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隐藏最深的中国知日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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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现代中国最大的“知日派”，或者说“日本通”？孙文、戴季陶、张群、周恩来、汪精卫、鲁迅、周作人、陶希圣、高宗武、廖承志……按不同的划分标准，可轻易举满双手的手指。但是，人们往往会落掉一个人的名字——并不是其名不够显赫，而是过于显赫，乃至一般人反倒不会与知日分子同格视之——蒋介石。
对蒋氏知日的推崇，见诸从戴季陶到张群、陶希圣等人的著述中。如蒋介石的终身幕僚，从1935年11月至1937年3月，出任国府外交部长，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前夕，折冲樽俎，为避免一触即发的战争而奔波于中日外交第一线的张群，一向被日人看成是蒋介石对日外交的“怀刀”。但他在回忆录中坦陈，“日本人不了解这种情形，以为蒋公的对日政策是受了我所提供意见的影响”，而自己的意见大都是“仰体蒋公意旨和本诸我自己的良知而发表的”。
在对日问题上，蒋其实是当仁不让的知日派。日本历史学者家近亮子说：“与毛泽东相比，蒋介石始终抱有一种在中国，尚无出己之右的日本通的自负。”确实，蒋氏早年东渡日本，先留学东京振武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炮兵第十九连队（高田联队），派驻东北地方新澙县的高田，在19岁至28岁的九年中，有六年是在日本度过的，“日本是占了蒋青春岁月近三分之二的异乡”（台湾学者黄自进语）。
以弱冠之年置身于异文化的“染缸”，特别是在帝国陆军中服役的经历，使蒋对东洋文化和日人的诸多教养习惯耳濡目染，如清洁卫生，节制饮食，厉行节俭；如在高寒深雪的东北地方，清晨用雪净身、冷水洗脸，以磨练意志，强健体魄；从东洋的武士道、大和魂，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即知即行”，等等。有些习惯对他影响之大，不仅保持终生，甚至成为其日后倡导“新生活运动”的由头和动力。
1927年9月，蒋第一次下野，在张群的陪同下访日，主要目的是为了“谒宋太夫人，征其对美龄女士婚事之同意”。彼时，宋太夫人倪桂珍在宋家大姐霭龄和三妹美龄的陪伴下，正在神户有马温泉疗养。待得到宋太夫人的“定心丸”之后，春风得意的蒋介石遍访日朝野实力派人士，摸索日本舆情和对华政策的走向，同时呼吁日方支持北伐，历时四十二天。其间，“泡温泉，品日料，与众多旧雨新知交流。若论对日本人、日本文化和日本社会的理解之深，毛真没法与之比肩”（家近亮子语）。
蒋在东瀛与日人的接触中，多数情况下，是通过张群的翻译，但10月3日，在神户单独接受了日本报纸的采访，直接用日语回答了记者的全部问题，当时的报道称蒋的日语“流畅”而“精巧”。不承想，这竟成了蒋最后一次访日。
（图注：1927年10月，蒋介石访日时，与黑龙会元老头山满会面）
因此，家近亮子认为，作为知日派的蒋介石虽然不乏深刻，“但蒋实际目睹的日本到1927年戛然而止。对后来日本的急速军国化，不仅是政治，包括世道人心也参与了共同开创一个‘暗黑昭和’时代的状况，恐怕连想都没想到。蒋话语中的所谓‘无辜人民’论应该也是这种时间差（Time-lag）的产物。充满阳光活力的明治和具有一定自由思想的‘大正民主’时代，成了中国创设近代国家的一个摹本”。
从孙文到蒋介石，两代民国领袖战略思维中最重要的共通项，即联日抗列强。早在1917年，孙文就在《中国之存亡问题》一书中指出：“中国欲求友邦，不可求之于日美之外”；“日本与中国之关系，实为存亡安危两相关联，无日本即无中国，无中国亦无日本”。即使到了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前夕的1934年秋，蒋介石似乎仍未放弃联日的幻想，在由他亲自口述、陈布雷笔录的著名策论《敌乎？友乎？》中如此写道：
