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孙：春晚背后的中国三十年文化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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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18日晚，我和家人在看窗外除夕夜的礼花。电视里晚会的荒诞与喧闹被电源开关隔绝在了视听之外。节日的声音变成了单纯的礼花爆裂的呯嘭声和家人之间的笑谈。我以为这才是春节团年的本意，但过不了一会儿，远处的火花和爆裂声音渐觉无聊，夜景也愈发单调模糊，语言的资源很快就被闲聊耗光。不幸地，大家自觉回到了客厅，打开电视。根本不需要调频道，那种火热得近乎不真实的节日气氛又倏然回到了我们中间。
这些年，我试图躲避令人厌烦的春晚，却总是不得要领。每每是以不同的方式重新与它遭遇，就像一团总也挥之不去的阴影，它如铁笼一般笼罩着中国人最为重要的一个传统节日。人们就像笼中的动物，在亢奋的声光影效中纵情起舞，神情迷惘，不分西东。作为观众，那种带有官方强调的热烈气氛让人避无所避，正如你永远躲不开阴影。有光的地方，阴影会跟随你四处而行，无光的时候，黑暗本身便是阴影。你逃得掉阴影的追随吗？
要回答这问题，我们得追一下这团春晚阴影的前世今生。
记得那是1983年的除夕夜八点，中央电视台向全国转播了一档名为“春节联欢晚会”的节目。晚会的报幕人是当时家喻户晓、样貌甜美的青年演员刘晓庆。
当时一片和乐的晚会节目虽看不到什么“大场面”，但真实而贴近观众的表演依然获得了人们的好评。另一项令时人耳目一新的“创举”是春晚节目组现场开辟热线电话，电视机前的观众因此也能直接参与到晚会中来。这样的临场感使人们在观看晚会节目时不再是与己无关的单纯“观看”，他们觉得自己仿佛是在晚会舞台下鼓掌、大笑的现场观众。
这是中国当代社会文化史中具有标志性的一刻。中央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并不是首次举办，但在除夕之夜向全国观众放送春节晚会，却是头一遭。中国老百姓生活的一项“新传统”就此逐渐形成，那便是在除夕之夜，全家人做好团年饭，听着门外劈啪作响的鞭炮声，围坐在电视机前看春晚过年的习俗。至今，这台奇特的晚会依旧填充着除夕之夜的电视屏幕。
不少中国人在80年代初购买了自己有生以来的第一部电视机。不过，当时市场上的黑白电视机需要凭票供应，电视票相当紧俏，人们需要在供职的单位登记排队等上好长一段时间才能等来组织上配给的电视票。而且购买前他们还得与其他顾客一起排上很长时间的队。最后，漫长的等待终于换来了一个幸福的场景：人们肩扛着12寸的黑白电视回家，到家后马上兴致勃勃插上电源打开电视，一家老少七手八脚拨弄好一阵电视天线调整画面……影像渐渐浮现出来了，大家这才坐在夹杂着雪花的黑白荧幕面前，过一把时髦的电视瘾。
当然，对历史细节的文学描述并不能取代我们参考实际的数据。当春节联欢晚会第一次向全国播送的时候，究竟全中国有多少人家里拥有电视？根据国家统计局《电视机和有线电视普及率》报告，80年代初中国的电视普及率仅为每千人5.1台，这远远低于当时世界的平均水平每千人111.2台，更不要提与世界发达国家相较。当时日本的电视普及率为每千人538.5台，美国是561.4台。中国的电视普及率甚至低于朝鲜，1980年朝鲜的电视普及率为每千人7.1台。
春晚在中国家庭中的迅速普及，几乎是与电视在中国家庭的迅速普及同步而行的。事实上，中国人均的电视机普及率在整个80年代上升了大约三十倍，彩电的使用率增加了四倍。毫不夸张地说，春晚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凭借当时流行普及的电视机，以几何级数的增长趋势，进入了中国的万千家庭，把一个原本公有的、集体的节假日，像植入芯片一般移植到了每个家庭的日常私生活。节日、庆典、狂欢、幸福，不再需要如当年的革命情怀那样诉诸广场，而可以以电视机为原点，在私人的小范围内热烈地进行……
