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少镭：清朝的两起“聂树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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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讯之酷、冤狱之多，有清一代是空前的。这里面，刑讯是因，冤狱是果，而追根溯源，自唐直接将“疑罪”写入刑律，盛行千年的“有罪推定”原则才是万恶之源。
大清律例虽已无“疑罪”，但有罪推定的幽灵仍在，所以，“满清十大酷刑”那么有名，过了一百多年，“杨乃武与小白菜”等所谓“满清四大冤案”仍家喻户晓。
（电视剧《杨乃武与小白菜》剧照）
【刑讯之下的“仇诬”】
除了这些正史有载的大案，散见于各种野史笔记中的冤狱，也有不少。清代大才子袁枚经手的“沭阳洪氏狱”，便很值得一掰。
这事发生在乾隆九年（1744年），袁枚正在江苏沭阳当县令。当时淮安有一姓吴的秀才，在沭阳一户姓洪的人家里当教书先生。洪氏世居当地，很有钱，房也多，请教书先生还包食宿，吴秀才带着老婆儿子就住在洪家的外院。
有一次，洪土豪请吴秀才和他儿子吃饭——古时候嘛，女人是不能赴饭局的，吴妻就留在家里。当天晚上二更时分，吴秀才父子俩才回到家，进门就看到，他老婆被人杀了，又发现墙外扔着一把刀，正是他家平时切菜用的刀。
袁枚接到报案，亲自去验尸。在凶杀案现场，袁枚看到，吴秀才妻子颈部被割了三刀，粥都流到喉咙外，惨不忍睹。现场除了那把凶器外，没别的线索。袁枚仔细查看死者颈部伤口，发现左重右轻，经验判断，凶手应该是个左撇子。
查问之下，得知洪家有一家奴叫洪安，正是左撇子，于是将他抓来进行刑讯。洪安开始承认了杀人的犯罪事实，后来又指控是洪家的儿子（即吴秀才学生）所指使，因为洪同学强奸师母未遂，怕师母告诉老师，便派洪安将师母杀了。袁枚一听，又派衙役将洪同学抓来进行审讯。洪同学矢口否认，并说洪安曾因犯错被他鞭打，怀恨在心，所以故意诬陷他。
案子正悬着，袁枚被调任江宁。接替袁枚当沭阳县令的是魏廷会，他竟认定洪安是凶手，并具结上呈。时任江苏按察司的翁藻在仔细查阅卷宗后，认为供词、人证、物证等皆不足，一边把嫌疑人都释放了，一边继续追查真凶。可惜，过了十二年，真凶依然抓不到。
（1825年西方人绘制的满清酷刑）
【狗血的报应结局】
沭阳的洪氏冤狱，只载于袁枚的《子不语》中，是他以第一人称写的。《子不语》是笔记小说集，哪些虚构哪些纪实，不好说。不过，从袁枚以第一人称角度进行叙述，且行文中不乏自责的内容来看，这案子应该是真实存在的。但此案最后的峰回路转，就颇有演义色彩了。
据袁枚说，乾隆廿一年（1756）六月，他堂弟袁凤仪从沭阳到江宁看望他，顺便说起沭阳洪氏冤狱的后续奇事：
当地有个武生员洪某，去年病死，棺材尚未落葬，便托梦给他的老婆说：“某年某月奸杀吴秀才妻子那件事，其实是我干的。杀人之后，我逍遥法外这么多年，死后被冤魂上诉到天帝那里。明天中午，会有雷来劈我的棺材，你快将我的棺材转移并藏起来，避过此劫。”洪某的老婆从梦中惊醒，赶紧跟家人商议怎么用车来转移棺材，正说着，晴天霹雳，雷击中洪某棺材，将棺中的尸骨烧为灰烬，而旁边的草屋、木器等却一点儿事也没有。
过十年抓不到真凶，结果真凶以这样的方式来“自供”，也太狗血了点。站在理性的角度看，如果真有雷劈真凶棺材的事，那也是巧合，剧情有可能是这样的：武生员洪某奸杀了吴秀才妻，逍遥法外十一年，病死之前其言也善，向自己老婆告白。她老婆也许是怕自己受牵连死后被报应，编了这么一个雷劈棺的情节，否则，外人怎么知道？若非如此，吴秀才妻的冤魂为什么要等真凶病死后才向天帝上诉？而惩善罚恶且万能的天帝，是否也秉承“不告不理”的原则？
这些反问并不多余，袁枚自己也纳着闷呢，在讲完整个案子后，他如是说：
余方愧身为县令，妇冤不能雪，又加刑于无罪之人，深为作吏之累。然天报必迟至十年后，又不于其身，而于其无知之骸骨何耶？此等凶徒，其身已死，其鬼不灵，何以尚存精爽于梦寐，而又自惜其躯壳者，何耶？
【大清刑律促使冤案频发】
袁枚的忏悔，有多少真诚度，不得而知。但他将自己“加刑于无罪之人”归“作吏之累”，倒是道出了清代刑吏的一些无奈之处。按大清律例，命案从接报到审结，限期很短：
直省寻常命案限六阅月，盗劫及情重命案、掘坟一切杂案俱定限四阅月。其限六月者，州县三月解府州，府州一月解司，司一月解督抚，督抚一月咨题。其限四月者，州县两月解府州，府州二十日解司，司二十日解督抚，督抚二十日咨题。（清史稿·卷一百四十四 志一百十九 刑法三）
若超期怎么办？当然是罚俸、降级了。如此硬性规定，哪个刑吏不想早日结案？再加上刑讯逼供是被允许的，“加刑于无罪之人”，连袁枚这样所谓的“好官”也难免了（据说袁枚离任沭阳时，百姓夹道送行，攀车饯酒，洒泪话别）。
