商甚至很高。从小学到高中，洋匡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所有集体活动，竞走、跳绳、远足、游泳等，不一而足。
小学四年级时的一次远足，目的地是神奈川县的弘法山，以地势高、山路崎岖而著称。临行前的班会上，老师宣布乙武的母亲想让他在这次远足活动中请假，问大家怎么看？同学们异口同声地说：“太滑头了！”谁都晓得弘法山难爬，但全班只有Oto chan一人请假，岂有此理！于是，大伙一道去，“一个都不能少”。
如此，洋匡在一个非常自然、友爱的教育环境中长大，几乎未受到过任何歧视和欺辱，其自尊与自信，可以说都是与生俱来的，并未为环境所消蚀、变形。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毕业后，洋匡一面通过明星大学的通信教育课程继续深造，同时考取了教师资格，成为东京都杉并区的一名小学教员。2013年，就任东京都教委的委员。
今天，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的乙武洋匡，仍以作家和社会工作者的身份，活跃在媒体和公共空间，为教育问题、为震后东北地区的复兴而奔走，呼吁。
乙武洋匡的例子不是个别的。在东瀛的街头巷陌，随处可见残障人士，从容不迫地走路、驾驶、购物、用餐。他们的脸上，没有一丝悲苦的表情，面带微笑，在默默地接受命运安排的同时，像所有人一样，享受着日常生活的每一天。
不止一次，我看见私家车在马路边停下。车门一开，从驾驶室里缓缓地落下一只轮椅，轮椅上坐着机动车的女主人。然后，车门自动关闭，残障女主人双手操纵轮椅，徐徐前行，但从未见后面的车辆鸣笛、催促。只要有乘轮椅的人走进车站，会在第一时间享受身穿制服的车站员的特殊服务，乘轮椅者会被用直梯送上月台，一直送进车厢。
轮椅乘客无论从哪站下车时，在所乘的那个车厢的门口，一准会有到达站的车站员提前恭候。车站员身穿同样的制服，带着白手套，腋下夹着一块专用的木板——轮椅板。车辆与月台之间有一道缝隙，为避免轮椅卡在缝里和过度颠簸，车站员把轮椅板的一头搭在车厢内，另一头放在月台上。这样，轮椅便可顺利地从板上滑到地面。然后，再负责送出车站。如果乘轮椅者需转乘巴士等其他交通工具的话，则会被一直送到巴士站，直到交付给巴士司机。
在新宿JR车站，我曾亲眼见一位英俊的青年车站员，从事先得到联络的指定车厢把一位戴墨镜、手拄盲杖的盲女乘客接到站台上。他让盲女的左臂挽着自己的右臂，下楼梯，出站。又走过数百米的通道，一直把盲女送到她准备换乘的私铁京王线的车站入口处，交给了对方的车站员。如此，残障人士从一个车站，到另一个车站，从一位车站员的手，到另一位车站员的手，在文明的“接力”中，走向目的地。
整个社会的文化，对残障人士充满了尊重与同情。歧视，不仅是政治不正确的问题，而且是没教养、没文化的表现。在大众传媒铺天盖地的海量资讯中，你绝对找不到诸如“瞎子”、“瘸子”、“聋子”、“哑巴”等歧视性表现。
不仅作家、媒体工作者自己会高度自律，读者也会代行监督之责，稍有不慎，便会受到读者的投诉，道歉没商量。对残障人士的尊重，并非仅仅停留于“形式”的层面，而是伴随着法律的约束和基于法律的在就业、福祉等方面实实在在的支援。
日本法律规定，拥有一定人数以上从业人员的企业，在员工总数中，身体或智能障碍者雇员务须达到一定的人数（所谓“障害者雇佣率”）。这是一项法律义务，企业须接受厚生劳动省的定期审查。未达标的企业，被课以名为“障害者雇佣纳付金”的罚金，再由厚劳省将这笔罚金作为奖金奖励给那些超标雇佣残障人士的企业，以此来推进残障人士就业劳动保障。
2013年，该法律进一步修改，对象企业的规模从原来的56人（以上）降至50人（以上），而法定雇佣率从原先的1.8%增至2.0%。即，拥有50名以上雇员的企业，须雇佣1名以上的身体或智能残障人士。不仅如此，法律还对相关细节做了进一步规定，如拥有5名以上残障人士雇员的单位，须专设“障害者职业生活相谈员”，以确保对残障雇员的职业指导和生活帮助。诸如此类法律的出台，是基于“共生社会”的理念，摒弃对残障人士的排斥与隔离，通过把他们接纳到普通人就职的企业和生活的社区中来，使其在共同体中实现社会复归，从而促进其生活自立及基于自立之上的自尊与自强，可谓对残障人士权利的根本性保护。
