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建强：日本还是第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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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义的学术底气从哪里来？
日本还是第一吗？写下这个标题，自己也处在不确定的状态中。
因为就在4月2日，夏普被正式纳入鸿海旗下的签字仪式在大阪的堺市举行。堺市，曾经是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秀风雅的宝地，更是日本人玩茶道的圣地。就在这块宝地和圣地，上演了以3888亿日元的收购价，将日本家电巨头收入囊中的一幕。精心布局的翻牌，为鸿海省下1000亿日元的同时，更显露出了“羔羊”就是要宰的任性。当年如日中天的液晶电视机，使夏普成就了世界第一，而今落入这个结局，只能用高级黑来解释了。
历史会记住这一幕。因为这太具有象征意义了。而也就在过去不久的2014年12月1日，《日本经济新闻》发表了题为《日本GDP按美元计算仅为中国的一半》的报道。怎么个“一半”呢？原来一个是4.8万亿美元，一个是10.4万亿美元。当然我们还看到中国旅游团的节节爆买，又如何使日本人如久旱逢甘露般的笑逐颜开。那种有奶便是娘的“无节操”，真的让人不得不发问日本还是第一吗？要命的是旅游团一走，百货店的营业额就下跌，而百元店，堂吉诃德，松本清等廉价店则顾客满盈，当然还有优衣库，落了个在池袋车站内嘶声竭力高喊贱卖的地步。只有无印良品还在玩弄情调，但在日本本土遭遇顽强抵抗。
日本人不想花钱买这个无用的情调。救活它的是中国市场。其实中国消费者还不知道情调是不用花钱买的。而有海外留学和工作经验的文化人谷本真由美，在2013年出版《日本是世界上第一贫困国》，揭破日本被世界尊敬是谎言，日本人勤勉有责任感更是谎言。在网上跟帖的日本人则大赞骂得好。这些怎么说都应该与第一无关。但问题是日本还是第一吗？
引出这个话题的是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他在1979年出版《日本第一》的书，硬是将美国人的兴趣和视野转向了远东岛国的昔日对手。天下老子第一的美国人，在傅高义意图性的点化下，也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得天不厚的日本，怎么能把美国人都束手无策的一大堆问题，处理得这样头头是道呢？”（引自初版序言）实用主义哲学深入骨髓的美国人，怎不被这样的设问所迷倒所电击？于是这本书成了畅销书。问题是36年过去了。曾经第一的日本如今还是第一吗？或者说日本第一这个话题干脆已经过时了吗？
老资格的从不缺失学术远见的上海译文出版社，在今年3月推出傅高义《日本第一》的中文本，又引出了日本是否还是第一的话题，其潜在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因为现在看来角色的置换只是时间问题，曾经的老大向日本学习过，这个学习的时间至少有10年。那么未来的老大是否也能尽早地转变学习风向？傅高义在书中引述古希腊神话，说伊卡洛斯得到翅膀，得意忘形，竟向太阳飞去。结果蜡制的翅膀熔化了，终于葬身海底。他由此告诫美国人：“现在是时候了，美国必须拜别国为师。”那么这句话是否可转换成“现在是时候了，中国必须拜别国为师”？这位写过《邓小平时代》的作者，允诺该书中文版的出版，或许下意识地也感到中国“需要培养胸怀全球的政治家”。
不是说傅高义不知道早已今不如昔的日本，在为他设置尴尬，在为他设置诘难，甚至在为他设置无语可答的窘境，但是他还是自信满满地宣称：我说日本第一不是指日本经济是全世界最大最强的，而是要告诉美国人，日本是如何发展的。他在新版序言中再度肯定日本，认为“日本即使经过了失落的二十年，但属于日本第一时代的优良特质依旧存在，对于发展中国家甚至像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仍能给予重要的启迪”。那么傅高义的学术底气是从哪里来的？
▍是日本人早早宣布了资本主义的终焉？
粗线条地看日本经济，1956-1973年谓高度成长期，成长率是9.1%；1974-1990年谓安定成长期，成长率是4.2%；1991-2013年谓低成长期，成长率是0.9%，也叫“失去的20年”。通过高度成长期和安定期，日本在1980年代后半成了世界上少有的富裕国家。1987年日本的人均GDP超过了美国，这个优位一直持续到2000年。之后美国人又追了上来。再之后中国人也追了上来，终于在2010年，日本不情愿地交出了世界老二的座椅。整个80年代，日本真可谓股票暴涨，房产高腾。照理说，漫天飞舞金钱银币，国民富得浑身冒油，这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个不坏的事情。从经济学诞生的那天起，不就是教导人们怎样致富吗？亚当·斯密不是还写过《国富论》吗？