“日本终究不能作为我们敌人，我们中国亦终究必须与日本携手合作。这就是为世界大势和中日两国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彻底打算的结论。”
但时隔十七年，彼时之日本，早已不复是昨日之日本，其觊觎中国的野心日趋表面化，欲壑难填，步步紧逼，作为最高军事领袖的蒋介石自然再清楚不过。但他仍以自己的影响力，试图在日本国内唤起舆论同情及对军阀“无知”与“野心”的反制，以软化军部等对华强硬派的立场，打碎其侵略的“妄念”。
为了向日本传递“和平”信号，甚至不惜将此前所谓“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自我贬损为“无为无策”。顾及中国国内的反日民族主义声浪，此文在发表时，听从陈布雷建议，署了徐道邻的名字。
一方面，蒋对日本抱有某种特殊情结，另一方面，在触及国家层面时，却不得不抑制自己的情结，把日当成对中国有领土野心的潜在敌国，并时刻保持警戒，内心的张力不可谓不大。如1927年5月，济南“五三惨案”发生后，蒋介石从5月11日起，在日记中开始称日军为“倭军”，称日本为“倭寇”，直至1943年7月9日，准备参加开罗会议时止。
“五三惨案”周年之际，他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做了一场“誓雪五三国耻”的演讲，公开呼吁：“凡是中国人，凡是我们黄帝子孙，对于这种耻辱，是永不能忘怀的。如果这种耻辱一天不洗雪，中华民国便没有一天能够独立。”但同时，蒋却不忘叮嘱士官们：
“须知我们报仇雪耻的敌忾心，绝不能暴露出来，我们所有吞敌的气概，非到最后关头，是不能有一点流露的，因为那将徒然为敌人所忌，要来对我们再下毒手。”
作为一国领袖，居然纠结、隐忍到这个份上，用心之良苦，盖因没人比他更清楚中日实力对比的状况，用台湾历史学者黄自进的话说，“在他看来，敌我势力过于悬殊，如过早轻举妄动，恐遭致毁灭。卧薪尝胆，厚植国力，才是他的衷心所盼”。
尽管如此，事实上，到了“七七事变”之后，蒋介石对日政策的主轴，已经从“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备战”论，调整到了“应战”论。可应战归应战，蒋仍未改“以日为师”、向敌人学习的初衷。如1940年2月22日，蒋介石在主持柳州军事会议开幕训词时，当场分发了三种文件，一是蒋自己定稿的《抗战手本》，其余两种均为日军文书：一为大本营陆军部编纂的《士兵须知》，二是日军从桂南九塘战场撤退时所张贴的《避还九塘》之布告。
（图注：1937年的蒋介石庐山讲话：战端一开，即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抗战守土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在训词中，逐条解读了《士兵须知》的主要内容。其中的第十条——所谓“爱怜没有敌意的中国民众”，明显是日军的统战伎俩，细则中举出中国是一个“顾全面子”的民族，要求日军与中国人来往时，务必满足其顾面子的虚荣。对此，蒋呼吁国人今后务必求实，不可再沉迷于虚荣，以免为敌人所趁。说白了，蒋之“应战”论，其实亦无非是师法日本，以求超越日本的“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完全是其一贯的日本观之自然延伸。
1945年8月15日，蒋介石在宣布日本接受投降之际，发表了题为《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书》的谈话：
“正义必然战胜强权”的真理，终于得到了他最后的证明。……我们中国同胞必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到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此即著名的“以德报怨”演说。但演说中通篇并无“以德报怨”的表述。所谓“以德报怨”，其实是日本新闻媒体在报道谈话时所拟的题目。虽然不无“标题党”的意味，却很好地概括了谈话的主旨，也得到了蒋本人的认同，并成为战后中华民国对日宽容政策的代名词。
