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书架 | 韦森：米塞斯，最早预言计划经济必定失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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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澜壮阔的20世纪，在世界上可能没有任何一位经济学家像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那样，对整个人类社会产生了巨大思想影响，而他的个人生活却一生坎坷而郁郁不得志。
作为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第三代传人和领军人物，米塞斯在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中均有着诸多原创性的思想和理论贡献，在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中仍然有巨大的思想影响。2000年，米塞斯被美国《自由》杂志评为“古典自由主义（libertarian）的世纪人物”，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1881-1973）
【宁折不弯的一生】
米塞斯1881年9月29日出生于奥匈帝国伦姆堡（现为乌克兰的利沃夫）。
1900年，米塞斯进入维也纳大学，就学于维也纳大学法律与政治科学系。
1903年末，他读了门格尔（Carl Menger）的《国民经济学原理》，深受震撼，写了几篇驳斥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方法论的文章，自此进入经济学。
1906年，米塞斯从维也纳大学获法律与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他成为维也纳大学庞巴维克研究班的领导成员。
1909～1934年，他是维也纳商会的经济学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米塞斯曾供职于奥地利工业委员会。
从1913～1934年，他曾在维也纳大学担任无薪讲师（直接报酬来自学生学费）。
期间，米塞斯在维也纳主持过一个多年的私人讨论班，后来许多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如哈耶克（F. A. Hayek）、弗里茨•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奧斯卡•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戈特弗里德•冯•哈伯勒（Gottfried von Haberler）、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 Rosenstein-Rodan）、理查德•冯•施特格尔（Richard von Strigl）、阿尔弗里德•舒茨（Alfred Schutz）、菲利克斯•考夫曼（Felix Kaufmann）、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以及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等，都曾参加过这个讨论班，深受米塞斯思想的影响。
在讨论中，米塞斯就正确预言了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在维也纳思想界米塞斯的实际影响甚大，他的朋友曾称他为那个时代“奥地利最伟大的灵魂”。
因对德国纳粹侵蚀奥地利感到不安，米塞斯1934年移居日内瓦，在1934～1940年间任日内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教授。1940年，由于法西斯德国已占领了欧洲，出于安全的考虑，他极不情愿地与妻子一起移居美国。
米塞斯初到美国，先是加州伯克利大学为他提供了一个为期六个月的“讲师与研究副教授”的职位，但他并没有获得终身教职的保证，因而后来移居纽约。这一期间，他的来自欧洲的朋友与学生都在帮他找合适的职位，但一无所获。
米塞斯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做过短期客座讲席，但最后没有一所知名大学接受他。当时，全世界正处于社会主义思想与凯恩斯主义的全盛时代。米塞斯极其强烈和鲜明的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和主张显然不合主流，故他不能为任何美国的学术组织所聘用。
直到1945年，经Lawrence Fertig & William Volker基金会的推荐，米塞斯进入纽约大学担任“访问教授”的虚职。但当时的纽约大学也拒绝给他薪水，之后他的薪水一直是由这家基金会提供的。在纽约期间，米塞斯多年坚持在大学里举办讨论班，著书立说，吸引了少量自由主义青年人，许多参加米塞斯讨论班的人后来都成了美国的新一代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
米塞斯到美国时，已经接近60岁了，在艰苦和窘迫的环境中仍然笔耕不辍，撰写了许多著作，这包括：《全能政府：全权国家与全面战争的兴起》（1944）、《官僚体制》（1944）、《人的行为》（1949）、《理论与历史：对社会与经济演变的解释》（1957）、《反资本主义心态》（1957）、《经济科学的终极基础：论方法问题》（1962）、《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历史背景》（1969）等。
