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书香漫卷台北城——台北旧书店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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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座未曾到过的城市，或许你已经通过一些出名的街道神游很久了。虽然“台北不是我的家”，但因罗大佑的原因，忠孝东路可能成了许多不曾到过台北的大陆人，萦绕得最久的记忆。不过，我对台北的神游却别有所属。在看过杨德昌的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之前，我早就闻听台北牯岭街之名，原因无它，皆因自己是一地道书蠹也。说来凑巧，去年九月首抵台北的第一天就到了牯岭街，举目一望，几乎未见书店的踪影。不见旧时格局，说不上失望，活了一把年纪，不好装什么都能大吃一惊的小清新，因为人事播迁才是生活的常态。
▲ 如今的台北牯岭街
当然这么淡定，是因为我早年通过诸种书籍如零散《书评书目》杂志等的阅读，对台北旧书市场的迁徙路线——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牯岭街到七十年代的光华商场，再到目下散聚之“温罗汀”——有了比较初步的了解。但我必须诚实地承认，在阅读李志铭《半个世纪旧书回味：从牯岭街到光华商场》一书之前，对台北旧书市场历史的了解只有一个鹰架，不仅没有大厦屋宇的岿然存在，更不见那“走马转角楼”的建筑细部。这就像要是没有读过唐山书店老板、台湾独立书店文化协会理事长陈隆昊，他们组织编著的《台湾书店历史漫步》，与侯季然拍摄的四十家书店之纪录片《书店里的影像诗》，你很难对台湾新旧书店的现状有个清醒的认知一样。
说来我算是对是中国大陆及香港旧书店都比较了解的人，从文献搜索到实地购买，都不停参与，兼读过不少以搜书和书评为主体的书话文章及书籍。但却从未读到过比较整体论述包括台北在内的台湾旧书业历史的专书，就连徐雁厚达百多万字的《中国旧书业百年》，完全不见港台旧书业的历史。这当然不能怪大陆研究者故意不写港台旧书业历史，只是因为资料搜求不易，信息获取成本太高之故。好在李志铭的《半个世纪旧书回味：从牯岭街到光华商场》弥补了台北旧书业历史的缺陷，虽然对台湾旧书市场历史演变远非整全，却也算在这个领域开了个好头。
▲ 从前的牯岭街，素有“旧书街”美称
不特如此，李志铭这本《半个世纪的旧书回味：从牯岭街到光华商场》，与以前我读到的关于旧书历史的书籍均有不同。其原因在于他是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的硕士，而且这本关于台北旧书业历史的书就是他硕士论文改写而成的。我们拿此前所有关于中国旧书业的文章与书籍来看，他们的论述基本是历史性而少共时性的，是时间性而少空间性的，即这些研究人员大多是包含图书馆学在内的传统文史研究者。而李志铭的建筑设计与绘画构图修养、城（都市）乡（社区营造）计划之社会学训练，是以前的撰写者所不具备的，所以他才在完成旧书业的研究后能比较专业地写《装帧时代》（是书几乎是以廖未林为首的八位台湾书籍装帧设计家的图文列传）、《装帧台湾：台湾现代书籍设计的诞生》，以及与声音记忆及文字回环作用的《单声道：城市的声音与记忆》《我的黑胶时代》等书。