但就在1989年的9月，有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上了年纪的日本女学者，写了本《什么叫富》的书，交颇有名望的岩波出版社出版。想不到，这本书一出版到2004年的10多年间，就再版了54次。晖峻淑子，这位学者教导了我们什么呢？她说：日本满天飞舞金钱银币，这叫有钱，不叫富。真正的富应该是波及到全社会的无差别的富。就像阳光一样，照在宫殿上，也照在阴沟里。富也应该像阳光一样，对所有的人都应该阳光普照。这本书，有钱的人看了心梗，没钱的人看了心绞痛。原来有钱也不好玩。但晖峻淑子对“富”所作的理性思考则表明，在日本，头脑清醒的大有人在。
现在看来在GDP上，日本这个国家指望翻身基本无戏，因为人口和规模已经框定。但无法翻身所带来的“无欲望”和“一亿总下流”，正好迎合了一个转型时代的到来。一个怎样的转型时代？现在日本学界提出“零成长”这个概念。如在日本有“日元先生”之称的榊原英资教授说，“失去的20年”这个提法是不准确的。因为这个20年恰恰让日本进入了一个成熟阶段。1%的成长率，甚至零成长率，是日本今后所要追求的。他说现在欧洲已经听不到“成长战略”这样的用语，替而代之的是“雇用增加”这个词语。欧洲大体也是1%的成长率，与日本相同。这点作为先进国的美国稍有特殊。这个特殊恰恰表明美国是新兴国与先进国的重叠，或者说是一半对一半。现在日本面临的是最上位的1%富裕层与最下位的99%下流层的差。
“明天要成为比尔·盖茨”这个梦，必须完全消失才对。因为这个梦是以“成长志向”为前提的，是以金钱的多少来衡量人的成功与否为前提的。而对物质欲求低下的日本社会，也使得日本人失去了成长志向，变得“性冷淡”。汽车只用不换。而高级车的更换时代也早已结束。住房不一定要新造的。老式翻盖的手机还有不少日本人在用。1000日元10分钟的理发店，越开越红火。名牌不再抢手，甚至连银座小姐也背起了环保布袋包。居酒屋越开越大，但价格越来越便宜。百元店成了生活中的必需。24小时便利店成了解决欲望的便利“公厕”，日本全国现共有53000家（2015年9月为止），每20米就有一家绝不是神话。带有星级的米其林料理店成了外国游客的好吃地，好多日本人甚至都不知道如何预约。性风俗业也打出“3000日元一回战”的雷人广告。城市青年开始往乡村隐居种地。昔日新潟滑雪地的休闲住房（50平米），房东打出5万日元的出售价，还没有人问津。如此等等。榊原英资教授对此说，这就是一个“利润趋零”的好社会的表征。这表明日本基本完成了“从国民国家到资本国家再到国民国家”的否定之否定历程。
到日本旅游过的外国人，都羡慕和喜欢日本。羡慕和喜欢日本的什么呢？不就是羡慕和喜欢无成长志向的真正和谐安定的文明社会吗？关于这一点榊原英资在《作为文明的日式资本主义》中就宣称日本优越于颓废的欧美，而在今年与水野和夫教授合著的新书《资本主义终焉后的世界》中，更是提出从环境、安全和健康这三大块来看，日本仍然是第一的观点。从环境来看，日本国土的68.6%被森林覆盖，这其中面积的40%是没有人力介入的自然状态，这在发达国家中找不到第二家。从安全来看，日本的犯罪率是9.9%，而美国是17.5%。
从健康来看，平均寿命世界第一。所以从虽然是低成长或零成长但很成熟这点来看，日本无疑是最优等的。这正如傅高义在《日本第一》的书中引述英国的日本问题专家罗纳德多尔的话说：“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的后进国家。”但就是这个“后进”国家率先宣布“更快更远更合理”的现代行动原理必须让位于“更慢更近更宽容”的后现代行动原理。这样看来恰恰是日本人早早宣布了资本主义的终焉。不买多余的只买要用的。不买最好的只买能用的。这种后消费时代的特征与近藤麻理惠“怦然心跳的整理术”在本质上趋同。
▍什么是日本人创造第一的精神心向？
多少年前日本的一位数学家藤原正彦写了题为《国家的品格》的畅销书。他在书中下结论：只有日本能够拯救日益显现破绽的世界。当时作者的结论使笔者震惊。因为日本没有一流的哲学家，没有一流的政治家，没有一流的经济学家，没有一流的投资家，甚至没有一流的企业家（尽管日本有一流的企业一流的品牌）。
日本能拯救世界吗？世界需要日本来拯救吗？似乎有点惘然和牵强。但再仔细一想，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藤原正彦在书中说，日本对自然的感受性世界第一，日本的庭园师美的造诣世界第一，日本有表现自己美意识的茶道、花道、书道，日本人血液里都流淌着宗教式的无常感，日本有对万物的“物哀”感受，日本有世人难以理解的浓厚的乡愁，日本有集神道、佛教、儒教、禅学于一体的武士道精神。如此等等。