至于刑讯的手段，可参与《官场现形记》作者李伯元的另一本书《活地狱》，其口味之重，比后来影视作品渲染的，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么一来，冤狱遍地毫不出奇。
具体到袁枚经手的“沭阳洪氏狱”上，他是怎么“加刑于无罪之人”的，自己当然不好意思说。但我们从洪安一被抓，“初即承认”，也不难想象，若不是酷刑难熬，一般人断不会只是为了“仇诬”他人而把自己的命也搭上的。所以，袁枚跟他的继任者魏廷会，其实只有五十步百步之分。只是袁枚既是官员又是公知，一示愧，便能博得粉丝的同情。
【超前的“疑罪从无”原则】
让人颇感意外的，倒是另一个官员：时任江苏按察使翁藻。按袁枚的说法，“臬司翁公藻嫌供情未确，均释之，别缉正凶”。
清时的按察使，主掌一省刑法之事，还兼管纪律检查、行政监察等，相当于现在的省政法委书记兼纪检书记。翁藻此人，史书中记载不多，只知道他是浙江仁和（今杭州）人，雍正三年进士，乾隆元年任上海道台，乾隆十年任江苏按察使，任上极重教育，“治狱多平反”。
他干过的最有名的事，就是在任上海道台时，“率先捐俸”，将康熙年间籍入官产的世春堂修缮一新，改建为讲堂斋舍，定名“申江书院”，作为举贡生童每月会课的场所（后改名“敬业书院”，即现在上海重点中学敬业中学前身）。
从这些记载来看，翁藻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官员，还是有点正气的，属“体制内开明派”。正因如此，他才有魄力敢将“供情未确”的嫌犯给放了，将疑案推倒从来。虽然到最后也抓不到真凶，毕竟没冤死好人，颇为难得。
没有证据显示翁藻在治狱方面是否有受西方律法的影响，但他不自觉采用了“疑罪从无”原则，比清末法学家伍廷芳在修律时正式将此原则列入，要早250年以上。而直到半个月前，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接受记者采访时还在呼吁：不改变“有罪推定”意识必出冤案。
【更像聂树斌的“六指人”】
相比于沭阳这位左撇子洪安，浙江一个无名的“六指人”，就没这么幸运了。
“六指人冤狱”，先见于清末外交家、洋务运动主将薛福成所著的《庸盦笔记·轶闻》卷中，后被收入《清朝野史大观·卷三·清朝史料》。事情是这样的：
嘉庆年间，浙江某县有人娶妻，洞房之夜，新郎外出如厕，半夜才回。天亮时，家人见洞房门开着，问新娘，说新郎一早出门去了。但过了几天，新郎仍不见回来，家人慌了，到处寻找，竟然在厕所的柴堆下发现了新郎的尸体。
家人惊痛之下，再诘问新娘，新娘说洞房之夜，新郎刚进房就出去上厕所，到半夜才回来睡觉。天快亮时，他问我有多少金银首饰，都藏在哪里，我一一告诉了他。他说他习惯早起，叫我继续睡，然后他就又出去了。我刚才找了一下，发现首饰全没了。家人再问那“新郎”长什么样，新娘说半夜灯暗看不清楚，只看到他右手长着六指。
家人一听，事情基本明朗了，肯定是新郎去上厕所时，刚好有贼躲在厕所里伺机行窃，被新郎发现，怕他喊叫，就将他勒死，然后穿上他的衣服再回洞房，第二天一早就骗了新娘的首饰逃走。
刚好村里有一六指人，平时品行不端，家人听了新娘的话，认定此人就是凶手，便告官，将六指人抓起来进行刑讯，受刑不过，六指人就招了。案子一结，六指人就被判斩。新娘一想，丈夫死了，自己又被贼人污辱，没脸再活，上吊死了；新郎的母亲唯此一子，现在儿子儿媳都死了，活着也没意义，也跟着上吊。
过了几年，乡里有人到福建经商，在旅店碰见一人，询问之下知道是老乡，那人忽然问，说我们乡几年前有一新郎被杀，凶手后来抓到了吗？乡里人说，案子早结了，凶手也伏法了。
那人一听，面有喜色，当时他正在洗脸，下意识地将右手藏起来，乡人一瞥之下，发现他右手长着六指，便不断追问，并说反正都有人替死了，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把真相告诉我也没什么嘛。那人才说，他跟被杀的新郎相隔一村，杀人后远逃福建，现在遇到老乡，才想探个究竟。乡人答应不向外人透露，暗地里派人向本地有司报案，一审，他就全招了。福建督抚将案子移交回浙江，将真凶定了死罪。
这个冤案，虽无具体地点、人名，但以常识来看，可信度反比“沭阳洪氏狱”高一些，整个案情，更像聂树斌案。不同的是，六指人案真凶一出现，从知情人报案，到当地有司抓人、复审、移交、判决，中间再无波澜，更没人为了阻止冤案昭雪而对真凶用刑逼他否认杀人。最后，不仅真凶伏法，原审知县“以失入抵罪，自巡抚至知府皆照例议处”。失入，即轻罪重判或无罪而判。
也就是说，虽然是在盛行有罪推定、允许刑讯的清代，你制造冤狱，一旦暴露，也还是要受法律制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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