徐雁在《中国旧书业百年》里第六篇《全国旧书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梳理了不少旧书被毁损，变成还魂纸的历史，但你看不到这些包括“封资修”旧书如何被搜罗、装运到焚毁还魂的空间路线过程。而李志铭在《半个世纪的旧书回味：从牯岭街到光华商场》却有专门的章节来探讨动流书贩如何由行商到被坐贾化的过程，特别是对台北地区废旧回收体系的宏观观察，既有标志旧书集市、街道图景的收书路线图，还以一位书商“眼镜张”为例的微观剖析，更有关于台北历来人口统计、“台湾地区废纸回收管道”等数量庞大的图表。复次，书籍两侧有类似旁批的历史事件及名词解释，而书之地脚则更有内容繁复的、少见书籍图例及装帧设计介绍（后来他撰写了两本很有质量的台湾书籍装帧设计的书实肇端于此），真可谓洋洋大观而胜义络绎。
▲ 贩卖各种文字音像资料、盗版光盘、电子产品的台北光华商场已于十年前拆除
但你读了李志铭的书，觉得对包括旧书在内的废旧物品空间及回收体系的注意，是他专美于前的独得之秘，那只能说明你没有注意他在书后罗列“参考文献”时的诚实。因为不仅有中兴大学都市计划研究所杨文荣的《非正式部门中拾荒业之研究——以台北市为例》的硕士论文，亦有中兴大学资源管理所庄雅婷所写的硕士论文《台湾地区废纸回收之经济分析及政策函义》，复有台湾大学图书馆学专业黄靖斐的硕士论文《台湾地区大学暨独立学院图书馆藏淘汰之调查研究》，更有中国文化大学地学研究所谢英俊的博士论文《台北地区摊贩之空间研究》。从履历上看，这位研究台北摊贩空间的谢英俊，与在台海两岸灾后重建中倡导用极少的预算为弱势群体协力造屋的建筑师谢英俊，可能不是同一人，但其对弱势者生存空间的关注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
非闽南人看一句“酒矸倘卖某”，不一定能懂，但都听过罗大佑、侯德建合写，苏芮演唱的流行歌曲《酒干倘卖无》。这是一句“破烂行”的典型口头禅，也就是有没有废旧物品拿来卖。事实上，我们常听的一些流行歌曲，或许都能与台北旧书业沾上点边。如台湾漫画家叶宏甲创作的“诸葛四郎”和“魔鬼当”等漫画人物，揭载于1958至1965年《漫画大王》上，后来拍成电影及电视剧，成为几代台湾人的共同记忆。可以想像在牯岭街到光华商场，或许有一边唱着罗大佑的《童年》，一边逡巡着找过期《漫画大王》的人。
▲ 老时光里的台北旧书店
拾荒业与旧书业之间有很深的关系，若我们深挖细掘地话，这里面的故事也不乏帮派色彩——台北早期业此者，以从军中退伍的山东人和南部北上的农民为多——包含着比较深的地盘分割与资源争夺。但1996年政府推行“资源回收四合一”的新制度和定时定点之“垃圾不落地”的清运政策，让民间拾荒这个行当在台北就基本成了历史，这比较深刻地影响了旧书市场业态。就像我曾遇到过说某图书馆是他搞垮的旧书商，台北旧书业几十年也发生过一些捡漏、发家传奇，但最有意思的却是“废物兴学”的“反共样板”王贯英。
1905年生于山东东平还家村的王贯英，只读了四年私塾，自小就听祖母讲些“汪琦杀敌、武训兴学”的故事（事见张智清《废物兴学——王贯英》，收入张宗文编著之《生命的启示》一书，联亚出版社1980年版）。抗战胜利后王贯英解甲归田，不久因国共内战爆发、国民党惨败而抵台，靠拾荒为业。大约1951年由毛泽东发动的铺天盖地的批武训运动，经媒体的传布而声闻于台湾朝野，于是王贯英就开始了编“反共三字经”、唱“反共歌曲”、散发“反共书刊”的“行乞求国”之举，行走于台湾全岛。后来他更以拾荒所得设清寒奖学金，捐书给国内外图书馆，终在自己努力与各方支持下成立了“王贯英图书馆”。
（光华商场最初的商家主要来自牯岭街的旧书摊与八德路一带被拆除的违建户。因牯岭街人行道及排水工程定案，58家旧书摊集体迁徙至光华商场，自此光华商场便取代牯岭街成为旧书街的代名词。）
