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丰&顾则徐：“女司机”为何变成“恶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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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丰：“女司机”是怎么成为“恶魔”的
5月3日，成都发生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一男司机把一女司机拉下车，拳打脚踢，动作之残暴让人发指。根据媒体的报道，女子经诊断有脑震荡并骨折。
在任何一个文明的社会，这都应该被定义为故意伤害行为，这种针对他人的暴力行为理应受到谴责。但是，在微博上的众多留言中，却不乏为这种暴力行为叫好的声音。理由是，该男子称女司机驾车从侧面变道，自己的孩子受到惊吓，他一路追赶挡下女子并殴打。
叫好的网友普遍认为，女司机的行为不能原谅，不少人表示，如果是自己碰到这种情况也会出手，还有人感叹，视频中的男子做了自己想做不敢做的事，最可怕的是，甚至有不少人呼吁国家相关部门在驾照考试时应对女司机增加特殊环节。
即使信息并不够充分，但是从打人男子的叙述中，也包括了一些有价值的要素，据成都商报报道，男子在接受警方调查时说，女司机变道时別了自己一下，自己急刹车，导致后座1岁孩子脸碰在车窗上疼得大哭，他气不过也別了女司机一下，没想到她也反过来別自己一下。他便追到骄子立交桥，拦车殴打卢女士。
不考虑女方证言，无疑还不够公平，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不难看出女司机的“可怕行为”，不过是变道时别了男子的车，如此而已，这完全是交警解决范围内的事情。男子一岁的小孩在后排，侧挂时脸碰到了玻璃，说明他或许没有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对公众来说，这是更有价值的信息，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
与网友的反应相对应的是，网络媒体对此事的报道方式也很值得玩味。人民网官方微博的报道，标题是“女司机变道惹怒男司机，遭当街暴打”，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被动句式，主语是“女司机”。在这样的叙述中，女司机成为事件的主体，它暗含的意思是，这一切都是由女司机的变道引起的，“遭当街暴打”，这五个字中流露出一种快意，暴打简直是大快人心。
这种表述相当有代表性，在另一个官方微博中，叙述了事件后，链接视频，视频的标题是“实拍女司机”，由于微博只能包含140字，“实拍女司机”是编辑经过细选之后，对打人视频的概括。施暴者没出现，“打人”也没出现，如果没有上下文，“实拍女司机”意味的就是女司机所做的荒唐行为——这样一种针对女司机的语言暴力，某种意义上说比实际的暴力更可怕。
这个社会，每天都在发生车祸和事故，在对车祸的报道中，很少有媒体使用“男司机”这个词。醉驾、毒驾、超速、无证驾驶、多人伤亡、运渣车……这些是让一个车祸成为新闻的要素，但这些车祸是没有性别的，没有人会注意在这样的新闻报道中，“他”所犯下的错误，人们注意的是错误本身。或许，从根本上说，汽车文化，是一种男性文化。
《变形金刚》中，作为主角的几辆车，毫无疑问都是男性。而最新上映的《速度与激情7》中，只有一位女司机，而她在影片中的功能似乎并不是开车，只是为电影增添一些柔性元素罢了。但是，这些还不能够说明中国社会对“女司机”的恶意，它还不够中国特色。
和“女司机”同病相怜的，是“女博士”，它们都是网络时代特别是社交媒体普及后崛起的词汇。这两个群体的被污名化，本质上还是因为在中国“司机”和“博士”都是男人的天下，女人是一个误入者。
在只有一辆汽车的家庭中，除非有特别的原因，汽车一般都是男方来驾驶，从整体上看，作为家庭共同财产，它为男性提供了社交和生活便利，而最后承担骂名的却是女方。“女司机”的污名化是一种威胁，仿佛暗示着把汽车还给或交给男方。
在中国传统价值观中，女子最重要的不是“才”，而是“德”。我们无法考察，第一个在微博上使用“女司机”和“女博士”的是谁，在何种语境下创造了这个词组。如果你对这两个词组进行搜索，你会得到无数多的段子。
相比之下，“女博士” 这一个标签，其所指已经相对稳定，它已经不是一个热门的词汇了，而“女司机”的所指，则要丰富得多。“女司机”这个词组，远远没达到稳定状态，每一天人们都在往里添加内容。比如，关于女性学车的段子，往往并没有真实的姓名和地点，被冠以“有一次，我的教练告诉我”这样的开头。这让人想起小时候听长辈们讲的故事，这样故事，往往缺乏真实性，但却似乎拥有不可置疑的真理性。
