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 | 张丰&林建刚：悼曾彦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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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彦修，从异类到良知
—— 再读《平生六记》
去年6月，三联书店出版曾彦修的《平生六记》，前面有周有光给曾彦修的题字：“良知未泯”。曾先生找周先生题字，这一场景让人感怀，因为曾彦修已95岁，而周有光已经109岁了。作为个人，生命达到这样的长度，而仍然能够思考、写作，实在让人羡慕。1月份，人们庆祝周先生110岁生日，而在昨日（3月3日），却不得不送走曾先生。
我相信，给世界留下《平生六记》这本书，曾先生走得会很轻松，他不再有遗憾，而扉页上的“良知未泯”四个字，也成了对他一生最好的总结。
（曾彦修在奈良）
“六记”，就是六篇文章。分别是“土改记异”“打虎纪零”“镇反记慎”“肃反记无”“四清记实”“反右记幸”，土改、打虎、镇反、肃反、四清、反右，这些词语在如今的青年人眼中已经是需要解释的概念了，而在1949年到1957年，这是一波又一波的现实的政治运动，影响了成千上万人的命运。
曾彦修只写到1957年的“反右”和1965年“四清”，而没有提后面更可怕的“文革”，因为在1957年，他成为党内第一个登上《人民日报》的右派，被打翻在地。在他看来，这是无比幸运的，因为如果没有被打倒，处在他的位置上，在“文革”中就难免会害人。他的政治生命，在1957年他把自己上报为右派那一刻终结了，也升华了。他从一个掌管人民出版社的意识形态官员，变成一个政治运动的局外人（即使在文革中，他受到的影响并不大，也没参与），这一年，他不过38岁。此后的半个世纪，他基本上是作为一个普通人而存在，直到2014年，他平和地说出自己经历的一切。
曾彦修1919年出生，曾在成都石室中学读书。1943年，他24岁，就进入中宣部工作。1949年南下，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南方日报社长。1951年4月底，《南方日报》政法组长成幼殊从省公安厅拿回一份材料，说是明天要处决140多人的名单，每人列两行罪状，要刊登在第二天的《南方日报》头版上。
这就是风行全国的镇反（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广州版，曾彦修认为人命关天，而对“罪犯”的罪行，连人民群众的指控都没有，很没有说服力。他连夜上报，找到当时中共在广东的最高领导叶剑英，最终经过和公安机关的博弈，停止执行。当然，这个事情还有下文：在5月底，在曾彦修出差的时候，这140多人最终被“执行”，报纸也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不过罪名更详细，也取消了一些“一贯反动、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样的主观性评价。
这件事很有典型性，它说明了在大的政治风潮中，个人良知的作为和它能达到的限度，很多时候，它并不能扭转乾坤，但是就具体事情而言，是否努力争取仍然是有意义的。至少，人仍有可能保存自己的“良知”，而不至于被运动所同化。在“土改”“打虎”“镇反”“肃反”中，曾彦修的作为大概就属于这种类型，虽然并没有起到关键扭转作用，但是自己仍能凭良心从事，不在整体的恶上添加个人主动的恶。
在“肃反”中，他已经调到北京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名义上的一把手为胡绳，曾是实际上负责人），通过自己的深入调查，还了本来被打入“国特”（国民党特务）的资深编辑戴文葆以清白，在历史大势中这不是沧海一粟，但却挽救了一个活生生的生命。
1964-1965年，曾彦修已经“退居二线”，在上海群众印刷厂参加了全过程的“四清运动”，所谓“四清”，是“清”每一个人的，次序可能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六记》，47页）。其实，就是调查每一个人，从政治、经济、思想方面入手，如果查出问题，就清理出“组织”。
曾彦修认为，自己一生真正谈得上是“做了一件工作的”，就是这件事：在1965年的“四清运动”中，为被审的三十来个工人及干部，全部洗清了汉奸、特务、政治骗子、汉奸资本家……这一类的怀疑或帽子，全部彻底以书面形式撤消了这些怀疑。
“我一生的其他工作，我认为也就是办公而已。”（50页）曾彦修这句话非常值得玩味，可以说赋予了“公”和“私”一种新的解释。“其他工作”，那可是服从组织安排的全部“革命工作”，而这不过是“办公”，是没有灵魂的、作为螺丝钉而存在的，只有这一件事，是完全符合自己心性的、自主的，也是完全让自己满意的，从中可以看出“自我”的力量。