蒋本人作为抗战最高领袖，当然深知中国的所谓“胜利”，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一是美国的援助和参战，二是战略得法——即“以空间换取时间”，使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轨，中国得以走出独立抗日的困境。而在军事上，中国并没有战胜日本，充其量算是“惨胜”而已。正是出于这种基本认识，蒋对日本释放出“不念旧恶”、“与人为善”的信息，甚至从自身的基督信仰出发，呼吁国人“待人如己”、“要爱敌人”。其所谓“无辜人民”说，实际上构成了后来共产党政府所主张的“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日本人民”的两分法之理论内核及先声。
蒋之“以德报怨”，不仅是一种“胜利者”的姿态、一个说法，而且有明确的政策内涵。具体说来，主要有四点：1、维持日本天皇制；2、反对列强瓜分日本；3、善待日本在华军民；4、反对报复性战争赔偿。
四点之中，有些是美国主导的，原则上，中华民国只有建议权。如开罗会议前夕，罗斯福总统曾就“战后是否应该废除日本天皇制，征求蒋委员长的意见”。蒋明确表示：“此将牵涉到日本政府的组织问题，为了避免在国际关系上犯了遗恨千载的任何错误，这个问题应该留待战后由日本国民依照自身的意思来决定。”结果蒋所代表的中华民国立场成了在天皇制存废问题上的重要参考，不仅开罗会议上，天皇制问题根本没被列入议题，搁置讨论，存废问题留待日本国民自行决定成为盟国间的共识。
在对日占领问题上，由于蒋的态度“消极”，最终的占领遂由最初四盟国分割占领方案调整为事实上的美国单独占领方案。遏制苏联的战略野心，是蒋的主要考量。多年后，蒋经国曾披露过国府“消极”应对美国派兵占领日本动议背后的秘辛：
当时，美军曾经洽请我国派遣占领军，我们如果照办，当然不会有人反对，可是苏联也就会坚持主张其为交战国，应有权利派兵进驻。这样一来，则日本便会像东西德、南北韩之形成分裂，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局面，为此，我们乃建议由美国一国的军队占领日本。
在日军及日侨遣送回国问题上，国府的应对异常高效，极其成功。日军投降后，包括军人在内，大陆有逾230万日人亟待遣返。按当时中国的船只运力测算，全部遣返至少要花十年时间。但国府调动一切可资调动的资源，并取得了美军的支援，竟然仅用十个月就完成了遣返工作，其效率之高，甚至令日本国内口岸的对接和接收体制捉襟见肘。据当时在汤恩伯麾下负责上海地区日人遣返的曹士澂少将回忆，美军限制乘船者的托运行李在20公斤以内，但曹据理力争，争取到30公斤的额度。
另据《大公报》记者曹世瑛在塘沽现场的报道，“实际上每一日本军民大约可带50公斤行李回国，其中包括日常用品，还有7天的干粮”。在战后初期，日本国内粮食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从中国战区归来的军民，因每人至少能携带30公斤行李，生活反而显得比本土的人还要从容一些，仓惶患难中的归国者自然会铭感于心。而在后来达成的“日华和平条约”（1952年4月）中，国府又全面放弃了战争索赔，日人能不感激涕零乎？
蒋的对日宽容政策，果然收到了预期的实效与回报。8月15日清晨，“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的总司令部，得到从东京发来的陆军大臣阿南惟几“自决”的电报。几乎同时，冈村的得力参谋、后成为“白团”核心人物之一的小笠原清少佐，呈送了一份日军监听的蒋介石广播谈话的记录稿。于是，先于天皇的“玉音放送”，冈村看到了蒋介石“以德报怨”演说的全文，“不念旧恶”、“与人为善”、“要爱敌人”……深受武士道濡染的日军将领，内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猛击了一下：
当着小笠原的面，冈村读完记录稿，沉默良久。然后，自言自语道：“这是对日本的大引导啊。”小笠原感到，长官是被蒋介石的胸怀深深打动了。
