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声： 茶道之美的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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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有许多“道”，如花道、剑道、武士道，最大的道似乎非茶道莫属。古时候拿来茶，又不断把其他从大陆拿来的东西往饮茶这件事上添加，茶室建筑、庭院设计，铁器、陶器、漆器、竹器的工艺，书画的悬挂、花草的摆设以及佳果点心、菜肴的料理等，都为打造其道而日益精致。日本文化几乎就是藉茶道发展起来的。日本的生活从艺术来说茶道是基础。陶艺家、美食家北大路鲁山人说:茶道是“审美的综合大学”。看茶道表演，觉得本该唱主角的茶，那种绿绿的粉末状“抹茶”，反而不大被重视。
茶道，原先叫“茶汤”，自江户时代初期叫开了“茶道”。《广辞苑》解释：茶道是以茶汤修养精神、探究交际礼法之道。把生理上的渴饮搞成一种形式，去掉其游艺成分（如今中国卖茶叶的店铺搞一两个美女表演，称之为茶艺，确然只是艺），附加精神性，变革为修行，可谓饮茶三层次，即“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远看像表演，近看是修行。茶会，也就是招人喝茶的活动，主人是演员，客人也参与演出，好像能乐舞台上伴奏伴唱之众。大概茶道这个词过于形而上，现今茶人也多是用茶汤的说法，倒是我们中国人凭自己对汉字的想象远远比日本人更中意这道字，玄之，又玄。明治时代美术界领袖人物冈仓天心说，茶道是“乔装打扮的道教”。当初立茶道，日本人用老庄做注脚，如今中国人说茶道只认它是日本的。日本人说过去的事情常用些近世以及近代的用语，而我们照搬过来，往往用中国现代乃至当代的意思来理解，自不免有误。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老早就有人从大陆之南渡海而来，喝茶这件事也随之带入日本是再自然不过的了。若以史料为证，那么，和尚永忠留学我大唐三十余年，时当撰写《茶经》的陆羽去世第二年（805年）归国，越明年，向嵯峨天皇献茶。不过，从别处拿了来未必就落地生根，朝廷、寺院的饮茶之风没大刮起来。大陆折腾到宋朝，荣西时隔二十年再度去取经，1191年归国。翌年源濑朝受封征夷大将军执掌天下，史称镰仓时代，从此天皇靠边站，直至1945年战败，日本基本是武士即军人掌权。荣西不单取回了真经，开创日本临济宗，还带回来茶种，送给栂尾的高山寺栽种，又著有《吃茶养生记》。这回是武士全盘接过来禅与茶。他们杀出了激情岁月，正需要用一种文化洗掉战袍的血腥，并借以抗衡京都贵族所延续的王朝文化，将自身贵族化。
种茶由栂尾扩大到宇治，其他地方也跟着栽培，品种多起来。室町时代——自1338年足利尊氏被封为征夷大将军，至1573年织田信长把十五代将军足利义昭赶出京都，也学宋人玩起了辨别游戏，再变为赌博的斗茶。栂尾以及宇治所产为“本茶”，其他则属于“非茶”。请人品茶，聚众斗茶，要布置一下环境，挂上画，摆上花，拾掇庭园，洒扫路径，乃至炫富争豪。毕竟茶的产量、品种都有限，不能像中国那样下功夫品，以助谈兴，便掉转眼光看器物。当时的名贵是来自中国的舶来品，叫“唐物”。对中国文化的敬畏之心古已有之，拥有了唐物似乎就拥有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优越感。最被珍重的天目茶碗是福建建窑烧制的，留学的僧人从浙江天目山的佛寺里拿回来，故名天目。