十几年前，笔者“人在东京”时，就职于一家拥有7万名员工的综合电机公司，尝与一位残障人同事打过交道。他叫佐藤。现在回想起来，佐藤应该是重度小儿麻痹症患者，疾病在他的手、足和面部均留下了明显的后遗症，严重影响了步行、手的动作和话语表达：走路时，极严重的内八字，两只脚几乎是横着朝前迈，头歪向一边；右手几乎不能用，写字和键盘操作均靠“左撇子”，哪怕是动一下食指的微小动作，也会“牵一发而动全身”；说话则更费劲，整个面部肌肉全在动，可听起来还是相当费解。
佐藤的工作是网管，负责公司LAN的维护。谁的电脑出现故障，都会在第一时间拨打佐藤的分机，请求帮助。我因为用的是前辈淘汰的旧电脑，又是技术盲，问题比较多，没少麻烦他。加上佐藤跟我住在同一个社员寮，通勤的路上，常常碰到，感觉比较亲切。有时给他打过分机，但迟迟等不来，便抱着笔记本电脑，下到他职场的楼层去找他。到了座位前，果然见他在忙——已经有人先于我，让他帮忙修改设定，解决问题。
虽然佐藤不善表达，但他其实是很专业的网管，脑子很快，理解能力超强。只需扼要描述一下现象，他立马就能抓住问题的要点，并不多言，用“左撇子”敲击键盘，输入几行程序，三下两下，就搞掂了。他忙的时候，大家会把问题和自己的部门、分机号码写在便签纸上，放在他的桌上，人尽可以回去先做别的。不一会功夫，佐藤一准会过来找你，且“手到病除”。
在日本的大企业，有很多类似佐藤这样的残障人士，他们不仅不是公司的“负担”，而且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在职场赢得了尊重，有与普通员工同等的资历及与资历挂钩的薪酬待遇，其权利同样受到劳动组合（工会）的保护。对他们而言，确如乙武洋匡所说的那样，身体的残障本身，并不构成“不幸”。
正是在这种“共生社会”理念的辐射下，残障人士免于成为社会的弃儿或边缘人，而是作为“地域的一员”，与普通人共同生活并创造价值。日本的职场，从国家、地方公务员，到大企业、社会团体，到处都有残障人士的身影。由于经济衰退、高龄少子化、日元贬值等因素，日本似乎成了一个越来越“内向”的国度，可它的残障人士却并不“内向”，甚至变得越来越“外向”，高调、“任性”如乙武洋匡者绝非个案。
已故考古学者、文明学者梅棹忠夫中年不幸失明，但却以一己之力，创设了著名的大阪民族博物馆，并亲任馆长，留下了卷帙浩繁的著作，被称为“知识的巨人”。顶尖的工业设计家川崎和男因一次事故，造成下半身永久性瘫痪，其最重要的设计都是在轮椅上完成的，从无螺丝的眼镜到人工心脏，等等。以设计为信仰，坚信美好的生活源于设计，以“负责设计一切”的姿态，拓展着人类福祉的边界。
从终极的意义上说，一个社会，只有让残障人士忘掉自身生理上的不幸，甚至发自内心地感到幸福，那个社会才称得上是一个健全的社会，普通人才能活得更安心，更踏实。
而一个能让绝大多数残障人士“诗意地栖居”的社会，其实就是一个能让余诗人在养兔子之余，“爱谁谁”地写她的诗，而不至被大众传媒大惊小怪，更不会被称为“脑残诗人”的社会。至于这个社会之成立与否，与残联主席张海迪女士实在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在这点上，余诗人真的一点都不“脑残”。不仅不“脑残”，简直堪称靠谱。
（本文原标题为：《身体的残障是“不便，而并非不幸”》）
本微信号内容均为腾讯《大家》独家稿件，未经授权转载将追究法律责任，版权合作请联系：ipress@foxmail.com
点击↙↙↙【阅读原文】查看腾讯文化诗人余秀华走红独家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