对这样贴标签式的污名化，人们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了。我认为可悲的有两点，一是大量媒体的参与，不仅是网络媒体，包括很多传统媒体在内，都对塑造“女司机”立下了功劳。二是很多女性似乎已经认同了这个标签，有的女性甚至会在自己的车后面贴上“女司机，请避让”这样的车贴。在发生在成都的这起暴力事件中，甚至也有女性叫好者，她们或许认为“男人打女人是不对的”，但觉得“女司机确实不靠谱”，在她们的观念中，“女司机”也成了特殊的一类。
在中国，还没有发展出成熟的汽车文化，有“中国式过马路”，也有“中国式驾驶员”。拥有汽车，虽然已经不再是一种特权的象征，但仍然是一种世界观。汽车还远不是普通的事物，作为“人的延伸”，它让一些人内心无比膨胀，很多人一旦钻进汽车，就会变成另一个人，骂骂咧咧，把所有的超车视为一种侵略。在这样的文化之下，把女司机塑造为“恶魔”，也就不足为怪。
从中国人的日常经验看，女驾驶员速度应该比男性慢，喝酒的概率可能更低，晚上开车的概率更低，女人做事也可能更仔细，同时有更少的暴力倾向——这些印象，是否有数据支撑并不重要，关键是这些印象，本来就是中国文化对女性的塑造，是社会对女性的共识。从这些印象出发，不是很容易得出女性驾驶汽车更安全、更靠谱的结论吗？因此，对女司机的恶意和污名化，从常理上看是很难理解的。
事实上，我们并不缺少相关的数据，只是人们不感兴趣而已。以成都为例，2013年，成都1968起立案道路交通事故（均为有人受伤或死亡的事故）中，涉及到女性驾驶员的事故（事故中至少有一方为女性驾驶员）共计227件，占比仅11.5%。而成都车管所提供的数据显示，据2013年10月底的统计，成都男、女驾驶人的比例约为2.4:1。其中，女性驾驶人110余万，男性驾驶人约280万。结合上述事故数据来看，女司机发生立案道路交通事故的概率，还不到男司机的1/3。
在这组数据中，我最看重的是，成都男、女驾驶人的比例约为2.4:1。它部分说明了为何在这个以“耙耳朵”（怕老婆）出名的城市，女性驾驶员的处境为何还如此之糟。在别的城市，恐怕更不乐观？
顾则徐：女司机闯祸太少，所以成了新闻？
目前，关于女性开车的故事和议论越来越多，比如：湖北女子学车14年没有拿到驾照，深圳女子驾驶奔驰撞死9人，浙江女子开车撞死老公，广西女子倒车压死孩子，四川女子倒车压死孙子……
越来越多的故事和议论，已经不是以暗示手法突出，而是直截了当地宣示女性驾驶员的性别特点。把事故与女性性别相联系，自然不是肯定女性更加适合于驾驶，而是暗示女性是否适于驾驶，或者属于对女性驾驶能力的怀疑。
有高级知识分子在微博上写道：“我对女人开车，呵呵呵！”一些政府网站甚至对此十分兴奋，专门“盘点奇葩女司机的雷人事”，将世界范围长达10多年内的女性驾驶事故搜集成专题。
热衷于怀疑乃至嘲笑女性驾驶能力的人，不管其大部分是否为男性，即使有女性参与，我以为也是陷入在了男性世界的男性叙事模式当中，这是一种古老、褊狭的男性主义。
这种思维既非理性，也没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因此甚至谈不上属于思维，而只是由选择性个案触发的欲念发泄，此种发泄根源在于狭隘人性。
如果是30多年以前，系于车辆技术水准较低，由于需要较大体能进行驾驶，大型卡车确实不很适合女性驾驶。这种不适合并非由于女性无法掌握技术，而仅仅是由于女性在体能上较男性确实处于劣势。但在中小型车辆的驾驶方面，女性的体能劣势就不再明显。我母亲年轻时候就是小型卡车驾驶员，她所在运输公司的驾驶员基本都是女性，而男性员工主要是做装卸工。
30多年以前，上海女性卡车驾驶员是常见现象，当运输主要局限在上海城区及郊区时，女性丝毫不比男性缺乏优势。如果从经验“印象”来说，女性卡车驾驶员的事故率特别是发生严重事故，远要少于男性卡车驾驶员。
当然，在30多年以前，长途运输确实不适合女性。那时候公路状况较差，交通配套设施也几乎空白，长途汽车驾驶员不仅需要掌握基本的汽车维修技术，而且也要能够适应野外生活，种种的因素不仅使女性难以适合，而且大量男性驾驶员也很难适应。
比如，对于上海这样的平原大城市的驾驶员来说，目的地为南方的长途运输需要具有跑盘山公路的技术和胆量，一些缺乏经历的年轻驾驶员开到大山山脚，两腿就发软不再有胆量前进，不得不把方向盘让给师傅，是很常见的现象。
插个故事：1986年我在军队服务，某天清晨我的吉普驾驶员着急向我报告请假，他在江西跑运输的哥哥第一次到上海，车开到进入上海城区的要道曹杨路，就腿软了，不敢再开车，只好找了电话打给弟弟，希望弟弟赶过去帮他接车。我给了吉普驾驶员一天假。他哥哥是老资格长途驾驶员，一直跑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一路，路况极其糟糕的山路如履平地。但第一次到上海，一见马路上塞满的大小车辆，加以密集、混乱的人流，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阵势，这位擅长野外驾驶好手立即被吓坏了。
