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强：重庆大厦，小孤岛推动低端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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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领土上，大概没有哪一个地方像香港这般纠结。被称作“东方之珠”的香港，兴于殖民时代，同时也是孕育民族主义运动、进而推动中国近代民族革命的桥头堡；1949年后作为冷战前线，既是CIA收集中国情报的最近基地，也是竹幕内红色中国政权借以输入从麦片、西药到潜水器材、输出猪鬃、生漆、茅台换取硬通货的中转站，当时的走私大亨今天已成维系香港地产资本统治模式的寡头。类似吊诡的香港特色，几乎贯穿着整部香港历史。
一座叫重庆大厦的楼宇，则仿佛香港的香港，或者租界中的租界。重庆大厦位于大厦林立的尖沙咀商业区，却如孤岛与周围格格不入。香港本地人每每徜徉尖沙咀一带，到得重庆大厦门前，望门口的南亚人和非洲人而却步，仿佛那是一个黑洞般的贫民窟。
但是，另一方面，这座大厦因为王家卫《重庆森林》的演绎而笼罩着一层神话的迷雾，在大厦的人群混杂和阴暗角落中，时刻与女神擦身而过，仿佛拥有可资解读今天香港种种谜团的密码，并且嵌入整整一代大陆青年对香港的想象，等待世界各地的背包客和第三世界的商人们一道寻觅。
2015年初，香港的街面已经恢复了市井的热闹。带着错过田野调查的遗憾，我住进了重庆大厦，一间巴基斯坦人开设的小旅馆，果然遭遇到如期而至的各种狗血，包括一场大厦里的洪水：下水倒灌，黄白泛滥，淹没床脚和行李，然后各房间的背包客们，无论男女，身着内裤和皮靴，一起咒骂、嬉笑，夹杂着英语、德语、意大利语，还有咖喱英语，就是没有粤语。几乎一夜间，如过客，又如最现场的目击者，见证了香港最隐秘、最生动的运动。
如此景象，绝非偶然。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教授麦高登(Gordon Mathew)，从1983年还是一名学生、第一次踏入香港随即入住重庆大厦开始，就注意到了这个独特城市独特大厦的独特景观。从那时起，只要在香港，无论教书还是会议，麦高登每周都会到这间大厦的旅馆住上一晚。经过多年田野研究，已经汇成《重庆大厦》一书（青森文化，2014年第二版）。
这才是真正的社会研究者，总是出现在现场，不似国内某些学者，现场最多意味着所谓采风，一定要有地方官员陪同，甚至以学术官僚姿态为同行进入现场设置障碍。当然，更重要的，在一个现代化的石屎丛林里做田野，自不同于传统意义的人类学田野研究，后者似乎更浪漫；但是，城市人类学，无论对一个地区，例如东京六本木或者北京五道口，还是对一栋大楼做研究，仍然是民族志范畴的，跟《金翅》、《银翅》描写的福建村落并无实质差别。
换言之，只要在人类学的视野里，他们仍然为“他者”。而且，事实上，重庆大厦里聚集的第三世界人民，来自南亚和非洲的商人、非法劳工、避难者、性工作者等，因为在港感受到的肤色、种族和语言歧视，才聚集在这座孤岛大厦。在香港本地人眼中，他们就是他者！
这种对“他者”的建构，几乎从人类学一开始就贯穿其中，并且服务于殖民主义，人类学知识也是构成“殖民知识”的重要来源。例如英国对东南亚的殖民历程，通常就以人类学家为先锋，对原住民做各种分类，然后分而治之，并且不断以这种人类学知识为基础训练着殖民官员和他们的殖民技艺。
当然，这只是人类学的原罪，无需因此质疑麦高登的人类学研究价值。重要的是，他的研究，特别是2007年在《时代》周刊上发表了一篇调查文章后所引发的极大关注——尽管这一关注主要是正面的，并且有助于重庆大厦的形象改善——却恰如其分地反映了重庆大厦在香港人心目中的“他者”认知，而且这一认知来自香港的殖民主义传统。
在英国的殖民传统下，跨种族、跨肤色、跨阶级的普世团结和公民社会并无可能，各个人群都被严格限制在各自的边界内，而且这种富有殖民主义色彩的族群划分并非简单的金字塔式的等级制，而是按照融入英式统治精英的程度划分为若干阶级，然后固化以相应的社会分工与阶级秩序，相互牵制和分而治之，并且鼓励相互间的不信任甚至制造族群冲突。其结果，导致香港本土华人长期以来依据他们对南亚人持着又歧视又害怕的心态，并且扩展到对非洲裔群体身上，甚至对内地同胞的歧视。
（电影《重庆森林》剧照，重庆大厦中聚集了各种肤色的小商小贩，尤以南亚裔人士最多。）
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这一歧视仍然通过香港部分大众对大陆观光客的“蝗虫”心态而表达出来，在过去半年的政治进程中屡有表达并被当局继续利用，作为激化冲突然后分而治之的新的类殖民主义手段。
