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的口实，一定是女同志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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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再度怀着好奇心，去看过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这篇发表于1942年3月9日《解放日报》上的，放在整个延安革命文化中，都显得有些异端的文章。我从中领会到的，不是简单的情绪，而女性在革命洪流中的艰难。
首先，在延安，这个崇尚全新的世界观和道德观的地方，这些思想最解放的革命男女，如何过三八节？丁玲的文章回答了，她说，“每年在这一天的时候……一定有大会，有演说的，有通电，有文章发表”。而这一切，已经令这位革命女作家感觉有些疲惫了。她的问题是，“‘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文章从这样一句牢骚开头，给定下以灰暗的基调，笼罩全文的是一种被压抑的抱怨，和向男权的抗争，而不是解放了的亮色。
“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在延安式的婚姻现实下，女性也有这种被动和无奈。无论革命洪流裹挟了多少满怀理想的女学生来延安，都不会改变这个准备以殊死的革命夺取政权的战斗团体里，僧多粥少，性比例严重失调的革命现实。争夺女青年是不见硝烟的战斗，但也曾经激烈到拔枪杀人的地步。丁玲的文章写于这样的背景下。而且这不是一朝一夕的情况，而是旷日持久的现实。
如此，女性怎样自处？丁玲写道：“她们不能同一个男同志比较接近，更不能同几个都接近。”而“接近男同志”，是革命女青年必须热衷的，一是革命女青年天性浪漫，然后要革命也不能待在女人圈里革。但延安似的争风吃醋自有特色。嫁给革命干部，会被讽刺“一个科长也嫁了么”？革命艺术家会酸酸溜地说：“延安只有骑马的首长，没有艺术家的首长，艺术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可见，延安的艺术家在婚姻上居于弱势，革命的主业是打仗，在革命队伍里，骑马的首长吃香是自然的。
延安的女人们面临怎样困难？家庭不仅可以是爱情（丁玲通篇没有使用这个词）的坟墓，而且是革命（工作）的坟墓。“被逼着带孩子”吧，叫做“回到家庭了的娜拉”，当时，这是指对人生追求的投降，是失去革命，自甘落后的表现。假如有保姆打理生活，“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但按丁玲的描述，走入这样的社交圈，相当于被豺狼环视：“只要她走到那里，那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总务科长，艺术家们的眼睛都会望着她。这同一切的理论都无关，同一切主义思想也无关，同一切开会演说也无关。然而这都是人人知道，人人不说，而且在做着的现实。”
丁玲这里作了一段自然主义的描述。在男人的欲望面前，一切理论，理想，主义，思想，会议，演说等一切文明仪式，繁文缛节，都不存在了。
延安的结婚的条件，包括“彼此有无帮助”这样的说辞。丁玲解释说，“所谓帮助也可以说到鞋袜的缝补，甚至女性的安慰”。《三八节有感》是含蓄的，这句还是透露了一点性的地位。毛泽东是直率的，他说他同居是为了解决性问题。
在那段革命时期，当一个男人想摆脱一个婚姻，或者说明白点，厌弃一个女人的时候，如何办理？丁玲告诉我们，“离婚的口实，一定是女同志的落后”。落后，是政治红色程度的表述。即男人找一个公共的理由，就把私人间的条约撕毁。
这样一来，延安的婚姻便变得足够轻率。可以证明这一风气的例子很多，其中一个故事的主角是丁玲的丈夫陈明。就在写《三八节有感》这一年，三十八岁丁玲与二十四岁的陈明结婚。当时，丁玲是陈明上级，也早知道陈明已经结婚，并且妻子正怀孕待产。前些年，丁玲已经去世了，陈明写了回忆录《我与丁玲五十年》谈到这个情节。陈明当时的妻子在延安医院工作，陈明跑去给了她一个交待，大约就是“思想不合”的意思，这比指摘对方“落后”稍微委婉一点，这就算离婚了。
革命与婚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题目。多少如花似玉的青春，多少蔷薇色的梦想，投入延安革命的熔炉。她们最美满的结果，是成为革命领袖的贤内助。如嫁给毛泽东的蓝苹（她后来被称为恶内助），王光美之于刘少奇，叶群之于林彪……全是同一个版本：女方年轻，漂亮，教育程度通常比男方高。现在我们知道的都是这些著名的故事，更多的是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也是同一个版本。
嫁给革命家就是嫁给革命。它比本身作为革命家增加了一倍风险，因为丈夫的风险也是自己的风险。现在我们知道多少当年的追求革命的女青年，在后来跟着丈夫在革命阵营里的命运起落，受尽折磨，能够在折腾中上升到上面列举的几位的地位的，是仅存的硕果。
