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诗依：关于今天香港，金庸会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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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今天香港，金庸会说什么？
by 章诗依
我在香港的居所，是一个时时能让人想起金庸存在的地方——马路对面的律敦治医院，是他的第二任妻子朱玫凄凉辞世之地。距医院不到百米，是摩理臣山道。上个世纪50年代初，金庸就住在这条道上。这条短短的街道，是我日常行经最频繁之处。时常，我会遥想当年金庸，彼时的他，还不到30岁，人生风华岁月，巨大的才情，磅礴的活力，超人的勤奋，正不可遏止地将他推往生命的巅峰。武侠宗师与报业巨子的未来，就从这里开始。
这里，想必也是这位男人的忏情之地。他说过，朱玫是他一生最对不起的人。“所有对不起她的事，我都做了。”
然而，除了这些前尘往事触发的想象，在今日香港的公共空间中，俨然已感觉不到金庸的存在。曾经以一枝笔掀动风雷、撩拨人心的他，坐拥非凡的荣耀，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却任凭身外世界如何喧嚣，始终保持八风不动的姿态，不发一声。即便在激荡的2014年，香港超级有头脸的人物络绎出来表态，金庸也仍然保持缄默。
对于香港的今天，特别是对过去一年里香港所发生的事情，金庸会有何看法？这是我禁不住要去想猜想的一个问题。毕竟，金庸热爱香港，关于香港的前途与命运，在中英谈判前后，金庸曾经持续建言献策，执笔撰写了大量的社论。而今，面对沸腾的现实，他又怎么会没有自己的看法？
二十多年前，为了香港的未来，金庸不但高声建言，更坐言起行，以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的身份，投身到实际的政治活动中，为回归后的香港争取美好的前途。尽管一些港人对他关于回归后香港政制安排的立场颇有非议，甚至引发焚烧《明报》的行动，但是，金庸无意改变自己的立场。
作为一代报界宗师，金庸的政治洞察力是令人赞叹的。他撰写的社评，准确预言了许多事件及趋势。或许正因如此，中共几代领导人都愿意倾听他的意见。邓小平、胡耀邦与江泽民，都先后会见过他。
金庸本人，也并不掩饰对自己言论文章的自负。在他出版于1984年的唯一一本社评集《香港的前途》一书中，有的篇章之后，注有类似“最近的某某决定，正是按照这篇社评建议的思路来进行”的话。在2013年出版的专栏文章结集《明窗小札1963》后记中，金庸更写道：“孔子说：‘温故而知新。’读者们当可发现，所表达的见解和评述，我都尽力保持‘明辨是非，客观中立’的立场，是非未必完全明辨，客观和中立却是一贯的，其中的推测与预断，也幸而没有重大错误。”新闻被认为是易碎品，对于半个世纪前的时评文字，金庸却不遑多让，罕见地抱持巨大的自信。
对于一个如此不悔旧作的人，重温他昔日对香港前途的论述，岂不就能窥见到他对今天可能抱持的看法吗？抱着这一想法，我阅读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金庸为《明报》撰写的一系列论述香港前途的社评，期望从中找到答案。
保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是中央政府与香港人一致的愿望，也是这一时期金庸社评论述的重点。而保持香港繁荣与稳定的基础，在于自由与法治，这是金庸社评中一以贯之、反复申论的立场。
对于自由与法治的作用，金庸从现实主义出发，着眼于回归之后保持香港繁荣与稳定这一实用目标，而给予充分的肯定。在写于1983年的两篇社评《稳定繁荣以自由法治为基础》《“自由与法治”的具体内容》中，他定义了自由与法治在香港语境中的具体含义：自由，是指目前香港人所享受的一切自由与个人权利，包括迁居的自由、批评政府和公务员的自由、表达意见的自由、阅读任何书刊的自由等。法治，是指目前存在于香港的法治制度，包括司法独立、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根据证据而公开审判等。
他承认，香港施行的是资本主义自由与法治，它并不完美，但正是这一套制度，在过去造就了港式繁荣，而香港对于中国的价值，正是这种港式繁荣，而不是沪式繁荣、穗式繁荣。
