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小荷：包法利夫人的土豆泥 | 五菱宝骏汽车特约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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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法利夫人的土豆泥
by 易小荷
那些矮平房敞开的窗户里飘散出风格迥异的香味，这种味道是家的味道，也是年的味道，那是在80年代的自贡，四川的西南小城。那个时候我们是生活在这里的外地人，但是我天真地以为那就会是一辈子。
每年的年夜饭，和那些动辄就三四十人的家族，一大家子大人小孩拥在一起放鞭炮礼花的相比，我家冷清的屋子简直就像是整个大院一颗缺失的门牙，没有光彩，无声无息的不值一提。
那个城市除了爸妈和我们姐妹俩，没有任何的亲戚。小伙伴们私底下，或是吵嘴的时候一概称呼我们为“外地人”，第一次听到这三个字的时候把我吓坏了，虽然它不像自贡话里的“哈板儿（傻瓜）”、“神经病”那样具有侮辱性，它的发音却分泌出一种使人无法抵抗的排异性的毒液——对于那个年代的人来说，“身份认同”是件多么重要的事情。
或许，为了潜意识当中获得这种所谓的“身份认同”，即使只有一家四口人，妈妈还是会为大年三十这一天，这一顿晚餐准备好至少十个菜，板栗烧鸡、炒回锅肉、家常鱼、川味香肠、腊肉炒年糕、冷吃兔、小炒兔、猪耳朵、豌豆尖煮粑粑肉汤、魔芋烧鸭、素炒白菜等等和自贡人大同小异的家常菜肴。
只有一样菜，这个菜是那样与众不同，它的存在，像是一道分隔符，始终区别着我们和邻居，甚至这座小城的人之不同。
那就是土豆泥。对于我家来说，这是一道万能的菜。没有菜的时候，妈妈上班忙的时候，过节的时候，平时里的时候，它都是最能安抚我和姐姐胃口的东西。
偶尔的，童年世界的残迹会涌进梦中，我还会看到，在那个狭窄的小厨房里，爸爸手足无措地对着喊饿的姐姐和我，安抚似地微笑着，一边把那些圆溜溜的土豆放下锅的样子，把它们煮熟之后，剥去皮，锅里放上油，用锅铲把它们压得烂烂的呈泥糊状，再掺点水，略微煮一些，快煮好的时候放点盐、味精，再加点小葱，拿来佐饭，一口气可以吃两碗饭。
我们家的“土豆泥”在自贡应该是个异数，从小到大去同学家蹭饭，基本都有着相同的内容：辣椒、辣椒油、香肠、兔子肉……但是土豆，顶多偶尔炒个青椒土豆丝也就罢了。因此我家的土豆泥又再一次成为我们是“外地人”的说项。
我爸和我妈是阴差阳错来到这座小城安家的，很多年以来，妈妈的愿望都是回到重庆去，外婆走了之后也才淡了许多这份念想。
难得几年一次的所谓家族聚会，也就是舅舅和两个姨妈从重庆过来（他们从未凑齐过），妈妈和他们总会聊起一些不成章节的片断，错综复杂的关系，仿佛我们有许多个外公，许多个舅舅和姨妈，至于外婆……是他们之间经久不息的话题，有时候我会央求妈妈让我坐在他们身边，但妈妈总堵在门口，把帘子放下，板着脸拒绝我的参与。
那挑薄薄的布根本不具有任何隔音功能，我躲在靠门的地方，悄悄蹲在地上，一个钟头，两个钟头，那种交谈，间或夹杂着一小片的啜泣声，然后是共鸣般的压抑的抽泣声，它们如同麻麻匝匝的小虫，在暗夜中没完没了又令人不安地蠕动着。
然后长大了，去了重庆读书，慢慢地了解到错综复杂的家族史，知道我的外婆曾经是个绝代佳人，有过几任老公，从重庆当地的大家族公子到著名的大律师都曾经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她曾经从九龙坡最穷困的纸板屋嫁入豪门，住进带花园的房子，从清晨的窗户里看佣人给院子里的花草浇水；她曾经冒着风险去参加共产党的先进会议，被全城通辑；她认识许多城中名人，也喜欢看书，对知识分子情有独衷……
但是，因为时代的关系，从40岁以后，依旧年轻漂亮的她自此挽上长发，裹上没有性别的衣服，把自己藏匿在一副乡下老太太的皮囊之中，即使这样，也没有阻止她在“文革”的时候因为所谓成分问题被打得头破血流。
我不敢想像外婆有没有被生活中的变故吓得目瞪口呆，抑或还是漠然地全盘接受？她在48岁那一年去世，那是“文革”结束的时候，而我从未见过她，享受过她温暖的臂弯。
有一年妈妈来北京看我，在我租住的公寓里做着晚饭，又是满满当当一桌子，自然有好几个肉菜，不知道怎么说起的，她突然叹息一声：“可惜你外婆没有享受到过什么晚福，最后那几年什么都没有吃到过。”
惟有这土豆泥，还是没有盐和味精的那种。
后来长大了，到世界各地去出差、旅行，才发现它其实是欧美人士的常规主食之一，去美国的许多餐厅点菜，也会经常被问及：“是要土豆泥还是薯条？”
我其实认真地问过一次妈妈，为什么外婆会传下来一道这样的菜，她回答不出来，正如她回答不出来，外婆那么早去世，对她，对我的影响。
2011年，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我觉得终于到了我应该探访外婆的故事，并且把它写下来的时候，那段时间我曾经频繁地回去重庆，去朝天门、去杨家坪、去北碚，去到那个潮湿的散发着淡淡腥味的长江边。
许多时候，我都会恍恍惚惚地觉得重庆和自贡没有什么不同，一样潮湿的空气，高低起伏的街道，只是在朝天门的夜景里，在响着汽笛的轮船推动下，那些像跳蚤一样的破旧房屋变成了高楼大厦；肆意生长的黄桷树下面，随着滚烫的开水冲进茶叶的瞬间，盖碗茶迸发出来的是一悠然生活的味道；还有黄桷兰、桅子花的清香，伴随着叫卖的声音飘出去很远。
当然它们很容易就被另一种扑天盖地的火锅的味道所淹没，我敏感的嗅觉能够分辩出厚实饱满的午餐肉、又滑又嫩的肉片、脆味又有韧劲的毛肚、软嫩细腻的豆皮、劲道透亮的苕粉……
我想要更多地了解这个外婆呆过的城市，我穿梭在大街小巷，去拜访了几乎所有健在的家族的老人们，尤其是外婆的至亲挚友，他们大多亲切热情地接待我，而四川人最热情的待客方式就是，拿出一盘又一盘辣椒炒的菜，一桌又一桌辣椒炒的菜。
不过我并没有看到土豆泥，我无从知道，外婆为什么会有一道这样的纯属西方式的菜，就正如我不知道为什么，（亲友们讲述）在那个潮湿的翻飞着垃圾和死婴的江边，外婆会喜欢捧着一本《包法利的夫人》反复地看。
福楼拜曾感慨地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有人说包法利夫人代表的是不甘于命运的我们，她和你，和我一样，都觉得生活应该有奇迹，虽然命运的浪头一次次地把她抛起来，再推回去，而她还在奋力地游着。
九龙坡、大家族、外公、律师、文革、嘉陵江……我想，就算两江的水势汹猛，卷走所有的往事，我也未必能找到外婆的人生密码，在那些生活的大杂烩当中，总应该有那么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她对生活的不甘也许尽在这盘土豆泥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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