在这些著作中，米塞斯坚持并发展了奥地利学派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并反对当时流行于经济学中的实证方法以及在经济学中运用数学。在理论上，米塞斯坚持最彻底的市场自由放任，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不仅反对中央计划经济和凯恩斯主义，而且反对主张国家有限干预经济的芝加哥学派。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世界上出现了了社会主义阵营，在多个国家进行了中央计划经济的制度实验。在西方国家中，特别是英国的一些政治家、哲学家、社会思想家尤其是经济学家们均相信中央计划经济可能是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甚至作为西方市场经济的主流经济学家也相信这一点。
在当时的世界潮流中，米塞斯更是遭受着严重的排斥。比如说在1957年针对他的书《反资本主义的心态》的书评中，《经济学人》杂志这样评论冯•米塞斯：
“冯•米塞斯教授有长于分析的头脑和对于自由令人钦佩的热情；但是他身上的‘人性’简直比没有还糟糕，他的‘辩论’才干处于海德公园演说者之角的水平。”保守派评论员Whittaker Chambers在National Review发表的一篇类似的负面评论中指责米塞斯的观点“反资本主义的情绪是根植于妒忌心理”是“无知保守主义”（know-nothing conservatism）中“最无知的”（know-nothingest）。美国学术界和经济学界对他的冷遇和排斥，从未破坏过米塞斯内心的平静。“在生命的最后几十年中，他从更为友善的人士或团体中获得了荣誉，包括几个荣誉学位和来自奥地利政府的金质勋章。”（见柯兹纳，《米塞斯评传》，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26～27页）
1973年10月10日，米塞斯美国在纽约逝世，终年92岁。在米塞斯逝世后，他的妻子玛吉特（Margit von Mises）曾引用了米塞斯曾引述的美国企业家、政治家和经济学家Benjamin Anderson的一段话，认为能最好地描述米塞斯本人的个性：
“他最令人敬仰的品质是他宁折不弯的诚实，他毫不犹豫的真诚。他从不屈服。他总是自由地说出他认为对的东西。如果他曾经打算收敛一点或仅仅弱化一点他对流行却不负责任的政策的批评，那些最有影响力的位置和大门都将向他敞开。但他从没妥协过。”
米塞斯逝世后，其思想影响却在世界上不断传播。1982年，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所在美国成立，成为了研究和推广米塞斯经济社会思想的一个学术机构。现在，这家研究机构每年都有大量出版物，并把米塞斯本人和其他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著作和论文在网上公开发布，供全世界公众下载。
【论证计划经济不可行，贡献不下于五个诺贝尔经济学奖】
米赛斯一生著述甚丰，一生写了几十本著作和数百篇文章。其早期的最主要的理论贡献，可以大概归结为以下两点：
第一，米塞斯的最主要理论贡献在于他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最早提出，在中央计划体制下，实行经济计算和合理配置资源是不可能的，因而在人类历史上最早论证了中央计划经济是一种非可行性（infeasible）经济制度。
1920年春，米塞斯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主义国家（commonwealth）的经济计算”的短文，从根本上否定了在中央计划中有实行经济计算和合理配置资源的可能性，从而从理论上否定了中央计划经济是一个有效的资源配置体制。在这篇著名的论文中，米塞斯指出，在私有制的经济体制中，合理经济计算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用货币计量单位所表现的价格构成了这种计算的必要条件。由于在当时所设想社会主义体制中不存在这种以货币表现的价格机制，因此无法确定某一种产品是否需要，因而也不能确定生产它的过程中劳动和原材料是否有浪费。
他认为，尽管在当时理想的社会主义体制中可以设想利用货币手段来进行消费品的交换，但由于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不能用货币来计量，因此在经济计算中货币就实际上起不了什么作用。米塞斯还指出，在一个静态的社会中可以放弃经济计算，而静态的经济体系却是从来没有的。在一个动态经济中，由于中央计划者没有市场经济调整的价格信号，也就没有所能凭以做计划的经济计算手段，因而只能采取一种在“黑暗中摸索的”试错办法。
由此他断言，社会主义就意味着对经济合理性计算的抛弃。针对一些当时一些社会主义者提出在计划体制中可以通过建立生产资料的人为市场来解决经济计算问题的看法，米塞斯指出，这些人没有看到要把市场和它的价格形成功能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这一点。
在1922年的《社会主义》一书中，米塞斯提出，没有自由市场，就没有价格制度，就不能进行经济计算。经济计算问题注定了中央计划者永远无法正确地计算复杂万分的经济体系的运作。由于失去了价格机制，政府根本无从得知市场需求的情报和信息，而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中央计划体制的失灵以及经济的低效率乃至瓦解。