当在这一节日新传统持续多年以后，我们开始以另一种方式关注春晚。那里的节目不再令人“如沐春风”，生活也并不是如晚会描绘的那样光辉美好。观看之余，每个人都在竭力挖苦、调笑、讽刺、恶评这台面向全国放送长达三十年的晚会。仿佛是一场积蓄已久的发泄，不仅是针对这台晚会，也时常涉及旁的什么。
从捧到骂，从喜欢到鄙夷，当中涉及一场社会文化的大转变。恰如文化学者斯图亚特•霍尔所说，所有的电视节目都建立在一套“编码”—“解码”的传播机制之上，在文字、影像、声音被转化为可传播的故事以前，制造者必须赋予这套编码以意义，这是一切的关键所在。三十年前，春晚的生产者和春晚的消费者可以说是共用着同一台意识形态的“解码器”，因而契合度很高。但今天，消费者或者说观众们大脑中的解码器早就已经变了，有些东西人们不再相信，有些说教只听一句就令人生厌，消费者被愈加市场化的社会“宠坏了”，他们所认可的未必就是春晚节目组所希望宣扬的。
电视晚会的表达与观众的理解之间有了深刻的裂痕，这段裂痕之深有如新闻联播的表达与观众所见的现实距离一般，几乎是魔幻现实主义的。于是，当理解成为不可能之后，剩下的就只有调侃，一种充斥着无奈、不满、宣泄、报复性的调侃。春晚所传达的宏大主题，多年来几乎一成不变，那就是告诫人们：劳动人民过上了一天比一天幸福的生活，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满足。因此，不要抱怨不满，而要珍惜感恩。
搁三十年前，这样的说辞，以及围绕这种说辞所构建的美学趣味当然能够被大多数人民所接受。但到今天，这样一个去中心化的多元社会，一个民众沟通表达渠道多样化的社会，春晚式的叙述与煽情，很自然地被人们解读为了矫情做作；春晚的所谓“接地气”，被人们认为是一种审美上的粗鄙低俗；春晚的大众审美趣味，更是被观众们解读为了一个字——“土”。
春晚，一个过去时代的产物，一个建立在改革开放初期物质废墟上的精神殿堂，在时过境迁之后，它也不得不换了衣裳、涂了胭脂，甚至还穿上了象征性感的黑丝袜和高跟鞋，但它依然性感不起来，其思维依然在提供着数十年不变的、永远“正确”的表达状态，那样一种热烈到真假难辨、敌我不分的煽情与滥情，使得这些年我们看过的春晚一直在新闻联播化，或者说，从一开始它就是另一种欢脱版的新闻联播，一年播一次，一次合家欢。我们逃离春晚，其实就是在逃离自己的不堪的过去，逃离自己也曾经积极参与过的虚假和做作。
作家阎连科曾写文吐槽春晚说，“当春晚被万人吐槽和唾弃时，人们大都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春晚确实丰富过中国亿万人的节日生活，但也开始在破坏着亿万人固有的、传统的节日生活——春节。”他于是得出了应该取缔春晚的结论。我倒是认为，不必取缔这台晚会，应该取缔的是，那一天的所有频道都转播这台大型群众集会的行为。用媒体宣传捆绑文化传统，这无疑是对传统春节的亵渎和不敬。
真正理想的情况是：既有央视版春晚的春节，也该有农家的春节，城镇人的春节；南方人的春节，北方人的春节；小资的春节，土豪的春节；高雅的春节，低俗的春节；很像春节的春节，不怎么像春节的春节……总之，单单以某家电视台的春晚为中心，以综艺节目为圆规所勾勒出的春节，不能称为春节，它不过是一场秀，一场与节日有关的、与政治有关的、与经济效益有关的大型乡土真人秀。
即使逃离电视，也不一定意味着成功逃离了春晚，电视呈现的只是春晚的演练场，在那之外，真正难以逃避的是春晚的美学潮流，那种“接地气”的粗鄙蛮横，才是真正的梦魇和阴影。当你好不容易逃离了电视里的春晚，来到街上，却发现你生活的城镇已经被改造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巨型春晚舞台，每个人都是喜气洋洋的演员，此时，风中凌乱的你该如何是好？该往何处去？
注：本文原标题《春晚，一个躲不掉的节日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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