织田信长好茶，强取豪夺地收集唐物，并用来赏赐。师事过武野绍鸥的武将松永久秀谋反，织田让交出“平蜘蛛”茶釜免罪，松永不献，砸碎了茶釜同归于尽。泷川一益是织田信长麾下的四大天王之一，论功行赏，比起大片的封地，他更为没得到织田的“小茄子”茶罐而丧气。
饮茶渐成风，茶碗却不够用，于是把大陆日常吃饭的碗、喝水的碗乃至笔洗，杂七杂八都派上用场。据说千利休喜爱的云鹤茶碗本来是朝鲜半岛上用来喝汤药的，德川将军本家传承的天下三茶罐之一“初花肩冲”居然是杨贵妃用来抹头发的香油壶。禅寺行“茶礼”，如法炮制中国寺庙仪式化的饮茶方式，再传入民间，甚至先于滋味，讲究的是形式。这也是因为形式更具有文化性，能显出对文化的崇仰，借以自尊。民间学权贵也凑到一块儿喝茶，用不起唐物就顺手拿日常器物代替。起初看似矫情，甚至有点变态，渐渐地见怪不怪，喝得美滋滋。扯上二尺红头绳，穷人自有穷人的做法和美法，说不定街上流行破牛仔裤就是从破衣烂衫中发现的褴褛美。
有个叫村田珠光的和尚，1474年前后在大德寺跟一休参禅，悟得佛法在茶汤中。“茶意即禅意，不知禅味则不知茶味”，“茶事，以禅道为宗之事也”，这茶喝起来就有了禅味，茶禅一味。珠光说：“茶汤出于禅宗，专事僧之行”，此道第一不好的是心的我慢、我执。村田珠光以及武野绍鸥、千利休一脉三人都曾在大德寺参禅，把禅的思想附会到茶汤里自是顺理成章。大德寺的鼻祖是跟南浦绍明参禅修行的宗峰妙超。南浦到宋朝留学，地在产茶的杭州，归国带回来茶台子、釜、风炉等一套茶具，还有七部关于茶的书，就藏在大德寺，自然也传承中国茶礼。最表现禅意的是茶室里悬挂的墨迹，禅者所书，据说始于珠光把一休当毕业证书赠与的宋禅僧圜悟克勤墨迹（国宝，藏东京国立博物馆）裱褙挂上墙。与图画相比，从墨迹读懂禅意也需要一点文学修养。到了千利休，甚至把挂轴举为茶道的第一道具，而墨迹在挂轴中第一。“用禅者的墨迹，心底感受放下万事不执着的言辞，使自己的心大为安闲。”
村田珠光从俗从众，不再专注于唐物，偏向接待客人的精神，此即茶之道。开始用日本人制作的“和物”，唐物也选用粗糙简陋的东西，从而混同了和汉之界。能够从中国文化的残次品里发现日本美，也是因尊重唐物，靠唐物的古典美练就美的观照力，得以在看似粗陋的日常器物中选出富有生命力的造型，形成一种新的审美。茶杓也不用银的、象牙或水牛角的，用竹子做。搭个草庵请喝茶，称作草庵茶，这就是“侘茶”。不过，“侘茶”这个词是江户时代才有的。千利休的高徒宗启著《南方录》强调精神论，所述千利休的观点和喜好是后世茶道的基本，对“侘茶”观念的形成有巨大的影响，被视为茶道的圣书，其实此书是江户时代的伪作。珠光主张不完整美，云间月胜过当空一轮月。苏轼吟道，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说不上谁胜过谁，淡妆浓抹总相宜，自有一种豁达，我们觉得有禅意。把圆视为正常，缺则不正常，赏缺似乎是另一种禅意。
“侘茶”最后由千利休完成，并传承后世。利休先后侍奉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两大霸主，某日，朝颜（牵牛花）盛开，邀秀吉来家开茶会。一统天下的秀吉好大喜功，好茶也胜过戎马倥偬的信长。兴冲冲前来，孰料利休把庭院里的朝颜统统拔掉了，只在茶室里插了一朵。这就是“侘”之心造成的“侘”之美，或许也含有对拥有天下的嘲讽。秀吉惊叹之余，恐怕也怒不可遏，因为他的审美标准是传统的，让利休给他打造黄金茶室，举办茶会盛大而辉煌，借机炫耀权势与富贵，与“侘茶”是鲜明的对立。乐茶碗有黑赤两种，利休喜好黑，而丰臣喜好赤，讨厌黑黑的。茶室与世隔绝，但利休其人不甘闲寂，热衷于政治，却又不失独立而顽固的匠人之心，作为秀吉豢养的茶头，敢于在审美上与主子对立，终于惹来杀身之祸。说来日本人赏樱花的云蒸霞蔚，却是与“侘”正相反，所以也不要用一种审美把日本人看死。