无可置疑，王贯英做了不少好事，设“王贯英图书馆”和清寒奖学金，惠人不少。与那些从牯岭街到光华商场兢兢业业的旧书商相比，王贯英本人并没有从他这些行为中得到多少实际好处。“据说，从卅九年到现在（大约是1970年代末——冉注），他的衣裤鞋袜，桌椅床柜，都是拾荒而得，未曾购买。现在所盖的棉被，也是蒋总统经国在国防部长任期时送给他的”（同上书p.77）。王贯英的善举刚好与彼时大陆官方的作为唱反调，被国民党官方的意识形态利用就显得顺理成章，这是由国共两党在意识形态上互为镜像的关系决定的（见拙文《在台海两岸同时不受待见的〈中国〉》）。诚如李志铭所说：“王贯英拾荒、捐书、宣传反共思想等种种人个人行为，不仅替国民政府正当化了一个具备圣人性格（行乞救国）、继承儒家道统（白天工作、夜里读书）的道德典范，同时其本人的‘山东籍’血统以及‘退役军人’角色亦成为维系国民党军队忠诚的主体认同象征。……这些位居社会底层的街头拾荒人，在当时国共对立局势的催化之下，转化成为肩挑‘反共复国大任’而暂时屈就现实环境的‘克难英雄’。”（pp.47—48）
（光华商场分上下两层，旧书店位居地下楼层。因出版事业大幅成长，读书人对旧书需求降低，业者转型专、兼营新书或武侠小说及漫画书专门店。）
一个以控制社会为己任的政府，任何一个行业都不放过。官方对旧书业既可以利用，自然也有不少禁书之举。台湾作家郑清文甚至写过短篇小说《旧书店》，说一位旧书店老板因售禁书被关了八年，出来后探究到底是谁出卖了他，直让他百思不得其解。无独有偶，前年我曾到南昌江西省图书馆旁边的旧书一条街搜书，探问一位在网上相识的旧书商，有书商相告渠因售某禁书而进局子，店自然早就关闭无存了。当然国民党不少时候玩得不够高明，如出版商及旧书从业者说是你要禁书也可以，请拿目录来。于是警总从1960年起，每年编一本蓝色小册子《查禁图书目录》，免费赠送给出版商及旧书商参考。不仅宸衷难断、天威莫测，让出版商及旧书从业者不断进行自我审查的社会管控方式，他们玩得不精熟，连趁机勒索，大赚其钱的方便门路，都不晓得利用。
因为没有看过郑清文的短篇小说《旧书店》，不知其文中所说的旧书店店主被关了八年，是否在暗指同样因售禁书被关了八年的三省堂书店老板李沛霖，这桩案子彼时被称为“三省堂事件”。据李志铭这书介绍，李沛霖因贩售《日本左翼工人运动》这本禁书给黄顺兴的女儿，使得当时看过这本书的几十个人全部被抓走。出生彰化的黄顺兴是台湾农业专家，因在国民党戒严时期参选台东县长及议员成功，又两任台湾立委，以敢言而被人称为“黄大炮”。不知这样抓黄顺兴的女儿是不是对他的一种报复，又或这样的举动是不是促使黄先生1985年定居北京的原因。因没看过他的回忆录《走不完的路——黄顺兴自述》，也没读过胡治安的《统战秘辛》，不好妄揣，将来或可质诸黄顺兴先生的忘年交杨渡兄。说那么多黄先生的事迹你或许都会记不住，但1988年3月全国人大会上第一次在四九年后出现反对意见，就由他发表，四年之后的1992年3月他又在全国人大会上公开发表反对三峡工程的意见，可见“黄大炮”之名并非浪得。第二年他就辞掉了全国人大常委之职，故学者丁东在《文史参考》2012年第22期上发表了一篇《水土不服的黄顺兴》。
▲ 旧书业日渐萧条
▍三
在关于旧书店的著述中，李志铭的书别开生面，精彩纷呈，但也有不小心的穿越之举。在2014年的三印中，这样的错误，还是没被发现，当然是令人遗憾的。在二十四页书之地脚介绍《文星》杂志时说“一九五七年的某一天，萧梦能计划办《文星》杂志，因此前往北京邀请何凡担任杂志主编工作”，真应了何凡那篇“不按牌理出牌”的发刊词——后来何凡出了同名文集一本，可见其喜欢这个标题——幸好何凡那时不在北京，而是在台北，老蒋反攻大陆尚且只是虚喊口号，一介书生萧梦能难不成有土行孙的功夫么？
以上当然只是开点玩笑，一点也掩忽不住我对李志铭这书的喜爱。也许你对基督教谓世人皆是罪人不解乃至反感，但我还是要说对人性不能高看，故我不准备跟风说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但我要说全台湾不少书店特别是二手书店，开得真是不错，其采光、通风、干净、书品大多令人悦目。就我个人的观感而言，此中尤以台南蔡汉忠兄所开的草祭、城南旧肆两家二手书店为最。不过这也并非他们一开始就如此，你要是没有忘记从牯岭街到光华商场的旧书市场的话。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化，请俟他日我再道来。