我的吉普驾驶员自然习惯在上海驾驶，技术也很不错，但当他回家探亲时候，在大山上也是吓得腿软不敢开车的。兄弟俩都是技术良好的驾驶员，但由于见识、经历不同，当换了环境就都不行了。
尽管由于卡车技术水平的提高，公路建设配套条件越来越好，长途运输已经越来越能够适合于女性，但总体上，在中国大陆，女性较之男性还是不很适合从事长途运输工作。
但是，如果路程相对较短，女性未必就不如男性。25年前我曾用一名女性驾驶员从上海跑江苏以至安徽，她的能力跟任何一名男性驾驶员比都很优秀。这位一直在物资利用公司专职跑江苏的女性十分优秀，一次驾驶依维柯从上海出发，跑到江苏昆山时，她判断发动机出了无法维修的毛病，同车的也算是老资格了的两名男性驾驶员怎么都试验、检查不出毛病，最终我决定听取她的意见立即返回，当车恰好开回车库，发动机也刚好彻底完蛋。一车人都庆幸万分，无不佩服。
大致在上世纪90年代上半叶，单位小车使用女性驾驶员一下子出现了很多，甚至可以说成了一种时髦，特指领导、老板乘坐小车的“女驾驶员”跟“女秘书”一样，成了一个在舆论中具有暧昧化色彩的词谓。到底暧昧与否我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经验地确定：当出现一个女性小车驾驶员群体后，比较男性小车驾驶员，发生恶性事故女性驾驶员很难见到，而男性驾驶员发生恶性事故则属于常态。
就我至今的经验而言，无论公事、私事，亲身经历了很多女性驾驶员，总体上女性驾驶员的驾驶技术不比男性驾驶员差，甚至可以认为比男性驾驶员更加优秀。如果从百里挑一的标准评价，也许女性的老到程度并不具有优势，但是，如果当从乘上车后提心吊胆的标准评价，那么就可以认为，女性驾驶员开车让乘在上面的人提心吊胆实在稀少，而男性驾驶员则经常可以遇到。
也即，当从孬不孬角度去看，孬的男性驾驶员远要比孬的女性驾驶员多得多。用现在喜欢用的“奇葩”一词，就可以认为：奇葩开车女人如果不说要全中国找，也要在一省一市一县找，而奇葩开车男人就在多数人身边。
我孩提时居住在上海杨树浦，这是一个已经不被人熟知但当时在全国非常知名的地区，既是中国最为集中的工业区，也是中国“工人阶级”人口最为集中的居民区，是以王洪文为代表的“造反派”老窝，掀一点波澜就影响全国。即使是40年前，这里也是卡车、电车川流不息，车祸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流传的消息，总是“轧死了一个独养儿子”。
那时候没有执行严格的计划生育，独子很稀罕，因此，车祸压死了一个独子就成了民间新闻。结果，“轧死了一个独养儿子”就变成了“又轧死了一个独养儿子”、“又又轧死了一个独养儿子”，以至于人们一边说者“又又……”，一边叹息着疑问：“怎么老是偏偏轧死独养儿子？”
这不过是一种新闻效应而已，也即当车祸死的不是独子，也就不会成为新闻，因而人们传播的就只是独子被压死的故事，似乎上帝在跟独子过不去，车祸偏偏只压死独子，非独子不会车祸压死。实际上，独子被压死就如独子本身很稀罕一样地稀罕，非独子被压死太多反而成了不被民间新闻注意的平常现象，以至于发生新闻性遗忘。
女性驾驶员出车祸的真实情况，所谓的“奇葩”事件，到底如何其实很简单，只要让政府公布几个数字就解决。以导致死亡的恶性事故为标准：1，中国大陆男性驾驶员人数、女性驾驶员人数及其比例；2，男性驾驶员车祸数量、女性驾驶员车祸数量及其比例；3，男性驾驶员车祸导致死亡人数、女性驾驶员车祸死亡人数及其比例。如果有这样三组数字，那么就一目了然。
这些数字并非国家秘密，我就不去罗列了。有一个结论可以明确，这个时代，死在男性驾驶员手上的人数，一定远比死在女性驾驶员手上的人数多得多，甚至可以认为彼此是不成比例的。
从新闻的效应规则可以反推：当女性驾驶员压死人可以成为新闻时，那么，一定就是她们出的恶性事故远远少于男性驾驶员。男性驾驶员压死人太平常了，所以不是新闻。女性驾驶员压死人太少了，所以成了新闻。
然而，这不仅仅是新闻的效应规则在作祟。中国人血液中将女人与祸习惯性结合在一起的思维细胞，才是真正的根源。人间之祸倘若没有女人参与，断不会特意突出其男性性别特征；倘若有女人参与，女性性别特征便要被兴奋地喻示，包括女人自己在内的眼球都会急剧翻滚起来。大至世乱，中至腐败，小至车祸，莫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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