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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芳:富人不再把钱捐给慈善机构

2015-02-08 李华芳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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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ID:ipress

佩奇称如果身故,更愿意把钱交给伊龙·马斯克这样的企业家,而不是把钱捐给传统的慈善组织。


富人不再把钱捐给慈善机构
by 李华芳


(一)


作为Google创始人兼CEO、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科技企业家之一的拉里·佩奇,发表了一番关于捐赠的言论,与过往的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大相径庭。佩奇称如果身故,更愿意把钱交给伊龙·马斯克(Elon Musk)这样的企业家,而不是把钱捐给传统的慈善组织。这番言论当然如大石砸入小水塘,溅起水花无数。


谁是伊龙·马斯克?简单来说,他是Paypal(贝宝)的联合创始人,现在是特斯拉汽车(Tesla)和SpaceX的CEO,也是太阳城(Solar City)的主席。马斯克充满想象力,具有雄心壮志,特斯拉,SpaceX,和太阳城都是为了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特斯拉汽车是电动汽车,这样就可以减少尾气排放,让汽车变得更加清洁。SpaceX是一家民用航天技术公司,主要是发射火箭。目前火箭技术基本都由各国政府掌握,而火箭的硬件没有得到很好的回收,造成巨大的浪费。所以马斯克的SpaceX就试图发射可回收利用的火箭,这样一方面可以大幅度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同样有益于环境。而SolarCity出售和租赁太阳能采集使用设备,利用太阳能来降低能源使用的成本,同时也减少对环境的污染。都是很棒的主意,但同时也是不错的生意,马斯克做得风生水起。


把钱交给马斯克这样的人,当然没有什么问题,没准是极好的投资,如此伟大的企业家能极大改善人类的未来。

(二)


但是另一方面如巴菲特和盖茨把钱交给慈善基金会,帮助世界上需要帮助的人,从而改善世界,也是伟大的事业。


资中筠老师在《财富的归宿》一书中阐释美国富人受各种激励,不愿意把财富带到棺材里去,甚至留给子女的部分相比较于其庞大的财富也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一种原因是因为“天命神召”的清教精神影响,富人认为自己的财富不过是替上帝赚钱,赚了钱自然要在上帝的感召之下花掉,所以捐款给教会占了美国私人捐赠中的很大一部分。


另一种原因是税收抵扣。尽管在慈善领域,进一步的金钱激励或许没有在纯粹提供私人物品的商业领域那么有效,但多多少少也还是起点作用。捐款给非营利组织可以获得税收抵扣,的确也会吸引一部分人把钱捐出去。


总而言之,就是卡内基,洛克菲勒,福特等老一辈美国企业家也是慈善家的人,无论是发自内心呢还是被社会舆论所逼迫(谁知道呢?也可能是为了避免后代的豪门恩怨),都同意“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所以大家就纷纷捐出家产,通过设立家族基金会,资助有利于人类发展的事业。


大家或许记得几年前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到中国,也不是来教中国富人投资之道,反而是摆了“巴比宴”劝富人行善。盖茨基金会的主要业务集中在卫生和发展两个领域,在卫生领域的重要工作包括对抗疟疾和艾滋病,而在发展领域则包括农业、能源和儿童人力资本投资等。当然不可以说这些不是重要而伟大的工作。


(三)


那么这两个伟大的事业之间有冲突吗?对于拉里·佩奇来说,表面上,这当然会有所冲突。比如你把钱给了马斯克,就没法把钱给盖茨基金会了。佩奇自然不会否定当企业家进入慈善领域能发挥的巨大作用。但佩奇首先是一个企业家,而不是慈善家。这是个人从投资还是捐款层面来讲,面临的冲突。其实如果我们引入私人投资和社会投资两个概念的话,那么就是投资选择的问题。


但隐藏在企业还是慈善更能帮助社会背后的争议,其实还有一层组织层面上的冲突。这种冲突一直可以回溯到1960年代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对企业目的的论述。企业对股东负责,追求利润最大化,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其他的“社会责任”了。毕竟企业不仅提供就业,而且提供产品,通过市场交易,已经极大丰富了人类的生活。所以其他的社会责任对于企业来说,就显得多余了。