其中要害，本来应当归于香港公民社会精英在最近政治议程中所淡化的，香港的统治秩序和结构，特别是大资本与权力的合作，但在有意误导下，则被引向对普通大陆观光客或水客的“抢购奶粉”“当街便溺”“地铁吃食、喷嚏”等焦点。无他，大陆旅游者的这些抢购行为近乎低端，无处不显示着他们与大陆权贵相区别的“低层”关系，而强化了与香港本地民众相区隔的“他者”形象，与重庆大厦的认知序位如出一辙。这些都未进入不久前香港公民活动的讨论视野，反而继续发酵，并可能酝酿出未来3月针对大陆水客的新抗议。
对重庆大厦来说，这一种奇怪的香港后殖民心态便是形成重庆大厦景观的重要原因，麦高登教授将之解释为“低端全球化”的代表。当然，身为白人的麦高登教授，拥有着身为白人的优越性，能够轻易得到重庆大厦内外各族群的认同和倾谈，尽管这也是他在研究中始终注意到的一个身份尴尬。与之对比，他的本地女学生或者其他南亚学者，往往都遭受着身份困扰而难以遂行正常的调查。
田野过程、身份冲突时刻印证着他的结论本身。从2006到2009年间，麦高登和他的学生开始系统地对重庆大厦作田野调查，包括与这间大厦的业主、旅馆、餐馆、手机店、兑换店的经理和员工、入住大厦的商人、滞留大厦的避难者、保安、游客、警察、性工作者、托儿等各色人等交谈，甚至随着他们的商业路线、回家路线一路跟踪到孟买、加尔各答、拉各斯、内罗毕等地，见他们的家人和伙伴，最后描绘出大厦人群的民族志。
最表层的，所谓低端，指的是重庆大厦的旅馆价格与邻近的假日酒店、帝国酒店等相去甚远，重庆大厦底楼商铺出售的商品多是廉价服装和手机、小电器，更与尖沙咀一带的购物环境格格不入。而此间流连的商人，主要来自非洲和南亚的小商人，而非当地富商巨贾，犹如苏东剧变之后西伯利亚铁路上的国际倒爷，或者今天往返港深两地依靠体力携带手机、奶粉、图书的水客，多是依靠行李将他们在重庆大厦买到的手机、服装等廉价商品带回去。
据麦高登教授的估计，从重庆大厦出货的手机，大约占撒哈拉以南手机交易量的20%。当然，这些手机大部分都是低端、仿冒机，俗称山寨机，也有来自欧美市场的14天机和二手机，在商品价值上也位居低端。
然而，建于1962年的重庆大厦，却因大厦设计的原因，物业单位过多、分散、建筑质量低下，导致租金较低，与周边繁华大厦的差距愈拉愈大，又因距离天星码头咫尺之遥，正好适合扮演一个落脚大厦的角色，吸引着世界各地寻求廉价房间的背包客和寻求廉价货品的第三世界商人，特别是来自前英殖民地的南亚和非洲商人，非法劳工和避难者。
这些人，在其来源国原本多属于当地中产阶级，却因汇集了全球化边缘地带、小资本、种族差异和低端商品等因素，区别于大资本主导的全球化主流。他们在港也多与低端服装市场的深水埗摊档发生贸易关系，而非尖沙咀、中环一带的大公司。甚至，当他们前往大陆与廉价品供应商打交道时，还要遭受更严重的种族歧视和语言障碍。一个新自由主义的香港，然后一个低租金的重庆大厦，如恶人谷一般，一定程度上可能容留这种有限的低端全球化，使得重庆大厦可能成为他们的聚集地，而非香港其他地方或者广州。这便是重庆大厦的孤岛比喻所包涵的低端全球化。
只是，香港以新自由主义态度和理性计算为“他者”所容留的有限空间，并不能消弭其新旧殖民主义对低端全球化、对他者的根本排斥。透过新自由主义的迷雾，重庆大厦这种承受双重压迫的全球化景观，还因为香港景气低迷、大陆自由行旅游者和水客泛滥，而有扩展向整个香港的趋势。这一点，深令香港精英和市民担忧，也产生出不同的反应，如重庆大厦的楼邦自治一般的香港本土情结，或者过去一年内的政治抗议。
但终究，他们都回避了重庆大厦能够存在的原因，麦高登教授从重庆大厦上上下下电梯和人流中发现的，巴基斯坦人和印度人在此变得更加互相宽容，而不仅仅因为他们只为了共同赚钱便可抛弃仇视。被香港主体社会排斥、被保守中国大陆体制拒绝的南亚人、非洲人、商人、劳工、避难者、旅游者和警察，都能在此和谐共存形成一个自治共同体，如同“楼邦”，以“小联合国”般存在的世界主义化解民族国家身份的冲突，实现“他者”与排他的融合。
理论上说，就好像民族主义曾经作为殖民主义的副产品、某种程度上还要归功于近代人类学的贡献，曾如电影《十月围城》所反映的香港基督徒支援民族主义革命的光荣历史，重庆大厦内的这种世界主义，虽然微小、容易被忽略，却也嵌入在殖民主义的帝国传统中，然后借低端全球化而复苏，与世界主义的高大上一端——欧洲的新世界主义相映成趣，散发出迷人的魅力。
到今天，如同北京五道口或者伊斯坦布尔，重庆大厦正吸引着更多的世界旅游者前来探奇，甚至，香港本地青年人也不顾此前的种种负面传说，开始将重庆大厦作为廉价情人旅馆的选择，只因为那里好有“Feel”。这或许是香港新自由主义的后殖民道路之外的另外一条解决路径，一种在新统治下唯一能够打破种族、阶级、肤色界限的自治运动。
（本文原标题为：《重庆大厦与低端全球化——一座楼宇的人类学》，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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