在诸种自由中，金庸特别强调言论自由对于香港前途的意义。在1983年9月9日的社评《言论自由为什么重要？》中，他写道：“表明上看来，比之人身自由、出入来去自由、自由经济、港币独立、就业自由等等要素，言论自由似乎较为次要。那好像只是报纸编辑与记者、大众传播媒介从业人员所重视的自由，充其量也只是知识分子所关心，与一般市民似乎没有多大干系，尤其是向来不大发言的‘沉默的大多数’。但事实上，言论自由是保障我们其他一切自由的有力工具。言论自由本身，的确只与少数传媒从业人员有关，但它所发生的作用，却与每个人的自由幸福有密切关系。”
在金庸看来，一个享有自由的社会总不会坏到哪里去，他并为香港社会所享有的言论自由而骄傲。他写道：“香港的报章可以攻击、批评政府的任何行政措施，只要有证据，可以揭露任何官员不合理或不合法的行为。传播媒介绝不会因这些批评或揭露而受到报复。不可能期望政府所作所为都是尽善尽美、不能期望每个公务员都尽忠职守，奉公守法。但只要这社会中有言论自由，一切不合理、不公道、令人感到厌恶或遗憾的现象就有机会得到纠正。”
对于独立的司法于香港的意义，金庸更倾情讴歌，先后写有《现行的司法独立制度》《自由开放以法治为基础》《政府是否可以打输官司》《宁可怕老婆也不怕政府》等社评，不厌其烦地阐述司法独立在香港繁荣稳定中发挥的作用。在他看来，个人可以控告政府，政府可以打输官司，个人或私人团体和政府在法律之前平等，是检验是否真正法治、司法是否真正公正独立的简单而有效的标准。“不必通过各种复杂的程序和理论来判断，只拿这根尺来一量，一个社会中法治的程度就清楚的显出来了。”令他感到欣慰的是，在香港，政府每年都要打输一些官司。在法律上，政府与个人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
早年，金庸曾在《大公报》工作过，他特别服膺《大公报》“不党，不私，不盲，不卖”的办报理念。他所崇敬的新闻人，是英国《曼彻斯特卫报》总编辑斯考特（C.P.Scott）与《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他们都以言论影响了时代与社会。在哲学家中，他喜欢读罗素与波普尔的著作，这两位哲学家厌恶一切奴役与压迫。金庸对自由价值的推崇，其来有自。
对于民主，金庸既抱有托克维尔式的审慎与怀疑，也有基于现实的冷静计算。
在写于1984年1月9日的社评《能不能实施民主政治》中，他设问：香港如果实行真正的民主，目前的稳定与繁荣、现存的生活方式是否能保存？他的答案是：很难，很难！他认为，香港不少教授讲师、专业人士、青年学生、作家、社会活动家等，对于将来在香港实行真正的民主心向往之，将“港人治港”与“民主政治”之间划上等号，以为民主的前途大好，不是小好。对此，他说：“我们的看法却颇为现实，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即今后三四十年之中，香港殊无可能实行真正的民主，因为条件不具备。”
金庸为在香港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描绘了一幅黑暗的图景：民选政府与议会最大可能是代表新区居民、劳工与小职工的利益，因为居民中他们所占百分比最大。民选政府势必实施大量福利制度，干预大企业、银行、工厂的经营。于是不可避免地，香港对于中国的贡献由大至小、由小至零、再成为国家的负担，于是特别行政区撤销，港人治港结束，民主政治的试验无疾而终。
金庸表示，他并非对民主政治本身的价值表示怀疑，也不是否定低收入阶层的政治智慧，而是在分析时局时重视实际而不是理论。“现实是：香港不是独立国家，并无真正的自主权，当对中国能做出重大而积极的贡献时，中国可以容忍我们保有现有的生活方式；但当我们成为中国的负累时，中国必定不可能长期容忍，势必会结束香港特别行政区这种‘特别而无益’的行政状态。‘特别而有益’是可以的，‘特别而无益’就不可以了。”
这篇社评刊发的当时，香港每年创造的GDP的相当于八个大庆，如今，改革开放三十余年过去，香港在中国经济版图上的分量早已今非昔比。金庸关于香港民主前途的论述，当时备遭批评，今日看来，是极富先见之明的。
隔着三十多年的漠漠岁月，展读金庸当日撰写的社评，不禁为青灯黄卷中散发的睿智而感叹，也为这位新闻人披肝沥血地为香港前途建言而感动。我相信，面对今日香港，金庸内心的祝福与希望会是：珍惜自由，珍惜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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