接着，便是“投桃报李”。第一个步骤是，全力配合蒋委员长的要求。三天后，冈村宁次即在其所拟定的投降方针《对支处理要纲》中明确指示：“所有武器、装备、器材一律移交给中央政府，不但不接受中共的任何要求，且必要时将断然采取自卫武力行动。”事实上，8月18日以后，日军被整体收编，成了国军的编外部队，只对中央军负责，甚至不惜以武力抵抗共产党的军队“来犯”。
国府于9月11日发布文告，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改称“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冈村宁次被蒋任命为“善后总联络部长官”；对已办理投降宣誓手续的日本军队，不称战俘，而称“徒手官兵”。总联络部维持原有架构，甚至连通信系统都原封未动。而中央军方面与日方接洽受降、接收事宜者，清一色是蒋的嫡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简称“陆士”）出身的将校。
更“暖人”的是，南京的日军投降后，中国陆军司令何应钦正式知会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冈村宁次，从10月起，日本所有“徒手官兵”纳入国民政府军补给体制，享有与国民政府军官兵同等的补给，每人每月可有主食25市两的白米。继而，从12月起，除了享有与国民政府军同等规格的伙食供应外，还与政府军官兵一样，享受同等水平的薪资：将官每月8000元，校官4000元，尉官2000元，士官400元，士兵200元。
不仅如此，12月23日上午9时，蒋委员长突然会见了冈村长官——此乃两位“宿敌”的初次会面。“蒋始终面带微笑，敦厚中有种逼人的力量”，冈村在日记中记录了会晤的情形：
蒋：您的健康怎么样？如有任何不便之处，请随时对我，或者对何总司令提出来。
冈村：感谢您的厚意。我对生活很满足。
蒋：听说接收工作进展顺利，值得同贺。日本居留民方面，如果有什么困难，也请一并提出。
冈村：目下倒没有什么。如果今后发生为难之事，会诉诸您的厚情。
蒋：中日两国应本着孙文先生的遗志，精诚合作，才是最要紧的。
冈村：完全同感。
加上翻译，会谈总共持续了15分钟，基本上是礼节性的。可若是考虑到冈村彼时尚为头号战犯的戴罪之身的话，便很难不为蒋宽宏大量的诚意所打动，冈村在日记中也留下了诸如“感佩之至”的表述。
如果说蒋对冈村的召见只是一种仪式性的姿态，类似于日文中“表敬”语境的话，那么后来的“冈村营救计划”则是实质性的行动。在南京军事法庭开庭之前，冈村在国府的严密保护下，基本在“疗养”，为此甚至不惜推迟公审日程。只是到了开庭前夕的1948年8月中旬，为了应对中国国内舆论，才象征性地被送进了战犯监狱。
在法庭上，针对量刑为死刑、无期的重罪指控，冈村专案组负责人曹士澂主张应无罪开释，并代表国府做了无罪辩护的说明，力陈冈村其人的“绝对反共立场”和“重大立功”表现，强调如果判决其有罪，中国不仅将失信于国际社会，而且“正中了共军圈套”，“亲痛仇快”。
1949年1月26日，终审果然判决冈村无罪。闭庭后，为回避众多新闻记者的镁光灯，冈村从后门撤离现场，被径直送到一处秘密宅邸。1月29日早8时，冈村在汤恩伯将军的亲自护送下，与其他259名日本战犯一起，乘美国驱逐舰“JohnW.Weeks”号归国。旅途中，美籍船长告诉冈村，“据东京电台的消息，中共对国民政府发出通告，作为和平条件之一，要求引渡冈村宁次。可你看，我们的船已经进入了公海……”二人对视一笑。
2月4日，船抵达横滨港，码头上居然悬挂着日章旗。见冈村迷惑不解的表情，GHQ（联合国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一位叫李密的中校解释道：“是为了欢迎冈村将军归国，长官让悬挂的。”由此可见，冈村营救计划是从蒋介石、何应钦，到汤恩伯、曹士澂，直到国府驻日代表团、GHQ当局联手，精心构筑的“一盘棋”。其背后，自然不排除冈村其人在国军上层广泛的人脉因素，但除此之外，不能不说，“反共”是政策的主要着眼点。
大难不死的冈村宁次回国后，在位于牛込的国立东京第一病院疗养了一段时间。1949年6月，从病榻上致信蒋介石：
