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 | 刘远举：中国人为何更信经验而不信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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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X一声爆炸，似乎令之前的所有科普努力都汇成了一个笑话。不过，事实并非如此。
在PX的毒性问题上，科普并没有犯错，当下的事故，实际上更多的属于社会问题。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个社会问题呢？不妨从更远的地方说起。
二十年前，我刚刚考上一所全市顶尖的高中。入学第一天，天气炎热，大家在教室里等待老师。教室里的电扇没有安装好调速器，在安装调速器的地方，两根金属线裸露在外面，只要搭上这两根线，电扇就会运转起来。不过，两根线的裸露部分都是直的，手拿着塑料部分搭上之后，摩擦力小，过不了多久两根线就会又分开，教室里就传出一片叹气的声音。
我走过去，鞋是胶底的，确认鞋是干燥的之后，用双手拿着一根线的金属部分，掰弯，再同样地把第二根线的金属部分掰弯，然后，拿着两根线的塑料部分，把掰弯的金属部分挂上，由于是勾住的，导线自然不会分开，电扇就保持一直转动。
带电操作的原理与方法，是初中物理的基本内容。教室里的同学，都是当时顶尖的初中毕业生，不过，他们似乎并不相信书本上的知识，害怕带电操作会触电。这样的想法，是出于经验，哪怕是精通理论知识，他们仍然选择相信经验。
这种“相信经验，而不相信理论”的现象在生活中很多很多。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农业文明的遗迹。在小农时代，生活和生产局限于一个地域的熟人社会，社会管理以氏族、宗族为单位，依靠经验就足以应对小农生产中的各种问题。
不过，随着技术的进步，社会化大分工的确立，原来的经验已经不足以应付。飞机、高铁、核电站，大型化工项目都意味着高有序度、高能级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这种方式对专业知识、精确度的要求已经远远超过了农耕时代，于是，人类发明了规则来规范工业社会中的各种行为规范，这些规则小至交通规则、调度操作手册，大到施工监理、招投标规则。
为了保证这些技术性极强的规则贯穿于整个社会生产、技术发展的全过程，人们用法律来保卫规则，法治随之而立。为了保卫法治，自由言论、结社等公民权利也陆续登上人类文明的舞台。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这些概念与其说是意识形态，不如说它们是技术规则，人类的社会发展史，其实是一部技术发展史。
所以，如果说中国小农式的凭经验行事，对应的是农耕和熟人社会的处世之道的话，那么，德国人的严谨，日本人的认真，则对应的是技术社会的行为特质。这些特质不是出于生理特性和地理特性产生的民族性格，而是经历长期工业社会、技术进程后人与技术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唯物史观的精确体现。
科学、民主、法制和规则精神在长期的技术发展中融于民族特性之后，才能在此基础上建立其适宜技术发展的社会管理制度。从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上，没有蓝色文明，也没有黄色文明，只有一个技术文明，没有中国模式，也没有美国模式，只有一个适应技术的社会模式。
由经验产生理论，理论固化为规则，而制度则是一整套分层级的规则。从经验、理论、到规则、制度，本质上是一个内部制度固化为外部制度。所谓内部制度，是指不成为的习俗、社会意识、道德规范，而外部制度则指的是交通规则，操作规则、法律、政治制度。
遗憾的是，人们，特别是中国人，更愿意相信经验。人们相信经验，不相信书本上的知识，并把恪守理论的人称之为书呆子，然后，演变为对规则的轻视。