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的丈夫处顺境，是“革命”者时，她们就是革命家属，他们的丈夫处逆境，成为“反革命”时，她们就是反革命家属。至于她们自己的专业，她们在大学学的专业，完全没有发挥的必要了。嫁给骑马的首长，成为革命家属，就是最好的职业。
丁玲并没有明白写出革命压倒爱情的一面。但说白了，延安的许多著名的婚姻是以革命的利益分配的，组织撮合婚姻是常态，除了我们熟悉的那些名字，如1945年当选边区人民政府主席的林伯渠时年六十岁，同时迎娶了二十六岁的妻子，15年后，林伯渠去世，不久，她“自杀”了（原因不明），几年后，被定为反革命。
而我想说的是，丁玲是一个例外。在延安的革命洪流中，丁玲罕见地逃出了革命婚姻的模式。在革命的洪流中，丁玲罕见地保住了爱情和婚姻的自主性。而恰恰是这样一个女性，写出了《三八节有感》这样一篇在延安罕见的从女性的角度反叛革命时期的男权的文章。
在女性解放意识暴发的年代，丁玲崇尚自由的先锋。那篇《莎菲女士的日记》有点像今天的女青年的一篇网络文学，表达着女性的觉醒和苦闷。她追求爱情绝不含糊。才貌双全，受过良好教育的革命女学生，嫁给了延安的革命领袖们。丁玲到延安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小名气的作家，这似乎不是什么优势。同时，她已经34岁，这比当时的许多革命领袖小不了多少，却是真实的劣势。如我们所知，除了像周恩来这种自带妻子参与革命的，其他在革命进行中找妻子的，罕有找到跟自己年龄差不多的妻子的。
1937年，丁玲初到延安，气象不错，毛泽东对她是公开的捧。毛泽东比丁玲大11岁。去就给官，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不久又被任命为八路军总司令部延安留守处主任，这都是很高的地位。但1938年，毛泽东就跟江青正式同居了。江青比丁玲小10岁。丁玲是唯一收到请柬而拒绝去毛泽东的窑洞赴宴的人。此后丁玲的职位一路走低，变为陕甘宁边区文艺协会副主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正是在副刊主编任上，丁玲发表了《三八节有感》。
（左图为电影《黄金时代》郝蕾饰演的丁玲剧照；右图为戎装的丁玲。毛泽东赠诗云：“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丁玲的丈夫陈明出版的《我与丁玲五十年》披露，丁玲收藏了一些毛泽东的亲笔写给她的诗稿，都是在毛泽东的窑洞里书写带回的。陈明的书中还写道，毛泽东在窑洞里和丁玲臧否延安文人，毛说，茅盾小说不堪卒读，郭沫若没有领导能力，如此等等，出于丁玲当时的日记，以前没有披露过。凡此，说明丁玲和毛泽东的关系，一时超过了延安的所有重要文人，在私人关系上，则是最为突出的了。
至于以后丁玲漫长的命运蹉跎，毛当然不可能不知道，有的可能就是毛的意思，也有嫉妒她的人主动下手，但我觉得收拾丁玲的人，至少也得看看毛泽东的面子。在政审，尤其是整风时，丁玲能过关，就是很特殊的，要知道，丁在南京国民政府的监狱里，同住并生下一个孩子的人，后来去了台湾，被疑为线人，而她的邻居，还有一个更大的特务，像这么复杂的社会关系，有几个在延安整风中活着过关的。
《三八节有感》这篇牢骚文章没有受到严重发落，也是毛泽东明确放过丁玲的。如上所述，丁玲这篇文章挑战了延安的革命领导层，不出意外地引起了革命家们的反感。比较一下写《野百合花》的王实味，就更明白丁玲实际上还是得益于自己的“性别优势”。后者批评了延安生活上的等级制，指出它伤害投奔延安的革命青年的热情。从某种意义上说，丁玲犯的事儿不比王实味小，但王的下场是直接被逮了，杀了。
虽说延安女作家丁玲在婚姻的竞争中不能跟二十出头的女学生比，但据《我与丁玲五十年中》披露，她仍然有嫁革命大人物的机会。书中说，在她和陈明结婚前两年，丁玲一次跟陈明讲，她不想嫁给彭德怀，因为她不想做官太太。这如果不是她追陈明使用的小技巧，那就是嫁彭德怀是“可以想”的事情。
丁玲去年延安之前，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都送回老家，给她母亲带了）。她的文学理想也许大于革命追求，这可能是她最终没有嫁大人物的原因。她当时可能也不想再当妈妈了，而是只需要一个丈夫。最后，她在传统婚姻模式已经被完全打破，遍地惊世骇俗的婚姻的延安，选择了一个更惊世骇俗的，这就是她和陈明的婚姻。丁玲就是这样反叛地实现了革命中的婚姻自主。
加上人们常常提起的，她在杭州和胡也频、冯雪峰的“三人行”。后来胡也频成了革命烈士，冯雪峰和学生结婚，她也和陈明结婚了，但她经常抒发她对冯雪峰的爱情。这都是她实际了婚姻自主后收获的自由，如果嫁作官太太，不要说怀念从前的情人，写作，大概也是要终止的。
（注：本文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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