蒋总统中正阁下：
拜启。请原谅我入院养病中的潦草字迹。“赤浪”（指共产党）趁势南下，情势越发吃紧。有能力扭转乾坤者，非阁下莫属。请在自我珍重的同时，向您的所信坚实迈进。小生纵系抱病之身，亦欲与贵国驻日代表团各位协力，报恩于万一。
谨祈康健。
6月25日
冈村宁次
一方面是出于日人的“报恩”思想，另一方面是“反共”、防止东亚“赤化”的共同信仰使然，冈村回国伊始，便焦虑于国共内战中实力的逆转，念兹在兹于如何援蒋。据前陆军参谋有末精三回忆，冈村在辗转病榻之际，仍在叹息：“难道就没有救济蒋介石军队的法子吗？”而与此同时，蒋的密使已经在与冈村身边活动，一项绝密计划开始在水面下推进。
这项计划就是“白团”。1949年秋，由前日本陆军参谋出身的一群“支那通”组成的援台顾问团，经特殊渠道秘密赴台。为安全和保密计，所有成员均使用中文化名。因其团长、前陆军第二十三军参谋长、陆军少将富田直亮化名白鸿亮（“白”与代表共产党的“红”相对，“亮”则源自中国一流的军师诸葛亮），故称“白团”。
弹指一甲子。近年来，随着美国胡佛研究所对《蒋介石日记》的公开及日台相关历史文档的解密，“白团”的真相渐次浮出水面。尤其是日本，对“白团”的研究比较深入。除了一些旧军人的回忆录之外，仅笔者有限的学术视野所及，便有两种专著，尤其是2014年出版的《朝日新闻》记者、作家野岛刚的新著《最后的部队——蒋介石与日本军人》，以新闻专业主义风格的笔法，在重构一部“白团”史的同时，也廓清了一些史上云山雾罩的著名公案、谜团（如蒋介石的最终学历问题、冈村宁次何以“脱罪”的问题等）。
“白团”诞生的大背景，有中日两个方面，也包括美国因素。首先，败退到台湾的蒋介石，由于输掉大陆、政治腐败等原因，令美国失望透顶，暂时中止了1948年《援华法案》中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1950年1月，杜鲁门总统发表了“不介入台湾海峡宣言”，随后又把台湾和朝鲜半岛划在“艾奇逊防线”之外。
内忧外患之下，蒋深感到自己被美国抛弃了，难掩焦虑与绝望。1949年夏天，连续两次把常驻东京的曹士澂召回台湾，商议对策，“美国靠不住了，只有日本”，命曹全面调查日本的情况，拟定计划。其次，蒋原本就有极深的日本情结，作为“战胜国”的最高军事统帅，实战交手八年，深谙日军实力远在国军之上，不可同日而语。尽管“以德报怨”演说系出于对正义的信仰及对日本民族真诚的悲悯，其本身并无任何“表演”成分，但并不等于说以之为代表的对日宽容主张背后，没有政策考量。事实上，以“终战”为契机，“尽释前仇，以谋制苏”、“联日反共、光复大陆”确为蒋彼时的“深谋远略”。
而就日本方面而言，以冈村宁次为首的旧军部势力，极端反共，视“赤魔肆虐”为亚洲大陆和世界的最大威胁，与蒋联手“抗共”，正求之不得。同时，这些人作为资深的“支那通”，在大陆深耕有年，自揣罪行昭昭（如在南京军事审判之前，冈村便有“恐难逃极刑”的觉悟），却蒙蒋的不杀之恩，内心确有很强的负疚感，“蒙恩必报”是武士道的基本信条。
再加上当时日本国内，在GHQ当局所谓“永久排除军国主义者的权力及其势力”的民主化方针指导下，对战犯、职业军人、战争协力者剥夺公职，严惩不贷。战后初期，经济凋敝，黑市横行，百业待兴，这些被主流社会放逐的“军国主义势力”，均面临生计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突然受到“恩公”蒋委员长的邀约，且条件异常诱人，既摆脱了目下的窘困，又可发挥专长，重续“理想主义”旧梦，在海外的新天地刷一份存在感，何乐而不为？
1949年9月17日，十几个人挤在一间逼仄的和式旅馆中，在举行了一个简短仪式后，签署了一份文件。为了避开GHQ当局和日本共产党的耳目，特意选了一家位于东京高轮的旅馆，地方有些背；出席者分别为“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和日本国的保证人及应聘者；签署的文件为“盟约书”，即“白团”的《招聘契约书》。“盟约书”上签字栏中写了三个人名：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驻日代表者 曹士澂
应聘者代表 富田直亮
保证人 冈村宁次