米塞斯的这一重大的理论发现，为整个20世纪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所证实。就此而论，尽管米塞斯本人到目前仍然不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和思想界所认可和接受，但他这一经济理论和思想贡献应该不下于五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量级。对此，哈耶克在为1978年再版的米塞斯的《社会主义》所写的序言中曾说：
“《社会主义》一书在当时震惊了我们整整一代人，而且我们只是渐渐地和痛苦地才相信了这部论著的核心命题。”值得注意的是，不但米塞斯的学生和他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这样认为，就连他与哈耶克在20世纪20～4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大论战的”的对手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也认为，“使社会主义者系统地研究中央计划经济的经济核算和可行性问题的功劳，应完全属于米塞斯教授”。兰格甚至主张，米塞斯教授的肖像应当风光地挂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央计划局大厅的一个显要位置上”。
（前苏联计划经济下的排队盛况）
第二，也是在20世纪20年代，米塞斯原创性提出了奥地利学派的货币、信用与商业周期理论。之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确实已经对消费品及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的形成做出了深刻的分析，然而，货币、信用和商业周期在其中仍占据不甚重要的地位。正如米塞斯在这本思想回忆录第六章谈到货币与信用理论时所言：“无论是门格尔，还是庞巴维克，都隐含地假设货币是中性的。他们发展了直接交换理论，同时认定，无需引入无货币市场交换这个虚构概念，即可解决所有经济理论问题。”
作为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第三代领军人物，米塞斯在经济学方面最主要的一个理论贡献就在于把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分析扩展至货币分析。正如米塞斯在这本思想回忆录中所指出的那样：“当时盛行的观念认为，货币理论可以从更为一般的经济问题中干净利落地剥离出来——也就是说，事实上它根本就不属于经济学领域，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自立门户的学科。与此观念相适应的是，英美各国大学为通货和银行学均设立了单独的教授职位。但是，这个观念是错误的。我的目的就是揭露它的错误，并把货币理论还给经济研究。”
早在1906年，米塞斯就开始关注货币和银行问题了，研读了大量货币理论著作以及欧洲各国、美国和英属印度的通货历史，并在1912年出版了其经济学巨著《货币与信用理论》一书，原创性地提出了奥地利学派的货币、信用与商业周期理论。
在货币理论上，米塞斯把货币及其购买力（常被人错误地称为“价格水平”）经济学分析构建在奥地利学派对个体行动和市场经济运行的分析基础之上，提出货币不同于其他商品，他的需求不是为了它本身，而是为了在交换中购买其他商品。因此，货币必须还原为有价值的非货币商品，而不能通过国家的强制和根据特定的社会契约来进行人为调控。米塞斯还批评了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的交易方程式和“稳定价格水平”的中性货币概念，证明货币相对价格和收入的不可避免的非中性影响。
米塞斯洞悉到，市场经济本身是不会导致繁荣与衰退的不断循环的，因而，经济周期的根源就在市场之外，在于某些外部干预，其中主要是货币与信用因素。他所创建的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建立在三个从前互不关联的思想流派基础之上。
一是李嘉图的货币和信用理论，即认为政府和银行系统常见的货币增加和循环信贷扩张，引起通货膨胀，扭曲价格和生产。另一个是庞巴维克对资本和生产结构的分析。第三个理论的来源是瑞典“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魏克赛尔对生产体系的重要性和“自然利率”与受银行贷款影响的实际利率间存在差距的论述。
根据这三个重要而又分散的理论，米塞斯构建了一个杰出的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这种周期理论认为，由政府及其中央银行所鼓励、推动的银行信用和银行货币的扩张，将更多货币注入到运行平稳而和谐的市场经济中。随着银行扩张其货币供应（现金或储备），把增发的货币借贷给企业，这些货币推动实际利率低于自然利率或时间偏好水平。
由于利率被人为压低，企业获得了新货币，拓展其生产结构，增加资本投资，会将将会使生产过程更加迂回，更多资金投资于比较“遥远”的生产：投资过多的项目、机器设备和工业原材料，等等。这些增发货币总是会抬高工资和其他成本，将资源转移到这些更早或者说“更高阶的”的生产投资中。然后，当工人或其他生产者得到增发货币时，他们的时间偏好仍然保持不变，他们仍然按原来的比例花这些钱。
这就意味着，公众不会储蓄足以购买新的高级投资的资金。这种人为低利率下的“虚假信号”所造成的资源错配，迟早会翻转过来：即期消费品不足，而迂回生产阶段则过长，资本品的投资不是“过度投资”，而是“不当投资”。这种不当投资的结果，是因为投到“高阶资本品”生产阶段到的资本过多，导致产品过剩。
