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1 | 鞠白玉：样板札记，关于失败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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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姆斯·肯特里奇是地道的南非白人，并且出自富裕阶层和名门家庭，一个在种族隔离制度中长大成人的白人身份，像是意味着终身的政治原罪。他们总会被认为是曾经的既得利益者，拥有特权的人。尽管他的父母都是致力于为黑人辩护的知名律师，他的父亲悉尼·肯特里奇曾在1985年到1961年担任了纳尔逊·曼德拉的辩护律师，但在种族政策消除之后的今天，特权阶层的个人经验上同样布满了大时代呼啸扫过的累累伤痕。
▲图：南非艺术家肯特里奇肖像
在三十年前，双修艺术和政治学的肯特里奇一边在等待着南非政治制度的改变，一面在焦虑自己将成为怎样的人，在他而后不管是运用绘画、影像、雕塑或是戏剧、讲座，他所有的艺术表达仍然在展示着这种不确定性，最后他能够确定的一点是：任何所谓确定性都带着危险。
制度总会在人为的努力下变化，然而每一个推翻的制度，每一个来临的新制度，既不意味着某种罪恶在终结，也不意味着幸福的开端，制度就像他笔下创作的一切沧浪，恢宏的图景，漂泊迁徙或妄舞呓语的人，从不是一个永恒的结局，对于制度的指望都只是新一轮的天真幻想。
肯特里奇对于各式媒介的擅用早在15年前就给中国年轻艺术家上了一课，2000年的上海双年展，他的录像投影作品《影子队列》（Shadow Processio）在上海美术馆二楼的墙面上惊艳了当时正以政治波普广受西方关注的中国艺坛。无数碎纸片拼成的人形剪影扛着行李从屏幕上列队而行，身后似乎有无形的力量在追赶他们。
在UCCA美术馆他的个展《样板札记》之《论样板戏》中，来自南非的舞蹈演员达达·马斯勒则穿起卡其布绿裙，白色无袖上衣，红布包裹头发，肩负长枪，手持红缨短枪，在夹杂着南非鼓点的《国际歌》里起舞，《红色娘子军》中的经典芭蕾舞姿混合着南非殖民时期的舞步，身后的布景是中国和法国的老版地图，1871年巴黎公社的报纸，除四害中的麻雀，观众在熟悉的视觉听觉符号里看见了荒诞，而那荒诞却不仅仅是由于异域的风姿，我们重新审视了自己的历史图景，猛然发现熟悉的东西里竟然有如此的诡异不经。
▲图：《样板札记》海报，南非舞蹈演员达达在中国地图前
在肯特里奇的影像里，人所展示任何夸张姿势都是无力且徒劳的，人在旷野在无名之地的流亡，人是施害者也是受害者，肯特里奇将社会语境内的人类都概括在虚无里了。他不感兴趣明确的政治，也不做任何政治态度，政治艺术于他而言是边缘的，模糊的，不确定结果的，矛盾的艺术，“一种既能约束乐观主义又能克制虚无主义的艺术”，当他如此形容，大家就更愿意将他的作品放在一种政治表达里，因为艺术和政治一样充满了复杂性和无尽的阐释可能。所以谙熟东西方艺术的学者姜斐德把肯特里奇的作品和中国传统的文人画联系在一起，不仅仅是他也在大量使用纸和墨工作，而是关于如何描绘记忆。中国画家对于灾难和创伤的处理方式因为过于含蓄而显得无力，着力于纸上的墨迹又是一种带着美感的谜团，但它将超越于时间空间，最后揭开背后隐藏的情感力量，且历久弥深。而生长于南非的肯特里奇也在绘制这种“无言的诗”，将隐喻和模糊的艺术优雅地使用在当代中。
▲图：《样板札记》展览现场
个人经验对于观看肯特里奇的作品十分关键。放置于一个极为幽暗展厅里的一部装置《暗箱》（Black Box），理念出自12年前肯特里奇为比利时皇家铸币局剧院所制作的歌剧《魔笛》，在2005年肯特里奇则将其发展成《魔笛》的现代微缩版本，直接原型是1904年德国于瓦特伯格对赫雷罗人的种族灭绝。
这仅仅是以打蛋器、圆规、纸板、投影和一些工作室的杂物组装而成的装置，以多幕剧的形式配以荒凉哀伤的音乐，却展示出惊心的屠杀和历史对其的冷漠。许多观众反映在世界许多地方看到这部作品时内心带来的巨大震撼以至泪流满面，但在中国的展出会时常听到观众群里所爆发的笑声和调侃，这类人对旁人的肃穆与伤感视而不见，对历史缺乏了解也毫无兴趣了解，对这种展示内容就无法产生共情。
观看这部作品的情形，很奇妙地呼应了肯特里奇作品中想揭示的核心，对于政治导致的人类命运，人类要么是始作俑者，要么是束手无策；要么冷漠旁观，要么毫无知觉。伫立于黑暗中的暗箱舞台就像一个对准观众的照相机。
曾出现在第十三届卡塞尔文献展上令举座皆惊的大型装置《对时间的拒绝》（The Refusal Of Time），让观众如置身于库图斯里卡的电影《地下》世界，魔幻即现实，你会怀疑时间，怀疑标准，怀疑身处的周遭一切。
对于肯特里奇作品中的挪用和暗喻就算不那么容易参透也无妨，仅仅是视觉上的欣赏，这个展览也可称得上是近年来在中国本土的最具质地的展览，专从比利时皇家歌剧院请来的舞美师为其布展，音乐家菲利普·米勒，女高音歌唱家安·玛斯纳则和肯特里奇合作了两场音乐会，在海报上出现的喇叭作为符号在这个展览中随处可见，它是扩音器也可能是地主头上的尖帽，音乐会的叙事作品里出现了不为人知的南非华人历史，人们从不知有“抽号”这么个游戏是华人在南非推广开来的赌博消遣。
▲图：《样板札记》展览现场
肯特里奇总视自己的创作思维是处于边缘的思考，但他所展示出来的作品却将种种边缘拉成一条长线一个轨迹，让人们可以追根溯源，以记起那些本不该被遗忘的事物，以疼痛唤醒了麻木。那恰恰是洪流里的漩涡，应该被视作主流的那部分记忆。
“我不相信有绝对真理的存在，普遍真理仅是规律性的存在，但绝对真理只会让人联想到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它是价值观的灾难。”肯特里奇在中国总结了他作品的一个贯穿逻辑，那就是对权威的怀疑。
生来是种族制度之下的特权者，他和他的同族曾被黑人称为“罪恶的白人”，敏感的艺术家和作家们带着这种不得已的“耻”去创作，既然没有绝对的正确，那就没有绝对的救赎，艺术家只能够在毕生的创作中去一次次反复经历这种犹疑，矛盾，不确定，无结果。因为去评论一个时代总是为时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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