曹作为直接对蒋负责，拟定全盘计划的“始作俑者”，被称为“白团之父”；富田是白团的掌舵者、总教官，蒋最信任的日籍顾问，在“白团”解散后，被蒋挽留，仍滞留台北，把后半生献给了台湾；冈村则是“白团”的总后台，留在日本，从幕后推动，默默地为赴台成员做了大量后勤工作。
后面是“先遣队”成员十七人的名字，日本名的下面注有中文化名，清一色是“陆士”出身的前陆海军高阶参谋。契约书中规定，成员的待遇不低于旧日军中相应官阶的待遇，且从离开日本之日起，到契约期满后回到日本之日止，国府方面负责免费提供衣食住。甚至连对家属的补助，都有相关规约。作为招聘合同，其事无巨细、条件之优渥，“简直堪比雇佣兵契约”（野岛刚语）。
先遣队首先面临的一个头痛问题是渡航问题。战后，日台间的直航联络船已停运，偷渡的渔船一时也未能确保。一行人（分批赴台，后一批十二人）只有先乘英国船赴香港，再从香港转台北。说是英国船，但船员净是中国人，这样比较容易“做工作”。1949年12月3日深夜，十二名先遣队员乘货船“威京轮”从横滨港启程。途中，船还要在大阪、吴等港口停留，每一次靠港，必有日本警察上船检查。当时，包括先遣队员在内的旧军官们，被看成“反民主”势力，即使在国内，也是被监管对象，不仅要提放警察，还需随时警惕日共的眼线，遑论持伪造身份证明的偷渡性质的海外行旅。
船在九州下关靠港时，突遭警察登船临检。后在台湾被称为“战史之神”、化名范健的本乡健，苦于无处藏身，躲进了司厨室，胡乱披了一件厨子的白制服，戴了顶白帽子。当警察进门时，他正专注地削着土豆皮。内藤进（曹士进）等人更狼狈，情急之下，跳进了煤库。警察下船后，哥几个从煤堆中爬将出来，已分不清是人脸还是褐煤……
对甫逃到台湾，孤立无援，在金门海战的炮声中惊魂未定的蒋介石来说，“白团”的到来，诚不啻“雪中送炭”、“风雨故人来”（均为蒋等国府高官对日本教官的欢迎辞）。直到朝鲜战争爆发，美出动第七舰队封锁台海，蒋才回过神来，痛定思痛，开始整军饬武，策定“反攻大陆”计划，以图东山再起。蒋的参照系仍是日本，但这一次，焦点则更加明确——从曾几何时的“以日为师”，聚焦为“以日军为师”。
“白团”成立于1949年，1968年宣布解散，持续了将近二十年，刚好与蒋介石作为第一线总指挥的时期相重合，是台日关系的蜜月期（1969年，蒋遭遇车祸，身体每况愈下；1971年，退出联合国；翌年，日中建交前夕，日台断交）。“白团”签约的招聘者逾百人，因出国手续等原因，实际赴台者共八十三人。其核心成员中，至少有五人，全程参与了蒋“反攻大陆”计划的制定。野岛刚按不同的据点和组织名称把“白团”活动分成四个时期：
Ⅰ期：革命实践研究院圆山军官训练团时期（1950〜1952年）
Ⅱ期：实践学社时期（1952〜1963年）
Ⅲ期：实践小组时期（1963〜1965年）
Ⅳ期：陆军指挥参谋大学时期（1965〜1968年）
其中，圆山军官训练团时期，既是“白团”的草创期，也是全盛期。蒋亲任训练团长，任命黄埔出身的嫡系彭孟缉为教育长，王化兴为副教育长。彭经过训练团的历练，后出任“陆军总司令”、“驻日大使”等要职。训练班分普通班和高级班，全脱产封闭式集中讲义，每日六课时，每期三十五天。普通版以少校以下的低阶军官为对象，高级班则面向大校、少将以上的高阶军官。除了脱产班之外，还设有非脱产的人事训练班和联合后勤班。
实践学社时期，又增加了联战班（党政军联合作战研究班）和科训班（科学军官储训班）。联战班的第一期生中，有蒋纬国——继彭孟缉之后，成了“国府”对“白团”的联络窗口。课程分战术、战史、兵站（后勤）、图上演习等科目。其中，蒋介石亲点的“菜单”有两种，一是武士道，二是社会动员。前者，是蒋介石青年时期以来的情结，他认为武士道是“日本精神”之精粹，日本之强国、强军，与武士道文化关系甚大；后者是蒋退到台湾后，基于在大陆的惨败及“反攻大陆”的战略目标，有意识要在台湾社会植入的一种政治理念和统治术。
此前，国民党根本不懂、也没有社会动员，惯技只会“抓壮丁”，而打过“国民总力战”的日本，则有一整套国家总动员的成熟经验，蒋早就心向往之。实践学社时期的“高级兵学班”，便设有国家总动员方法的课程，受训过的中将以上高级军官有118名。
蒋介石对“白团”事业倾注了巨大的热忱。听课——有时竟会几天连着听，与日本教官们喝茶、交流，招待宴几乎成了月例会，仿佛回到了留日的青春时代。其五十年代初期的日记中，有大量与“白团”有关的记述，如：