运气来登了，就有小概率事件发生。有次刚到台北，就听说并不常住台北的钟芳玲女史居然也在。于是幸得这位在我看来是拜访与研究书店最多的人——这只是我的感受，非官方最终钦定意见，幸勿争执——引荐带领，得以在夜晚深入永康街一处幽静的所在。这所在放了不少书，特别是放着老旧的胶木唱片，又让我想起李志铭的《我的黑胶时代》。旁边放着文夏的唱片，于是忍不住想起《妈妈请你也多保重》，由此上溯邓雨贤、李临秋，进而旁及胡德夫、杨祖珺等人一阵乱联想起来。当然没敢说出来，因为一看主人那么多丰富的收藏便给噎住了。这位任《自由时报》主笔的书店主人何先生开了两家已经关了门的二手书店，其中有一家我还看到过招牌，名叫“总书记二手书店”。他心怕你不会联想，在名片上他写着“北京有位总书记，台北有家总书记”。前一句的“书记”二字是红色，后者的“总书”二字是红色，显然同为“总书记”，其实就像标点符号的位置不同，意义并不一样，但我想主人是很享受给读者带来的歧义之乐趣的。
我向他人如写过《李济传》等好书的岱峻兄推荐台湾学人书店——唐山书店，可是我至今还没有去过，因为我每到一个书店必全看完再移步，故每次时间都显得如大胆前卫的女性之超短裙一样，太短了。十年前在网上购得张忠栋、李永炽、林正弘主编的一套《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资料选编》（九大类十卷本），由唐山出版社出版，想来与陈隆昊先生经营的唐山书店是有关系的。研究胡适的潘光哲先生前不久在中央研究院拜见了——他编的《容忍与自由：胡适读本》是众多胡适读本中最好的，后面的文献引申尤其便利读者——还承他雅意赠送了《胡适雷震往来书信选集》、《远路不须愁日暮：胡适晚年身影》二书，而研究胡适的前辈学人张忠栋先生则遗憾地归道山已十几年了。
▲ 光华商场一角
明眼人一看不提旧香居，台北旧书市场的巡礼就无法收场，我也是这样想的。旧香居是由吴辉康先生所经营的“日圣书局”演变而来，现已由其女儿吴雅慧女史掌舵。常买书的人见多识广，但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来看，还是经营此业的书商更胜一筹。而旧香居这样懂书更明了价格的经营者，你要捡漏的概率无限趋近于零。买书人大抵都说旧香居的书贵，我宁愿说是价格标得好。因为我曾带过舍侄们经营旧书业，此中甘苦算是略知一二。读了吴雅慧女史给李志铭《装帧时代》所写的序，有不错的水准，细察她为此书提供的众多书影，再返过来看旧香居的书价，你就释然了。
一直想搜徐子明写的《胡祸丛谈》，在旧香居得了《胡适与国运》，算是不无小补。后来通过另外的渠道得了《宜兴徐子明先生遗稿》，想花点精力弄清楚为何徐子明的批评与彼时国共两党官方对胡适的批评，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协力共振。尤其值得一说的，是在旧香居以2500台币得一册邓文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出版的《台湾游记》（二），回到大陆很快又在一家旧店以210元人民币得《台湾游记》（一），终成完璧。若是统独问题，像我搜旧书一样好运，那就省事多了。
▲ 李志铭《半世纪旧书回味：从牯岭街到光华商场》，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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