继承村田珠光的武野绍鸥是商人，追求草棚拴名马的对立美，避免相杀，有一种相乘效果。他创作了狭小的茶室，将草庵茶简化并深化，更注重精神。这个精神就是“侘”，与豪华相反，简素。不消说，这本来是禅的作风，而且欧阳修也曾就绘画艺术提出“萧条淡泊”之说。绍鸥主张“侘”基于心的本性，不是装。“侘”不是从碗上看出来，不是从汤里喝出来，而是心里有“侘”，则无处不“侘”。千利休跟绍鸥学茶，并尊崇村田珠光，奉他为茶道鼻祖。跟千利休学茶二十年的豪商山上宗二1588年记录：唐碗被弃之不顾，当世用起了高丽碗、今烧碗。
脱离唐物，刻意去中国化，也不免闹出笑话。大阪湾有一个地方叫堺，与明朝贸易而繁荣，是千利休的家乡。那里立着纳屋助左卫门的铜像，城山三郎的长篇小说《黄金日日》就写他。他是贸易商，1594年从吕宋（今菲律宾）“暴买”五十个吕宋壶，献给丰臣秀吉。千利休帮着兜售，诸侯争购。助左卫门出了名，被坊间冠以吕宋二字。可是，国际倒爷不只他一人，很快就事发，所谓吕宋壶，原来是当地的夜壶。大祸临头，助左卫门把家产都捐给大安寺，外逃柬埔寨。传闻大安寺藏有这种吕宋壶，乃镇寺之宝。
点茶不是沏茶、泡茶，而是用茶勺把抹茶从茶罐舀进茶碗里，沃以热水（汤），再用茶筅像刷锅一样转圈搅。满满点这么一碗，大家轮流啜，叫“吸茶”。与近乎完美的天目碗相比，朝鲜半岛烧制的高丽碗是老百姓日常用来吃饭的，造型不均衡，釉彩浓淡不匀，但个头儿大，大概很适合“吸茶”。
宋元陶瓷器已达到高不可攀的地步，学我者死，最好的办法就是打破大陆的审美秩序，不跟着一条道上跑到黑，另辟蹊径。这几乎是日本人把中国文化变成日本文化的基本路数。使用日本造，远不如天目碗细腻光滑，可它沉甸甸，拿在手里更有感觉。而且中国人使用桌椅，对于在榻榻米上起居的日本人来说，天目或青瓷的唐碗底足有点矮。千利休亲自设计，指导陶工长次郎用秀吉建造聚乐第掘出来的土烧陶，这就是乐烧，也叫乐茶碗（当时叫今烧），做出了地道的日本抹茶碗。北大路鲁山人也是像千利休这样动脑不动手的陶艺家。乐茶碗一般用手捏坯，当然不如辘轳转出来的圆，歪歪扭扭，千利休说它美，大家也跟着说，越看越喜欢。如今中国人被西方当代艺术启蒙，也喜欢上日本陶器，很多摆上土豪或小资客厅的器物在日本算不上一流货色，说不定哪天也从中审出什么美。
唐代诗僧皎然有一首诗，不止于“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唐诗人卢仝），写尽了茶道的精神性：“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不过，“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丹丘子是道家仙人，陆羽《茶经》也提到，就弄得神秘兮兮。冈仓天心写过《茶书》，将茶道弘扬世界，他说：“茶道是一种崇拜日常生活的俗事中存在的美好东西的仪式。”
“侘茶”的审美被独尊，但也有远州茶那样追求华丽的。重视心的茶和偏重技艺、器物的茶各有所成，后者发展了日本的工艺、饮食等眼见为实的美。“侘”，不是贫，不是俭，而是一个标新立异的审美角度。丰臣秀吉征讨小田原城，千利休随军，用竹子做了个花瓶，“侘”到了极致，但后来被当作名物（有来头、有说道的器物，武野绍鸥“所持名物之茶具六十种”），也贵到极致。反对奢华，本应以“圆虚清静的一心为器”，却造成另一种奢华。简素本身不简素。如今茶道是一种生意，备置一套茶具就得好多钱，还要交学费。如果真秉承千利休精神，身边吃饭的家伙不就可以搞茶道么？人们对这种简直像遭罪的传统文化敬而远之，除了爱好者，基本是女人当作嫁入好人家的修养苟延着。
千利休被迫切腹之前给大德寺和尚古溪宗陈写了辞世之句：白日青天怒电走。这就不大有禅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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