四时，去军训团，听白鸿亮关于武士道历史的讲义。（1950年9月26日）
午后二时，于圆山，听武士道班的讲义两小时。（1950年9月30日）
白鸿亮总教官关于武士道的讲义，对学生们来说，有如暗黑世界之光，成了一种安慰。（1950年10月7日）
听白鸿亮的战争科学与斗争哲学讲义，计六小时。（1949年10月19日）
与白教官单独谈话，就今后国防的重要施策与陆海军建设的方法进行讨论。决意把装甲兵作为建军的重点（1950年9月14日）
白鸿亮从日本回来，约其见面。（1951年5月1日）
午前，在训话中称赞白鸿亮是朱舜水一流的人物。
与三十二师团的日本人教官三人饮茶，大笑，真的很愉快。
蒋日记中，白鸿亮的名字频出，“富田事实上成了蒋介石的私人顾问，或许肩负如军师一般的职责”（野岛刚语）。看得出来，蒋与富田和“白团”教官们相处甚欢，有种发自内心的放松感。野岛刚曾去美国胡佛研究所调阅蒋介石日记，“蒋在与属下将领会面时，类似‘真的很愉快’式的记录，据我对日记的浏览，一处也没有”。一般国人对蒋有“爱发脾气”的印象，可在“白团”教官们的心目中，蒋是一位“稳健和蔼的人格者”。
出于安全考虑，“白团”的活动始终处于“潜水”状态，连日籍教官团体的名称，也尽可能低调化，从初期带有军事色彩的“训练团”，改为中性的“实践学社”，后又改成“实践小组”。活动据点也从台北市繁华的圆山，转移到僻静的石碑。但到底还是被美军方面探到了风声，并开始施压。1950年3月10日，冈村宁次被GHQ传唤，同行的小笠原清后在回忆录中记录了当时的情景。针对美方的兴师问罪，冈村侃侃而谈：
不能失去大陆。我们是为了回报（蒋介石）在终战时的恩义，才积极参与行动的。而该行动并不与美国的利益相悖，甚至应该得到贵国的感谢——难道不正因为美国对中国大陆认识不足，才痛失那块土地的吗？！
说到激动处，冈村却不忘从椅子上站起来，向美GHQ官员深鞠一躬，感谢前一年春天，从中国乘美军舰回国时，美方对自己的将军待遇（指在横滨港悬挂日章旗欢迎）。当晚，冈村即致信蒋介石，通报“敌情”，敦请商议对策。
翌年4月，美军事顾问团首脑切斯对蒋介石发出意见书，书面质询日本军事顾问团问题。名义上，美国对台军事援助是“排他的”。况且，日本作为“战败国”，正接受美国的军事占领。占领国与被占领国的军事顾问同为国府“效力”，岂有此理，是对美国的“背叛”……美方的施压，令蒋深深烦恼，他在日记（1951年6月28日）中写道：“关于美国顾问提起的日籍教官的排斥问题，思虑颇久。”
对蒋来说，“白团”是台湾被美国抛弃的时期，邻国的拔刀相助，半截赶人家回去，有悖信义。但美方的压力，也不能不应对。于是，从1952年开始，缩编后的“白团”进入第二期——盛期结束了。
在“白团”受训的“国军”军官，多达两万人。用前“白团”成员，均需、动员教官糸贺公一（贺公吉）的话说：“现在那些带星（即将官）的家伙们，或多或少，基本上都是在白团用过功的主儿。”可以说，没有“白团”，便没有今日之“国军”。在“白团”解散后的1968年12月，台“国防部”发行的《日本军事顾问团（教官）在华工作纪要》的“结论”部分如此写道：
民国三十八年丧失大陆后，政府移至台湾之初，鉴于因国内外情势恶化，人的精神和心理濒临崩溃的状况，创设“革命实践学社”、“军官训练团”等各种革命教育训练部队，雇佣日本军事人员做教官，让党政军的中高级干部学习革命战术，理解革命思想，以促其决意于国之复兴，振奋其革命精神，以各种政策之实行来建设台湾，使之成为反攻基地。先后在各班受训卒业者，多达数万之众。
日籍军事教官最初抵台之际，正值我国濒临危机之时，他们不顾危险，与我们共度时艰，以无私之心与道义之力响应了我们领袖昔日的大恩大德。
尤其令我们感怀的是，诸位日籍军事教官在工作期间，不计报酬与利害得失，竭诚贡献于我们的作战战略策定，帮助我国完成军事教育，达成了国军干部在战术思想上的统一。日籍军事教官的功绩将永存不灭。
毋庸讳言，“白团”是蒋介石在人生最大的危机关头，第二次选择“以日为师”——准确地说，是“以日军为师”。虽然情随境迁，时移势易，当初厘定的“反攻大陆”的战略目标渐行渐远，终于无从谈起，但其对国军重建、社会动员体制的导入和构筑，从而把台湾建成太平洋上“不沉的航母”的意义，仍不可低估。
