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夜饭，座位比味道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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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会觉得，年夜饭就像是农人收割的麦子一样，每年一熟，每年都要收割一茬，每个年头，都需要大家坐在那里，吃吃喝喝，正如把去年的回忆割下来，再嫁接到这个月份一样的。
爷爷走的那年才发现，上帝应该一直是在忙着排列组合，分配座位的。
生平只和爷爷一起度过一次年，那个时候年龄太小，很多细节都淡忘了，就记得在农村，女人和小孩不能上桌，男人们举起酒杯，大块地夹着肉，醉意人生。
爷爷后来又娶了个后奶奶，父亲说他一辈子都是那种对爱的表达很粗糙的人，对父亲他尚且没有展露过几分爱，更何况是对我们。那一年的年夜饭吃得很别扭，对于一个渴望着一年打一次牙祭的小孩子来说，那个大圆桌上除了香肠就是腊肉，口味都偏咸。大概那是吃得最不满意的一次年夜饭，父亲后来告诉我，在农村，他们一天三次都是吃稀饭咸菜的。而爷爷，从来没有给我夹过一筷子的菜。
那个农村，实在离我家太遥远了，不仅仅是路程，生平第一次看到大水牛就是在那里，脏兮兮的孩子们邀请我坐上去，终究因为看到牛背上的污浊和跳动的小虫子而作罢。
还有大肥猪，它们有时候会发出忧愁的声音，那是一种让人再也接受不了它会变成桌上的肉的声音。农村还保留着许多传统的习俗，家家户户都会比较养的猪有多少斤，一个人最健康的表现也是能吃得下多少块腊肉，大年初二是女婿上门的日子，做小姨的都会偷偷捉弄来做客的姐夫，给他乘上一大碗米饭，那米饭只有表面上薄薄的一层，下面全是硕大的肥腊肉，不能丢掉，不能不吃完也不能找人代吃，全家人都会笑眯眯地看着姑爷完成这饕餮的肥肉之旅，好了身体不错，可以放心地把姑娘交给他了……
也许，所谓的年夜饭都不一定有什么美味之处让人怀念，望着那高得让人脚底发软的房樑，宽大的圆桌薄薄的似乎承受不住大瓷碗满碗猪肉的力道，桌子上的花纹让人想到那是一棵躺倒了的树，厨房里面的灶火味道一阵阵地飘过来，后奶奶带领着女儿、媳妇们在热热闹闹地洗菜，围坐在圆桌四周的大人们仿佛就会长久不变地坐在那里，陪伴着你长大——潜意识当中，觉得那种满满当当的座位之中含有一种成分，似乎和某种安全感联结在一起。
说起来，爷爷也算是个奇人吧，年轻的时候喜欢看书，有一天无意中得到一本《麻衣相法》，开始各种研究，成了远近闻名的算命先生，但他一般不收别人的钱，基本属于爱好，他曾经给自己算过命，83岁有一劫，过了就会再多活个十来年。
爷爷一辈子都喜欢赶场凑热闹，83岁的时候，有一次赶场，摔伤了背，在家里睡觉，就总见有两个小孩在旁边不停地闹腾，他叫小孩不要闹，可是没人听他的。他于是一怒之下就把两个小孩绑起来烧掉了……突然惊醒发现是南柯一梦，过了几天，背上痒，用手去摸伤口，摸着摸着，摸出两根刺，扔掉了之后，没过多久，竟然痊愈了。
这些都是爷爷在年夜饭桌上的笑谈，中国人年夜饭的神奇之处还在于，它在恪守一些传统习俗的时候，也会打破另外一些所谓的行为准则：比如说年夜饭桌上，总有一个菜是你平时里特别钟爱，但是母亲不太让你吃的；比如说最严历的家长也会拿出个酒杯，让你跟着咂吧砸吧；比如说你会在那张桌上听到最不可思议的家庭故事。
爷爷是从来不去医院的，他92岁走掉的时候是在睡梦中去的，人生的最后几十年，偏向吃素念经，修心养性，对食物基本没有什么热望。可是为什么我总记得他拿起一双黑黑的筷子，对每一筷形状可疑的肥肉都赞不绝口的样子呢？
“味道是有记忆的”我的一位学心理学的朋友告诉我说，此后多少年，徘徊深圳街头的那顿快餐的蒜香味，美国采访的时候迈阿密海滩的那瓶smirnoff的清爽，东京银座的那碗鱼丸汤的鲜香，我的鼻子也许就像一台忠实的机器全部记录了下来，而属于爷爷的味觉的一生却那么朴素而简单，他经历过历史的变革，挨过饿，体验过从谷场将辛苦打来的麦粒一粒一粒地捡起来，父亲说印象当中有过那么一次，没有到吃饭的时间，他饿得不行，买了个糍粑吃，却被爷爷怒斥了一顿——除了正餐，哪来那么多钱买零食！
我们家也就是从爷爷那里传下来许多所谓的“征兆”，一年到头不管过得怎么样，年夜饭这一顿一定要吃好，吃多，吃得称心如意，吃出好兆头：比如菜的数量最好是8或者10，比如一定要有个菜是鸡肉，代表“吉利”；有个菜是鱼肉，代表“年年有余”；饭不能吃完，在饭桌上说的话必须和和美美、甜甜蜜蜜，不能打碎碗碟，举手投足都需要谨慎。