而非营利组织呢?恰好就是关心“社会责任”的。在某些情况下,非营利组织和企业之间甚至会相互冲突。比如说,企业生产会对环境产生影响,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企业希望环境标准例如说污水排放的标准越低越好,这样企业就不用花大价钱买污水净化处理设备。但对于非营利性的环境保护组织而言,他们就希望污水排放的标准越严苛越好,因为这样对环境比较有利。所以组织层面来讲,两者也是冲突的。


(四)


也许,投资私人企业或捐赠给非营利组织不过仅仅是个人的选择而已,并没有什么值得深究的。但值得再说的却是人们往往“忽视”了企业带个社会的正外部性。没有“百科全书”的生意,启蒙运动就没有那么快扩展。而不是那些挖空心思的商人无所不用其极往前苏联国家运送翻译书籍,也许意识形态的改变就不会那么快。这样一路往下走,就会碰到一个问题:如果没有Google,人类将会怎样?


某种程度上,佩奇和马斯克是同一类人。看看在施密特2011年不担任CEO之后,佩奇在Google进行的一系列项目,或许就可见端倪了。例如说Google光纤计划,将提供比目前的宽带快上百倍的网络传输速度。上传和下载速度可以达到每秒1G,想想看在已经实现了光纤铺设的奥斯丁、犹他或者是堪萨斯,记者利用这个光纤传输将会怎样改写突发新闻的报道方式。


又比如说神盾计划(Project Shield)为那些促进言论表达的小网站提供保护。这些网站虽小,可是对言论自由至关重要,在有些国家,例如伊朗,很可能会被国家级的攻击打败,导致网站瘫痪,无法访问。而神盾计划可以保护这些小网站,对抗国家级的DDoS攻击。这固然是受到另一位Google的创始人谢尔盖·布林的影响,但何尝不是一个大胆而又惠及人世的企业创新。布林由于幼年时期的记忆,对苏联式恐怖恨之入骨,所以愿意尽各种努力去捍卫自由的价值,被称为Google的哲学家。这也是Google“不作恶”思想的来源。


简单来说,佩奇的心思和马斯克一样,都是改变世界、造福人类。只不过不是通过政治制度的调整,而是通过技术变革来实现。这是理工男的可爱之处。


均衡一点来说,我们当然可以诟病Google在隐私和垄断方面带来的威胁,但我想不太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如果没有Google,世界将会不美好一点点。甚至不美好很多。


(五)


所以私人企业有时候不仅仅为员工提供就业,为市场创造私人产品,它们还拥有巨大的正外部性,促进了社会福利的提高。回顾历史上那些重要的私人发明,例如电,例如青霉素,例如避孕套,在各个伟大企业的推动下,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文明的演化。


企业家身负多重使命,其中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要被反复传颂。人类似乎早已从英雄时代脱魅,但像伊龙·马斯克这样的企业家,其身上的企业家精神引出破坏现有市场均衡的创新,从而将人类不仅从物质上也从精神上带到一个新高度。这种英雄赞歌过去、现在、未来都会被颂扬。


“把钱交给马斯克”。佩奇的“捐赠观”在颂扬企业家精神这个意义上,不仅是正确的,还值得广为传扬。


马斯克2015年1月在西雅图宣布了一项10亿美元的计划,将陆续向空间发射卫星,组成一个卫星群,通过这个卫星群来提供网络服务,也就是“空间互联网”(Space Internet)计划。这将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的互联网传输模式。你建起防火高墙,你甚至可以拔掉电缆,物理隔绝,但出色的企业家是不屑于在这种低贱的维度里跟你对抗的。而只会超出你所见,为世界提供低价甚至免费而又不受约束的互联网。而这一切甚至完全不是为了对抗互联网的屏蔽、审查、和管制,而是为了探索向火星移民的可能性。


无独有偶,佩奇也有过用热气球发低空卫星来进行网络传输的想法,试图捍卫Google初创时的梦想“集全球信息,使人人皆可访问并从中受益”(Toorganize the world's information and make it universally accessible and useful)。


我很确信佩奇和马斯克看到的和方滨兴们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世界。我也希望不管是低空互联还是空间互联,早日实现。


话音未落传来Google投资SpaceX的消息,英雄惜英雄,真好。


作者:李华芳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书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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