一个并非是政府间援助，完全是基于领导人的个人情结及日人对蒋的感恩之情，靠秘密契约和偷渡来维系的合作项目，却持续了整整一代人，可以说世无前例，借用野岛刚的表述：确确实实是“东亚现代史生出的怪胎”。其背后，是一个大陆、台湾、日本、美国及朝鲜半岛相互辐射、角力的“磁力场”。“怪胎”的生成、做大、缩编、解散，统统是这个“磁力场”作用的结果。
1953年，台湾前驻日大使董显光奉蒋“总统”之命去汉城晋谒大韩民国大统领李承晚：
我是负着双重任务谒见大统领的：一是邀请他答访蒋总统讨论组织太平洋联盟计划，二是劝请李大统领对日态度改取缓和。
在我第一次谒见的时候，李大统领率直地问我，为什么蒋总统对日本这样好。我告诉他，蒋总统对日本的态度第一次表现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他拥有三百万大军处于战胜国地位的时候。这足见他对日亲善的动机，不因弱而因强。联日联美是我们传统的国策，因此蒋总统眼看日本军阀发动侵华战争深感遗憾。此后中日两国不能再有战争，因为战争沦丧两国的本原实在太大了。当然，要避免战争就得彼此容忍。
董显光是蒋的“乡党”（同为浙江溪口镇出生），曾两度临危受命，先后出任驻日大使（1952年）和驻美大使（1956年），知蒋可谓深矣。“对日亲善的动机，不因弱而因强”，确实道出了蒋在战后，对日“以德报怨”的深层动因。而且，作为在对日美外交第一线折冲樽俎之士，董比别人更清楚“以德报怨”背后的政策考量——那就是“联日联美”。董试图改变李的日本观，但“李大统领坚持他日本人不可靠的信念，我无法使他稍作转变”。
李承晚之持对日强硬立场，固然有其作为民族主义者，基于历史记忆的痛感因素，但更直接的原因还是不久前结下的梁子：1953年，美国克拉克将军（Mark Clark）主导构筑“太平洋反共联盟”，拉日韩参加。但若想达成目的，先得改善日韩关系。于是，他动议邀请李承晚访日，李也欣然接受。可不承想，李大统领抵达东京的那天，日方只有外相到机场迎接，首相吉田茂没有露面。李大统领怒不可遏，遂拒绝接受吉田茂的宴请……董显光的斡旋效果也有限，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一直到我离开驻日大使任所时，我看不到日韩两国有接近的迹象。”这个桥段微妙地折射了东亚这个“磁力场”力学关系之错综。
与李承晚相比，蒋介石与日本之间的相互理解要深入得多。尽管随着时代的推移和地缘政治“力矩”的变化，与北京从边缘到中心的进程相反，台湾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化的“逆转”。但这种历史命运是不以政治人物个人的能力、操守和事功为转移的。历史人物之所以被历史铭记，也并不一定是因为重要关头扭转乾坤，让历史的河川改道。当巨浪袭来时，能顺应潮流，因势利导，退不失据，甚至改弦易张，同样可以创造历史。日本民族虽然服膺强者，却并不鄙夷败者。
蒋在战后“坐拥300万大军”，以盟国“四强”（美英苏中）之尊，力主“对日宽容”政策，在日本朝野深入人心，至今仍被视为一种“亲善”的象征：在千叶县外房的海岸线上，还立有一方“以德报怨之碑”，以彰显“蒋总统精神”，而立碑者是一群寂寂无名的民间人士。
1975年4月5日，蒋去世时，日本《产经新闻》正连载《蒋介石秘录》。这是《产经新闻》社根据台湾的国府档案，以蒋介石日记为线索，撰写的一个大型传记专栏，于一年前开始连载，副标题为“中日关系八十年的证言”，“是蒋介石借用《产经新闻》之笔，直接向日本国民，倾诉他对历史的看法，自也蕴含着他对“台日关系”友好的期盼。将未开放的国家档案以及元首私人的日记，直接提供给国外媒体参阅，属历史上罕见的特例”。连载一直持续到蒋逝世后的416天，总计刊载650天之久，恐怕在世界报业史上也堪称孤例。连载后的内容，即结集刊行。从1975年2月，到1977年4月，共出版了十五册。
《蒋介石秘录》至今仍是研究蒋介石其人和二十世纪前半期中日关系史的重要资料，学界亦早有定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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