从转换问题的视角来看，进入21世纪，因其生态变化，气候变暖等诸多非传统的因素，世界各国目前都面临经济转型的严峻挑战。而日本以其简素为其特征的文明体质，以其枯寂为其特征的人文精神，在再生型的循环社会里更能轻巧顺当地转型，这恐怕是个不争的事实。从国家竞争的角度来看，日本在这方面已经捷足先登。如日本推动新能源汽车走在世界最前列。早在1997年丰田就推出全球首款量产混合动力车，到2015年全球累计销量达350万辆。2014年丰田在全球首次面向普通消费者销售氢燃料电池车，续航里程可达650公里。今年1月，本田也宣布在美国销售这种车。到2030年新能源车的销量要达到70%。再如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由政府资助全国性长期照顾老人体系的国家。即便在今天也为数不多的国家可以做到。为此日本现在提出“健康年龄”这个概念，就是指老年人无大病痛，并能独自照顾自己起居生活的年龄。日本现在有一半女性活过90岁，如果大多数都能达到“健康年龄”的话，就可以省下大量的机会成本。
日本用几十年时间，虽然完成了西方工业化进程，但累得在喘息，胖得在消肿。或许花了代价，方才体验到初始文明的弥足珍贵。藤原正彦作为一位数学家，照理说公理化、逻辑化是他智慧的天机，但他最终还是厌弃这种智慧，也足以说明这个世界实在是处在一个理性未必就是合理，感性未必就是堕落的二重结构之中。佐佐木裕子，这位东京大学法学部毕业的年轻人，到2050年是71岁。她在2014年出版《存活于21世纪的3＋1之力》一书，提出“人生100年”的新概念。她说到2050年的日本，60岁是中年，75岁还必须干活。到那时日本人口将跌破1亿，比越南人口还少。GDP是中国和印度的十二分之一还不到。2011年入学的小学生中的65%，要从事现在都还没有的职业。为此，“工作”这个概念也要发生变化。为了迎接这个挑战，就必须要有3＋1之力。何谓3＋1之力呢？就是思考力、共创力、革新力和自我发现力。这就非常的前瞻了。
橘玲，这位日本的新锐作家在2012年出版《（日本人）：括号里的日本人》。书中说彻底城市化了的日本人具有了世界主义的精神特征。如他们到中国去植树造林，到中国帮助过去的劳工和慰安妇与现在的日本政府打官司，他们甚至著书立说钓鱼岛是中国的。这些举动虽然无法印证是否与正义有关，但显然超越了国家和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甚至连血缘这个概念也变得模糊变得可有可无。实际上黑格尔早就展望过世界主义的精神。他说所谓的世界主义精神就是自在而自为的存在，其本质就是自由。这种自由是通过人的自我否定和自我反思而实现的。
而全球新型人类的一代，没有一个不喜欢日本的动漫文化、电子产品和机器人的。如果说还有“心灵的故乡”这个用语的话，那么对新型人类而言，指向的就是日本。日本文学批评家加藤周一说过，按日本的传统，时间是无始无终的。它存在于整个生命的连续线上，并不为此断裂。所以“此刻”和“瞬间”就显得格外重要。如果将其上升至美学高度，则有“瞬间美”的说法。这说明日本传统思想中天然地缺乏乌托邦概念。缺乏乌托邦概念的一个好处就是万事能讲求实际的弹性。所以江户时代传入宋儒理学，20世纪传入美国大量生产方式，日本人都对应得很好。这也是日本之所以能够实现现代化而又无损文化完整性的秘诀所在。
能制造极为先进的科技产品，但仍有天皇的在位，而且年号高于重于阳历。英国学者莫里斯在他的作品《败将之尊》中曾经设问：日本的英雄人物以自杀完成灿烂之死，以表绝对忠诚。而败将之尊又是如何应对日本经济成功的呢？对此加藤周一回答道：日本人深深敬佩与同情有才干，有前途，却因时运不济而失败的人。如乃木希典将军，他在日俄战争中打过胜仗，但后来的战役失败了。1912年7月30日明治天皇去世那天，他也殉葬自杀了。日本人常赞美秋的悲哀。加藤说这就是秋的悲哀，四季的轮回。这是否就是日本人创造第一的精神心向呢？
▍两个日本，你要哪个日本？
战后不久，日本昭和天皇拜访美国占领军元帅麦克阿瑟时，给了对方一个用包袱布包起来的包裹。麦克阿瑟对包裹里的东西看都没看一眼，就放在了一边。尽管这个包裹里是值当时时价16亿日元的皇室全部财产的有价证券。但是习惯了在皮箱里数美元的麦克阿瑟，当然不会把一块紫色的包袱布放在眼里。在他的眼里，日本只不过是一个贫弱、老朽的日本。
但是，这位美国的五星将军恐怕怎么也不会想到，如果从机能的合理主义出发，在这块伸缩自如的紫色包袱布的柔软构造中，实际上隐含了日本人一种极为神秘的柔性力量。日本人虽然在美国人的“米西比”号战舰上签署了投降协议，但令麦克阿瑟做梦没想到的是，建造这首战舰的曼哈顿造船厂，30年后在日本经济的打压下倒闭了。历史充满了缩命。这种收缩自如的木棉包袱布，变身显现成了一种新的文明姿态。这是美国人所始料不及的。
