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1 | 李洁：致远舰为何不带救生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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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百余年前沉没于黄海大东沟的“致远”号巡洋舰又成了新闻热点，在“文革”前的电影《甲午海战》中下令“撞沉吉野！”的该舰管带（即舰长）邓世昌，再度浮现于国人视线中。纸媒以动情的笔触写道：根据一个日本海军画家的画作和《清末海军史料》记载，邓世昌在冲向敌舰之前下令将所有的救生船抛入大海以示决死之战，不胜不归。网络时代，微信扩大了纸媒的声音，笔者也重新被我北洋海军官兵为国捐躯的牺牲精神所感动。
然而，“致远”舰为何不带救生艇参战？当时卸载的只有救生船吗？笔者对北洋历史稍有兴趣，读过一点史料，也曾读过海洋出版社多年前出版的《清末海军史料》，去年也在丹东市与当地文史专家座谈，甚至听说过民间水手已经打捞出邓氏遗骸埋在大鹿岛的故事。现将笔者知道的一点有关史料码成文字，求教于方家，并期与更多的朋友共鉴。
中日甲午之战，两国宣战于1894年8月1日，但实际开战在7月25日。是年春季，朝鲜爆发内乱，中日两国几乎同时向朝鲜半岛派兵。作为朝鲜的宗主国，清廷正当地要求日军先行撤出，但被日本政府拒绝，双方谈判破裂。7月23日，在朝京汉城的日军主力突然攻占了王宫，逼迫国王下令，委托日军驱逐清军。其时，清廷租用了“飞鲸”、“仁爱”和“高陞”三艘英国商船向朝鲜牙山运送军队。25日，在朝鲜丰岛附近海域，日本联合舰队的“吉野丸”等三艘巡洋舰悍然攻击了为“飞鲸”和“仁爱”轮护航而返的北洋水师的“济远”舰与“广乙”舰，并将随后而至的第三艘英轮“高陞”号击沉，船上千余名清国陆军官兵大都殉难。因航速与炮弹射速均不及敌舰，“济远”号受重创后乘乱逃回旅顺基地，“广乙”号被打瘫后不得不自爆沉水，为“高陞”号护航的小型战舰“操江”号被日舰俘获。日舰“吉野丸”中三弹，属中度负伤；“秋津丸”无损伤；“浪速丸”中一弹，属轻伤。由此，中日战争率先在海上爆发，以北洋水师失利而告终。
从7月27日到8月13日，北洋水师提督（司令）丁汝昌多次亲率战舰巡航朝鲜近海，但均未与日本联合舰队遭遇。
正是在此期间，根据丰岛海战失利的教训，丁汝昌曾下达命令：各舰仅留一艘六浆舢舨应急，其余多余可燃物品一概卸下。
有关丁汝昌下令卸载救生艇、索具、木器甚至玻璃窗一事，我不记得《清末海军史料》一书中有无记载，倒是记住了当下的两本书中的披露，即商务书馆（香港）出版的旅日史学家宗泽亚先生所著的《清日战争》，和三联书店（北京）出版的北洋海军学者姜鸣兄的名作《龙旗飘扬的舰队》。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找来一看。
按我所知道的是，黄海大决战之前，不独邓世昌的“致远”舰，北洋水师所有的战舰都已经卸下了救生船。北洋最大的两艘巡洋舰“定远”号与“镇远”号不仅卸下了救生船等多余的可燃性物品，甚至还把主炮的钢炮罩也留在了岸上，以减轻战斗中炮弹频发所产生的震荡波。
水兵们奉令把救生艇留在岸上的同时，自不免会产生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不胜不归的悲壮情怀，但作为前线统帅丁汝昌，则是从如何赢得战争而考虑问题并作出决策。经过一场规模有限的丰岛海战，无论是在天津运筹帷幄的中方统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还是在黄海一线的丁汝昌和邓世昌等各舰管带，甚至也包括主力舰上的一些官佐和水手，都已经非常清楚地了解了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敌国主力战舰的航速与炮弹射速大大优于我方的战舰。所以，对于出征将士来说，卸载首先是为了轻装上阵，行动提速，减少火灾。如此而已。
邓世昌在本舰严重损伤时，绝不降敌，反倒下令加大航速冲撞“吉野”与之同归于尽；落水后他又拒绝拯救，宁愿沉海殉国，这确是令每一个中国人感泣的英雄壮举。但对于历史人物，哪怕是民族英雄，也要实事求是。北洋水师按其战舰吨位和兵员，都高于日本海军，理应赢得这场战争。但其训练不足，装备落后，尤其是军纪松弛，则在当时已不是什么秘密。海军乃清国新建军种，官兵待遇大大高于陆军，邓世昌一个二级巡洋舰的管带竟被高授正二品的总兵衔，可见一斑。比之其他上岸嫖宿的袍泽，邓世昌是个没有绯闻的模范军人，但即便如严于律己的他，也一直将宠物犬带在舰上，直至共同殉难，也就难免令人感到遗憾了。战前，英国驻华公使即认定：一旦日本发动战争，清国的海军舰队将遭到彻底摧残。这一乌鸦嘴式的预测显然不是空穴来风。
邓世昌无疑是一位值得国人记住的民族英雄。一部电影，已经让人们把演员李默然扮演的邓世昌记到了现在。其实，北洋水师覆灭之前，不光一个邓世昌以自殉的方式昭告爱国忠心，提督丁汝昌、触礁坐滩的旗舰“定远”号管带刘步蟾、“镇远”号管带林曾泰、“镇远”号护理管带（代理舰长）杨用霖等海军高官（相当于今天的海军上将、中将和少将），皆在最后时刻自杀身亡，其“不成功，便成仁”的殉国气节，也是不容我们忘却的。最高指挥官丁汝昌从容地雇了当地木匠为自己量身订制了棺材，杨用霖曾亲手将舰旗订死在桅杆上以防有人降旗投敌。陆军首领戴宗骞、张文宣，也在威海卫陷落之前自杀谢国。借打捞“致远”舰之良机，把中国第一代海军先烈的业绩一并整体打捞出水，则比只让人继续记住一个邓世昌更为有益。而且，如能趁水下考古之机，唤起更多的国人重温那段国耻，反思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岂不更有意义？
打捞北洋沉船之际，人们自然会缅怀蹈海英雄。时代需要英雄，历史讲求真相，这本不应该成为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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