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一位智者口中的百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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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在恭贺周有光先生一百零八岁寿辰时，我写过这样一段话：
天之降大任于斯人，必予以优秀遗传基因，使之健康长寿，智力超常；须自幼接受良好而全面的教育，使之具备全面优良素质，掌握古今中外知识；给予历史机遇，既使其历尽艰辛，又获得发挥其智慧才能的机会。更重要的是，本人在大彻大悟之后，能奉献于民众、国家和全人类。古往今来多少伟人天才，具备这四方面条件者罕见记载。而周先生不仅具备，还创造了新的纪录。
这本《周有光百年口述》（以下简称《口述》），就是一项新的纪录。
（周有光先生）
《口述》的基本内容，是根据周先生在1996-1997年间的口述录音整理的，在2014年补充了一段“尾声”。周先生口述时已91岁，但他所说的内容并不止这91年，也追溯他的家世和见闻。而在补充“尾声”时，周先生已是109岁，称之为“百年口述”名符其实。
周先生的长寿、完成口述时的高龄、高龄时的记忆和思维能力世所罕见，这部回忆录内容的丰富程度在中外名人中少有的。
涉及的重大历史事件，从太平天国、五卅惨案、救国会、抗日战争、西迁大后方、民主运动、国共合作、太平洋战争、二战胜利、战后美国、思想改造、文字改革、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五七干校、尼克松访华、唐山大地震、改革开放、早期国际交往、《中国大百科全书》的问世、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活动等；
涉及的地域有日本、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波兰、苏联、缅甸、新加坡和中国从东北到西南、西北到东南与香港等；
涉及的人物有吕凤子、屠寄、刘天华、刘半农、孟宪承、陈训恕、张寿镛、胡适、沈从文、尚仲衣、陶行知、梁漱溟、聂绀弩、陈光甫、章乃器、赵君迈、吴大琨、沙千里、宋庆龄、胡子婴、邹韬奋、宋子文、张充和、卢作孕、翁文灏、何廉、梅兰芳、吴蕴初、杜重远、许涤新、陶大镛、徐特立、黄炎培、常书鸿、向达、李方桂、赵元任、罗常培、老舍、杨刚、刘尊棋、刘良模、范旭东、马凡陀（袁水拍）、潘汉年、村野辰雄、李荣、桥本万太郎、倪海曙、叶籁士、马寅初、叶圣陶、丁西林、胡愈之、陈毅、林汉达、姜椿芳、钱伟长、吉布尼、梅维恒、傅汉思、爱因斯坦等。
长寿的人未必经历丰富，经历丰富的人未必长寿，长寿而又经历丰富的人未必愿意并能够记录下来，周先生口述的价值不言而喻。
记录历史事件，发挥主导或决定性作用的人、处于重要或关键地位的人、亲身经历或掌握原始资料、证据的人，他们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但他们往往有自己的政治立场、价值观念、切身利益，或为了保守机密，或出于法律限制，往往不愿或不能说实话，甚至自觉或不自觉地编造谎言，制造假象。
局外人、无关者和普通人既无利害冲突也无顾虑，可惜他们了解的内容太少，一般不具备记录的自觉和能力，如果不具有一定的判断和正确立场，往往只留下片面的、甚至极端的印象，出于他们的回忆很可能以讹传讹，南辕北辙。
周先生的优势正是介于两者之间，除了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和相关的文字改革工作，他都不属于这些历史事件的主角或主要人物，但他又一直以一位爱国者的忠诚、学者的睿智、知识分子的良心起着力所能及的作用，或者以锐利的目光、缜密的思维、细致的分析、客观的立场观察和记忆。因此他的回忆兼有两者之利，而能避免双方之弊。