比如，矿工不相信防护，不愿意带防护用品，最后出现矽肺。装修的时候，你会发现油漆工根本不愿意带面罩。在驾驶的时候，人们不愿意系安全带。在工业生产中，操作员工往往轻信自己的经验，最后酿成大祸。某种程度上，人们对规则的轻视，是一种深入每个人的习惯、习俗，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内部制度。
这种人的内部制度与地域因素呈现出一种相关性，这种相关性也反过来证明工业与人的内部制度之间的互动。
沿海发达地区，由于更早的开放，生产发达，也就更早，从而更深入的接受规则。在生活中，可以观察到，作为中国最早开放的地区，上海人更守规矩，比如，等待公交车的时候，能够在无人维持秩序的情况下排队，愿意等待座位排队，而不想坐座位的人，即使站在车门口，也会直到没有位置的时候才开始上车，这一切，都在没有人维持秩序的情况下发生。
基于这个情况，不妨提出这样一个有趣的假设，由上海人造成安全事故的几率低于中国的平均水平。这个假设有待社会学家的研究，如果得到证实，那么，在涉及安全的重要岗位上，上海人就会更受雇主青睐。
内部制度的改变是缓慢的，一个人形成的习惯与意识，很难在短时间内被改变，这需要一代、两代甚至几代人的时间。某种程度上，中国人是用农业社会的意识在进行工业时代的生产。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我国道路交通每万车死亡率约10人，是美国的10多倍，日本的20多倍。除了道路等硬件设施的原因之外，不遵守交通规则是一个最大的原因。由此可见，即使有再好的外部制度，即使有再好的交规，没有内部制度的支撑，也很难实现保卫安全，避免风险的功能。
在此次事故之后，一位石化高管匿名对媒体发表了这样一番评论，在这里照录如下：
“西方两百多年工业文化的积淀，从政府到企业再到附近居民社区，以及保险公司等化工项目的利益相关方，经过长期的磨合，对大工业的安全生产和生产的外部性上都有比较成熟的理解。这种积淀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一部分。
而中国工业化进程只有短短几十年，不论在大工业生产的产品质量监管，还是安全监管的文化上，都很不成熟，缺乏严格的流程意识和标准意识。比如这次古雷PX项目承包商以很低价格中标后，还要下调合同价格，在安全方面的投入也相当不足，而且早有安监专家在检查该厂时发现安全管理状况糟糕，但还是没重视，他总是侥幸，只看到短期的东西，最后出了大问题。
PX能爆炸这是常识，关键是他竟然真的爆炸了。要知道，一个能爆炸的东西，在正常安全监管条件下要真的爆炸，得破坏多少层安全设施才能做到啊！不客气的说，中国目前80%的安全生产事故都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又不像日本福岛核灾，有自然灾难因素。
所以说这是制度问题，但根子上是文化问题，只要你在每一个细节上不厌其烦地严格按照流程和标准进行监管，这些事故几乎都可以避免。但管事的人脑子里是农业文化，不是工业文化锻造出的思维方式。这两者最大区别之一，正是对严格的流程和标准的执行，和对产品质量一丝不苟的把控。”
内部制度深入每个人的头脑，很难在短时间改变，这就意味着中国人更不适应现代化的工业生活。但是，生活还得继续，中国人不可能先进行社会意识的改造在进入现代化的生活。社会的运行，是由内部制度与外部制度共同制约的，内部制度的劣势，人的劣势，可以依靠外部制度来弥补。
在中国飞速发展的经济中，公共建设、运营、大型建设项目，从项目审批、环境评测、居民意愿、相关补偿、设备招标、工程施工、日常运行、设备维护等环节中缺乏完善法治制约、公众监督去保卫规则，这就使得各类技术制度软弱无力。
正如前面所言，从一开始，言论自由从其功能上就是一个规范制度的权利。新闻的自由报道，能够很好地形成外部压力，规范工程项目的井然有序运行。
那么，能否在不改变大的外部制度的情况下，对外部制度做一些微调，对于大型的、具有一定风险的大型项目实施一种更宽松的新闻报道制度呢？比如，只要涉及某大型工程，所有新闻报道一律绿灯。
未来中国还将陆续上马核电项目，从一开始，新闻报道的严厉监督，无疑能够极大的促进项目的安全性。
（本文原标题：《书本、经验、规则、制度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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