根据父亲的回忆，爷爷曾经在桐油灯下对他说，万贯家财，不如一技傍身，就算是风调雨顺有饭吃，也没有自己有本事好，不靠天，不靠地。爷爷喜欢看剧，羡慕琴师。他说，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太阳，晒不着；冬天可以脚下烤着烘笼，周围的人都停下来，这一刻的时间只为欣赏你。于是他东寻西觅，用他珍藏的上等叶子烟找到了一个拉京胡的师傅，一个双目失明的瞎子。有次去山里打死了一条大蛇，用蛇皮自己给做了一把京胡，然后辗转引荐又认识了一个据说一流的琴师，要到了子母弦和马尾弓，于是，父亲便开始强记住公尺谱，“杀鸡杀鸭”地学着，无论刮风下雨，爷爷都会背着父亲，夜晚走小径，爬山坡，穿树林，过坟场，去到梁师傅家学琴。
然而父亲始终没有成为乐师，只是学到工尺谱的《双探妹》及几出川剧的《过门》，可能还是年龄太小没有常性罢，爷爷为此居然难过起来，担心父亲像他一样一无所长，将来吃不上饭……那应该是我从小大到惟一听到关于爷爷的“爱”的故事。
一个人年轻时候走路跺下的尘土，或许直到晚年还会慢慢降落在他身后……爷爷喜欢看书，一个一辈子面朝黄土的农民会背《诗经》，爱看《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小说，而父亲也喜读野史，喜看传记，尤其是演义类小说，经常是手不释卷，有时还喜欢摇头晃脑地背着唐诗。后来很多年才醒悟，这个习惯从爷爷那里再到父亲那里一直接力到了我的身上。
不管我有多么不习惯农村的饭菜，多么不喜欢农村的牛粪味，多么地忍受不了晴天也完全是稀泥的那条路……年夜饭，年夜饭上的那盘菜，那些习俗，那些听到的故事，也许就是这个家庭给你暗暗打上的记号，它让你走出去再远，都会辨别出自己家的味道。
就像我小的时候，觉得有时候爷爷的那种山一样静止的沉默既可笑而又可怕，没想到中年以后，曾被我鄙视的东西，竟然成了我身上抹杀不了的性格特点了。还有饮食，小时候家里给我的面里面扔一点点辣椒，我都会吵着闹着要扔掉，因此被家里人嘲笑我是“北方人”，而现在走在世界的任何地方，我却变成了一个无辣不欢的忠实用户。
看见有朋友写过，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出门散步，突然空气中漂来一股熟悉的花椒味，就沿着莱茵河，一路嗅着味道往上走，最后碰到几个四川老乡在河畔开麻辣烫聚会……
偱着四川人的胃、四川人的味道，我找到了什么？我真的不知道，我想，也许潜意识当中，我是为了活得比他们更好而远走他乡的。而印象中年轻时候有那么几年，是没有“年”这个概念的。有一次，我孤零零一个人在美国采访，打电话回家，爸爸的电话那头传来了鞭炮的响声。
那个时候我在想什么呢？我一定是独自霸占着一整张桌子所有的座位，为独自一人的自由而暗自欣喜过？但如今对于那个年，在我的印象当中几乎是一片空白，就好像没有千里迢迢赶回家去，没有补上那个圆桌的一个缺，没能面对一桌子的大鱼大肉，那个年就无端端从我的人生日历当中消失了一般。
在爷爷过年的那一年我年龄还小，可是就在那一瞬那，我仿佛看透了自己这一生的排练组合：当我长大一些，我会坐在表哥的位置，与大人们喝酒，当我成家立业，我会坐在爸爸的位置，再往后去，我看见一个老了的、驼了背的我在那个桌子上坐着，按照排列组合，我应该渐渐地靠到最中间的位置了，我笑着，看着那些后生晚辈，笑。
其实想起来，一年当中可以吃很多顿饭，但是年夜饭就像是你对家人一年一次的一个承诺，一生一次的承诺，只有和最亲的人吃了这顿，仿佛才完成了年的洗礼。
现在一切全都没有了，外婆在48岁的时候就去世了，爷爷也走了之后，我们家再也没有那么一个大家长，来召集着大家过一个热热闹闹的团聚之年。在透明或者黄昏的微光之中，有的时候我会看见外婆，戴着老花眼镜，坐在一把摇摇晃晃的藤椅上面。还有爷爷，拿着那支特别长的烟杆，抽着那种廉价而呛人的叶子烟，那种气味，和年夜饭那些腻人的菜一起残留在了记忆的某个库存房间之中。
而只要有桌子上的那个座位在，多少年以来，你都走不了多远。就好像小的时候出去满山遍野地疯跑，不管跑到哪座山头，只要天一黑，风里遥遥地传来父母叫唤吃晚饭的声音，你就知道，该回家了。
爷爷走之前的一年，曾经打电话给父亲，他问我能不能回农村去过一次年，父亲说不可能，我工作太忙了。“你爷爷其实就是个好面子的人，觉得如果家里晚辈能够凑在一起过个年，那他就是全村最幸福的人了。”父亲如是说。我让父亲转告爷爷来北京玩，但是那个时候他终于老了，连赶场都费劲了。
爷爷，你说过年是大家庆祝一年以来的收获，而你终于收获了人生当中永久的平静；爷爷，我永远都亏欠你一顿年夜饭的，而那一顿年夜饭的回忆，耐心地守候过的那个年夜饭座位，它们都曾经让我感知过生活的喧嚣和繁华；爷爷，我曾经那么惧怕你们会消失在虚无之中，撕裂自己生活的完整，但是总有一天，我们所有人都将穿过黑暗，推开永恒的那扇门，我们都要回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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