周先生对一些重大事件或人物的回忆只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或见闻出发，而不求全面完整，也没有什么个人追求，更不会制造什么轰动效应。
我亲灸周先生的教益和见闻中，有些或许更重要的内容，或许更能显示周先生本人的影响和作用的事，并没有出现在他回忆中。就是他谈及的部分，也只涉及主要方面。
如在口述中他只谈了一次与爱因斯坦的聊天，实际不止一次。他曾告诉我，那时爱因斯坦觉得无聊，很愿意与人聊天，所以在首次见面后，他们又聊过几次。周先生说：“因为是他无聊才找我去的，所以后面几次谈了什么我早已忘了。”周先生绝不会因为爱因斯坦是世界名人，就会详细讲述无关紧要的内容。
又如反右，是文革前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件大事，也是知识分子刻骨铭心的记忆，但周先生因从上海调入北京、从经济学界转入新成立的文字改革委员会，无惊无险，因此他的讲述只用“不是一个重点单位，但是也必须按照比例划百之从几的右派，因此划了几个青年”一笔带过。章乃器是他的老朋友，周先生说：“章乃器是抗日战争之前、抗日战争期间公认的上海左派。可是‘反右’运动就定了他是右派。”
在谈到沙千里取代章乃器的粮食部长职务时，他提及当时一些附和反右运动的人说：章乃器是“七君子”之一，这是假君子；沙千里也是“七君子”之一，这是真君子。去掉一个假君子，来一个真君子，这就很好。就像一幅白描，淡淡几笔再现了当时残酷的现实。
周先生去看望戴着右派帽子的章乃器，由于不知房号，在一幢八层公寓中一间间敲门，直到最高一层时才找到，“他开出门来，跟我都相互不认识了”。章的前妻胡子婴，住在副部长级官员的大院里，“非常关心章乃器的事情，我跟胡子婴也经常来往”，但周先生看望章乃器后写给她的信，她居然没有收到。
这些小事的背后，有多少值得后人想象或探究的残酷史实！正规的中国反右运动史或章乃器、胡子婴的传记大概不会有这些内容，但却是优秀的历史学家和传记作者所可望不可求的。
再如，在文革后期和打倒“四人帮”后风传一时的江青接受美国维克多（Victor）采访和《红都女王》一事，既有正式红头文件的传达，又有民间绘声绘色的故事，还有香港出版的书。
但周先生在访美时从他的连襟傅汉思（Hans Frankle）处得知，维克多是他的学生、多伦克亚大学历史学教授，是位严肃的学者。周先生与维克多见面，听她讲了采访江青的情况，还看了维克多正式出版的《江青同志》，发现除了引用江青的谈话以外，这本书并没有对中国不友好的内容，用事实澄清了这个曾经流传海内外、轰动一时的传闻。
（图为《周有光百年口述》封面）
周先生当时的口述并非为了出版，主要是为了让后代和亲属们更多了解自己一生的经历。因而有些我听到过的人和事就没有提到，如与周恩来等人的交往、参加接待达赖喇嘛、文革中的“反动言行”等，这是很可惜的，现在已无法请周先生自己补充了。
也正因为如此，除了附录中的一篇短文和两篇采访稿外，周先生的口述主要是讲他的经历和涉及的人和事，而对自己的看法、建议、观念、思想并无专门的介绍或阐述。所以要了解周先生的学术贡献和思想观念，特别是他在90岁后不断思考和探索的新思想、新成果，还是要读他的相关论著。
在本书的《尾声》中，周先生说：“我的口述史并非是一个完美、完整的作品。但我觉得出错是正常的，批评可指出作品的错误，还可以增加作者与读者的交流，我提倡‘不怕错主义’，反对的意见或可成为成功的基础。所以我不仅不怕别人提出批评，相反更希望听到不同意见。”
我有幸受教于周先生已经33年了，我深知周先生的态度是真诚的。直到前几年趋谒时，他都会拿出打印好的新作或他感兴趣的材料：“你看看是不是有道理。”“我能看到的材料太少，你大概已看过了。”
尽管周先生是罕见的人瑞，但他绝不希望、我们也完全不应该将他当成神。周先生的期望是他的口述“能让更多人关心中国的前途和历史，从中辨识出谬误和光明”。坦率地提出不同意见，认真纠正一位百岁老人回忆中难免的错漏，就是对周先生最诚挚的尊敬和最热情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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