最后，到这些不当投资企业的产品滞销，经营亏损时，最后就不能偿付银行的贷款了。这样一来，待到银行贷款需要进行“清算”的时候，整个金融系统和生产过程就会突然断裂，大萧条随即就会到来。米塞斯在《货币与信用理论》1934年英译本的序言中所说：“经济危机之所以循环发生，乃是政府不顾过去经验的教训以及经济学家的所有警告而企图以增加信用的方法来刺激经济活动的后果。”（见Mises，1953, 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Yale University Press, p. 21）米塞斯所创建的这一货币、信用与商业周期理论后来得到哈耶克的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并使哈耶克于1974年为此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除了这两大理论贡献外，米塞斯后来还在经济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及他自己独特的市场交易学（Catallactics）和人类行动学（Praxeology）的做出了许多理论贡献，但目前很大程度上在世界范围内还被人们所忽视。
【重读米塞斯对中国转型期的意义】
这本自传式的思想回忆录，是米塞斯1940年下半年移居到美国后开始撰写的，到1940年年底就完成了初稿，后来又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进行修改。
严格来说，这不是一本完整或正式的自传，而是米塞斯对1940年前自己思想发展历程所做的部分记述和回忆。书中记述的大量事件和动态都是米塞斯本人在前几十年的自己亲身经历、亲闻目睹，在很大程度上记述了当时整个奥地利经济与社会思想界真实发生的事情，也从中讲述了他自己经济、政治和社会思想的形成过程，而基本上没有谈多少他个人的私人生活和成长经历。
在很大程度上，这本回忆录正好记述米塞斯本人前期上述两大主要理论贡献的形成和酝酿过程，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思想价值。对学术界研究米塞斯的两部早期学术巨著《社会主义》和《货币与信用原理》，这本思想回忆录无疑将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个人来说，我是2006 年去芝加哥参加美国经济学年会时从芝大附近的一家旧书店淘到由米塞斯的学生森霍尔茨（Hans F. Sennholz）所翻译的这本回忆录英译本的，那个英译本的出版社为Libertarian Press，出版日期为1978年。该译本的书名为“Ludwig von Mises: Notes and Recollection”。这个译本也曾为米塞斯的遗孀玛吉特所认可，她还亲自为之做了序。
2006年元月回国后，我一直想找人把这本米塞斯思想回忆录翻译为中文，但后来因为太忙而搁置了下来。承蒙黄华侨博士的多年努力和细心修改润色，这本有着十分重要学术和思想价值的米塞斯思想回忆录终于能与中文读者见面了。而黄博士所翻译的这个译本，是主要根据由Mises Institute在2009年出版的阿琳•奥斯特-纴纳（Arlene Oost-Zinner）的英译本。
在翻译过程中，黄博士也参考了汉斯•森霍尔茨（Hans F. Sennholz）英译本，因而可以认为，这个中译本提供了一个非常可信和可读的版本。这对国内研究和了解米塞斯本人的经济学理论和社会思想历程，将会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米塞斯这本简短的思想回忆录目前在中文世界出版，说来也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经历过近30年中央计划经济的实验，米塞斯本人所批判的计划经济的低效率和非可行性，上了点岁数的国人都已经亲身经历，亲闻目睹。今天，再读米塞斯的思想心路历程，进一步读他的《社会主义》，可能更有利于理解他的伟大理论洞见的时代意义，也有利于理清当下思想观念，看清未来中国的社会发展道路。
另一方面，经过37年的市场化改革，目前中国从整体上来说已经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然而，近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尤其是在2007～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和接踵而至的世界经济衰退后，中国政府在2008年下半年采取了“四万亿的刺激计划”，导致银行信贷急遽膨胀和扩张，中国的广义货币也迅速增加，到目前已经超过120万亿元，同时企业的银行负债率和地方政府的负债率目前加起来也远远超过GDP的两倍。在目前中国各行各业产能过剩、经济下行的情况下，是否米塞斯的货币、信用与商业周期理论又在中国要应验？
在此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的关节口上，读读米塞斯这位20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的世纪人物”的思想历程，特别是了解他早年的两大经济社会理论贡献以及他是如何形成的，这应该有着切实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因此，笔者真诚地向广大读者推荐这本米塞斯的早年思想回忆录。
是为中译本序。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米塞斯回忆录》，黄华侨译，近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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