当然，曾先生这样讲，可能是出于谦虚。因为他一生中作为个人最光辉的篇章，其实是1957年把自己上报为右派。曾彦修被划入右派，可能与为戴文葆平反有关。为戴平反，得罪了一些人，正是这些人为推动把曾彦修划为右派不遗余力。
这说明，在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中，就具体某一件事而言，仍有可能不过是具体的利益之争或私人恩怨而已。曾彦修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他本人是人民出版社“反右”五人小组的组长，上级催促人民出版社交出自己的“右派”名单，五人小组开会讨论人员，最终决定上报三四人，曾彦修是第一个，并最终登上《人民日报》的头版，成为大批判的对象。
他对这一事件的解释，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我这自报其实是没什么可以称赞的，无非是老运动员了，知道在劫难逃，还不如自报可以减少很多麻烦与损失。如此而已，有什么可以称道的？”二是：“身为一个负责人，在1957年能够幸免于去打他人为‘右派’，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在‘打人’与‘被打’之间，无意得到后者，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这说明他对在运动中自己的处境是清楚的，而他的选择也是坚定的：能不整人就不整人，哪怕因此自己被整。
他对被打成右派能够平静接受，泰然处之，但是《人民日报》上面的批判文章，还是让他耿耿于怀。因为在这篇文章中，有很多都是他的下级、同事，平时很少打交道，但这时都站了出来列出他的“种种罪状”。对运动或时代风潮，个人是没有什么抵抗力的，但是看到身边具体的人来诬告自己，以己度人，还是不免悲愤。
他或许会想到，如果这些人都能像自己一样行事，那该多好。但是现实中的运动，人性之恶的爆发，让人瞠目结舌。在书中，他完整收录了《人民日报》那篇文章，但是对那些揭批他的同事，则都隐去其名，以xx，xxx称之。看得出他不能释怀，有把这些人曝光的冲动，但最后还是忍住了。今天看来，如果说他生前有什么可以纠结的，就是这一件事了。
曾彦修著述不多，很难用“知识分子”来称呼他，但是他生前的最后这本书，则不仅可以看作是他的精神自传，也可以看作是知识分子的反省之作。他所写的经历，都是可以在别人的著作或已公布的史料中进行印证的，这可以作为政治运动中个人行为的一个样本。
他说：“我写此书，有一个微小的希望，即：对任何人的生命和声誉，均应该予以无比尊重，这是人与非人的界限，千万不要去做相反的事，或颂扬相反的东西。”在他所处的环境中，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异类”，但他仍努力按照“做一个人”来要求自己，最终他守护住了作为人的良知。他做到了。
▎曾彦修，要留清白在人间
—— “夜半扪心曾问否，微觉此生未整人”
对生活在20世纪后半叶的知识分子而言，倘要身上没有污点，真可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在频繁的运动与批斗中，知识分子要么是批斗者，要么是被批斗者，绝难幸免。不仅如此，最多的情形或许还在于一身兼具批斗者与被批斗者这两种角色。
以丁玲为例，当她在1950年代初言辞激烈地批判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的时候，她是施害者；而当她被打成“丁、陈反党小集团”的时候，丁玲又成了受害者。丁玲之外，冯雪峰、周扬、吴晗等等，他们的命运无不如此。正所谓，革人命的被人革命。今日剃人头，明日被人剃。这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命运。
在这群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当中，曾彦修属于罕见的例外。在不正常的年代里，他努力捍卫人性的尊严，致力于为他人辩冤白谤。晚年的时候，他又对自己的革命人生重新做了反思，其反思之彻底，思考之深刻，令人印象深刻。
“文革”过后，北岛在诗中写道：“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在荒谬的岁月里，曾彦修无疑做到了这一点。在1949年之后，曾彦修的所作所为，令人钦佩。
1951年，曾彦修担任广州《南方日报》的社长。这一时期，镇反运动正在广州轰轰烈烈地展开。作为报社负责人，他原本需要从舆论宣传的角度大力弘扬“镇反”。但是，当他发现即将处决的140多人的罪名竟然是“一贯反动，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时候，他犯言直谏，不惜将此事汇报给叶剑英，希望刀下留人。最终，经过他的努力，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此后，曾彦修调到北京，出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1954年，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之后结集出版的八大本《胡适思想批判》，就是由曾彦修负责编辑出版的。虽然编辑出版了这八本书，但是，曾彦修一篇批胡的文章也未翻读过。原因也很简单，他对批胡运动有不同的看法。对此，他回忆说：
