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跟崔永元讨论转基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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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是一个非常敬业的媒体人，他是一个优秀的主持人，但是算不上一个专业的记者。
在他去年自费制作的纪录片里面，他的提问，片子的剪辑，画外音讲述的方式，倾向性非常明显。虽然他强调，也采访了支持转基因的专业人士和科学家，但是整部片子从客观上并没有达到，他开头所说的，让观众自己去判断的效果。
但是，这并不重要。（为何不重要？我稍后再议）重要的是，透过这部纪录片，崔永元成功展现出三个问题，虽然这三个问题，我以为，大家都应该是知道的，是常识：
1、对于转基因技术，在美国也是存在争议的，不管是在学界，还是公众之间。
2、美国对于转基因技术的运用，是有监管的。
3、对于不想吃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者，是有选择的。
中国的媒体喜欢用“反转”来标签崔永元。最近在复旦新闻学院的一场演讲，因为和现场生命科学院教授以及学生的互动，居然引伸出媒体人和科学家对立，或者“文科生”和“理科生”对立的结果。如果这种对立是某些“理科生”的结论，很遗憾，他们自己变成了他们眼中的“文科生”。
在我眼中，崔永元不仅仅是一个媒体人，更是一个社会行动者，或者说意见领袖。他在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推动一场行动，那就是在中国，对转基因技术运用的监管。这是一个和公众利益息息相关的话题。
做一个行动，首先需要引发公众对于这个话题的认知和关心。在这一点上，就算去年的这部纪录片，没有引发太强烈的一次性反响，但是崔永元利用自己所有可以运用的平台，从微博，到电视节目，透过孜孜不倦的喋喋不休，确实产生了不小的效果。至少公众和媒体开始关注这个话题。
接下来，理想状态，应该是媒体接棒这个话题，当然不是集中在崔永元这个人，而是他关注的议题。科学家们应该出场，透过大众媒体趁机科普，让普通大众有机会学习和了解。崔永元的纪录片，他的采访，里面的信息只不过是很小的一部分，媒体应该提醒大众：这是关系到自身的问题，需要花点时间去了解，去提出自己的诉求。
再接下来，理想状态，那就是讨论进入到公共政策的层面：现有的法律是否足够？现有的法规是否有需要完善的地方？现有的法律法规是否没有被执行？如果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如果增加消费者的选择权？有没有转基因技术被非法滥用的情况存在？
记者和一位意见领袖的区别，那就是前者只负责展现事实和问题，而后者是要游说公众相信一个他描述的事实，或者一种理念，告诉大家应该怎样做，因此在叙述的过程中，有选择性，不然就缺乏说服力。这一点，可以参考环保组织，动保组织，消费者权益组织的文宣和行动，或者参考政治人物们的竞选演讲，再有就是政府的宣传稿。即便有无数的证据反驳自己的论点，但只要有一个支持自己的事实，那这个事实就是会是被展现在公众面前的全部。
也因为这样，用新闻专业主义去挑战崔永元的纪录片，或者他的言论，意义不大，甚至转移了这场争论的焦点，这也就是开头我所说的，他的纪录片是否客观，并不重要。
（图为崔永元参加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组织的“新闻大讲堂”的演讲）
同样的，和崔永元去辩论转基因技术本身，那也是找错了对象，因为他没有这个能力。科学家们需要的，是不同观点的科学家们之间的争论，而且用大众听得明白语言，告诉公众，而不是只在自己的领域。
认为媒体妖魔化转基因，或者媒体人和科学家是对立，也许是因为两个原因：
一种是媒体人不愿意去研究，到底在这个领域，哪些科学家才算得上权威，哪些才是有论证的结论，哪些经不起推敲，哪些是有利益关联，而不是因为哪位科学家愿意说话，或者说话吸引眼球。
还有一种则是因为科学家们不愿意透过媒体，向大众进行科普，有些甚至认为大众是愚昧的，根本无需沟通，只要告诉公众结果就可以了。
其实，崔永元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接下来的，是需要科学家们，媒体们，公众们的接力。
至于那场在复旦新闻学院的演讲，觉得有些可惜（只是基于演讲后的提问环节，因为有视频和文字版）：新闻系的学生，未来的记者，缺少新闻专业的提问；生命科学院的教授，找错了辩论对象；倒是崔永元和那位理科生关于是否应该强制标签的互动还挺有意思，崔永元强调是法律问题，理科生强调是经济问题。从现场互动的逻辑来说，我觉得崔永元的表述，对我这样的一个旁观者，更有说服力。
我不知道现场的同学，有多少认为新闻就是这样做的。几年前在一家新闻学院，我和一位研究生有些争论，因为对方不断批评几个电视节目不客观很偏颇，我不断提醒，那些都不是新闻节目，结果大家无法说服对方，不欢而散。但这让我很疑惑：新闻学院的教学，到底有没有教过学生们关于新闻记者的定义，让他们以为，只要提问，就是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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