当拿破仑三世的王妃乌郡妮皇后的专门制包匠人路易·威登，1894年在巴黎开了首家LV皮箱专门店之后，西洋的皮箱文化带着它的傲慢和坚硬向全球扩张。但日本人却用包袱文化的包容性和柔韧性进行顽强的抗衡。皮箱和包袱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是把东西“放进去”，后者是把东西“包起来”。而“放进去”恰好体现了西洋近代文明立体的、坚硬的、物质的特点。“包起来”恰好体现了东洋近代文明平面的、柔软的、生命的特点。
在日本，用包袱布包裹东西，开始于1300多年前的奈良时代。到江户时代被广泛使用，不管什么形状，什么东西，无所不包，进而诞生了日本独特的“包袱文化”。它是日本人随机应变、性格柔顺的象征。更为重要的是，在柔软的包袱文化中，还蕴含了对未来社会的生存智慧。于是我们看到了一根棒冰从60日元上调至70日元。25年来这区区10日元的涨价，社长还带领全体员工公开道歉，说增添了国民的负担。于是我们看到了北海道铁道为一名高中女生保留一个车站至3年。于是我们看到了朝日电视台每晚10点黄金档新闻节目“报道站”主持人古馆伊知郎，在3月31日新闻节目的最后发表离职告别词称：12年来我没有缺勤过一天，但“最近的新闻节目能感受到无法直言不讳的氛围”。古馆还无法直言不讳？在我们看来这就是日本做新闻人的“卡瓦伊”和洋溢着做新闻人的幸福感了。
从这一意义上说，由傅高义引发的话题还是完成了他的意义：日本是成功的。日本还是第一。因为那些精华的东西“今天依旧还在”：收入均衡，腐败程度低，产品质量高端，医疗保健遍及全民，犯罪率低，民风淳朴有礼，城市干净，少有污染，交通死亡事故极少，社会有序，年轻人愿意呆在日本，国民诚信度高，人性关怀到位，责任感强。36年过去了，这些都没有变。非但没有变，有些比以前做得更好了。这些没有变的东西，做得更好的东西，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东西，要仿效的东西。照傅高义的说法，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不要当事后诸葛亮，要有先见之明，不要临阵磨枪，要运筹帷幄，应付自如——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心愿。”
确实，在我们面前有两个日本。一个是傅高义的日本，一个是科尔的日本；一个是《日本第一》的日本，一个是《犬与鬼》的日本；日本第一的日本，是唱红的日本，犬与鬼的日本，是唱衰的日本；唱红的日本是为了学习日本，唱衰的日本是为了警示日本。两个日本则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空中一抛，落下则要看运气。放心，好运的日本和厄运的日本不会同时向你袭来。
《犬与鬼》10年前就有中译本，《日本第一》刚有中译本。看来向日本学习还是姗姗来迟。大国心态加受害者心态，使得我们不屑或不敢虚心一把。还是美国人厉害，二战的死对头，华丽转身拜你为师。这种厉害主要是心态正，没有更多的意识形态色彩。毫无疑问，是《日本第一》而不是《犬与鬼》使美国变得更强大。因为美国人不需要听“美林，高盛都在开发预测未来市场的精密计算机算式时，野村证券的员工们却依然在使用算盘，而且仅会一种算法——加法”（引自《犬与鬼》）这些无用之语。美国人更要听的是“日本人能够在大集体中找到人生的意义，在这一点上，日本是先驱者。而美国则是常把集体看成是限制个人自由的外来压力或负担”（引自《日本第一》）。那么如何向日本人学习呢？
当然，日本人也时常调侃地说，实体经济不行了，我们还有村上春树，我们还有宫崎骏，我们还有苍井空，再退一步我们还有AKB48可以抵挡一阵。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傅高义并不需要修正自己的日本观。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译文出版社翻译出版这本书也是一个风向标：是时候了。中国应该向日本学习。
图书信息
《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
作者: [美] 傅高义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者: 谷英、张柯、丹柳
出版年: 2016-3
页数: 228
定价: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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