批胡时，主要是批他的学术方面，因此，我就一点也不感兴趣，一篇文章也未读完，因一读就觉得太勉强，多为强加的罪名，或者以正确为错误，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错在哪里？因此，实在读不下去。（曾彦修《半杯水集》，第408页）
不仅如此，据他在《平生六记》中披露：
“胡适的威望大体上是越批越高，因为过去不知道胡适为何人的人，现在也知道了。”
当许多知识分子纷纷批判胡适的时候，曾彦修的沉默与不读批胡文章，亦属难能可贵。至少，他没有跟风，用沉默保持了自己的人格尊严。当然，这也与曾彦修是革命知识分子，拥有沉默的自由有关。像俞平伯、顾颉刚、罗尔纲等与胡适密切的学者，即使不想批胡适也不行，因为他们没有沉默的自由。
胡适批完之后，是胡风。批判胡风时，据曾彦修回忆，全国内部还展开了一场不加宣传的“肃反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曾彦修的任务原本是将著名翻译家戴文葆定为“国民党特务”，结果曾彦修再一次不识时务，不仅没有奉旨行事，将戴文葆定为国特，反而通过详细调查，将戴文葆的“国特”嫌疑彻底洗刷干净，还了他一个清白。当其他部门纷纷汇报肃反运动成果的时候，曾彦修所领导的肃反，不但没有增加一个有问题的人，反而给一批人解除了疑问。曾彦修的风骨，由此可见。
肃反不力最终成了曾彦修的罪名。1957年反右运动时，为了凑名额，不愿将别人划为右派的曾彦修被迫将自己打成了右派。一个人被划为右派时，正常的反应是哀叹自己的不幸，曾彦修却觉得自己成为右派非常幸运。对此，他说：
身为一个负责人，在1957年能够免于去打他人为“右派”，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在“打人”与“被打”之间，无意中得到了后者，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
这段话，最可以看出曾彦修的人格魅力。
1964—1965年，曾彦修在上海一个大中型印刷厂被迫参加了四清运动。结果，曾彦修的老毛病又犯了，他运用自己的智慧，将一些原本被认定为有罪的人解除了犯罪嫌疑。在指鹿为马的年代中，指鹿为鹿也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的。
1980年代之后，曾彦修重新反思自己的革命历程，对革命乌托邦的危害有了更彻底的认知判断。这一时期的他，跟李慎之、何方等人一样，属于“两头真”的古典共产党人。在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价值选择中，他也更关注个人的权利与命运。他曾语重心长地写道：要记住，没有个人尊严，就不可能有民族的尊严。他的这句话，不禁让人想起胡适的那句名言：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知识分子立身处世，孟子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在不能兼济天下的时代中，曾彦修努力做到了独善其身。不仅如此，他还冒着生命危险，努力洗刷每个人的嫌疑，救人于危难之间。此种人格风范，在多灾多难的20世纪，洵属罕见。对曾彦修的人格，陆定一非常欣赏。他曾赠给曾彦修一首诗：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与这首诗不谋而合，曾彦修在《九十自励》诗中，也曾写道：“夜半扪心曾问否，微觉此生未整人。”如今，这位宁愿被人整也不愿整别人的人飘然远去了。但愿世间有更多像曾彦修这样的知识分子，敢于说话，敢于捍卫世间的真善美。与此同时，也但愿那种逼迫人整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再也不要卷土重来。
（据媒体报道，3月3日凌晨4点43分，南方日报第一任社长、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杂文大家曾彦修先生，即严秀先生，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享年9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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