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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每人发一个老婆的社会只能是地狱 | 慢评论

2016-05-11 张丰 大家

贾平凹可能有点得意。像他这样的作家,尽管新小说可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轻易出版,但要引起90年代那种关注,已经不可能了。《极花》引起的争议,真是让人欣喜。

小说中,贾平凹用了很多篇幅写被拐卖到山里的胡蝶的苦难和反抗,包括两次殴打,一次强奸。小说中的农民,也知道买媳妇的不对的。最震撼的一个细节是,兄弟两个分家,买来的媳妇也作为财产之一,被要求分配,贾平凹借胡蝶的口,对这种物化女性的事情进行了批判。对买卖妇女,确定贾平凹是不赞成的。贾平凹的“狡猾”之处在于,他为小说写了一个“后记”。在“后记”中,他呼吁关注那些农村光棍的处境。在接受采访中,他再次强调了这一点。

他引爆甚至引导了舆论。一个关注现实的小说,人们讨论的重点落在现实而不是小说上,这是贾平凹乐意看到的:农村和农村的光棍,在当下的中国,已经很难成为舆论关注的对象了。


▲ 《极花》作者贾平凹


“被表达”的农村

贾平凹出生于1952年,在农村生活了19年。他的城市生活,开始于70年代初。“新时期文学”开始,贾平凹以《满月儿》这样的作品,引起文坛的注意。他笔下的农村,充满了爱和美,这是他叙述农村的开始,但他对农村的印象,似乎一直停留在80年代初自己的虚构中。农村走向凋敝,而他的美化则不断加强,这让他的表达越来越脱离现实。

在中国历史上,农村一直处于一种被表达状态。科举制度条件下,农村的私塾先生是仅有的识字之人,他们心中装的却是帝王。即使是一辈子生活在乡村的私塾先生,与农民也是割裂的。到了鲁迅那一代的启蒙者,农村被视为落后的象征。从鲁迅的《故乡》开始,农村开始呈现出被抛弃的命运。即使在毛泽东那里,农民也是落后的,革命性不足的,虽然可以依靠,但也需要转变思想。

农村是田园般美好,还是应该被改变的“落后”?这是有关农村的叙述中最核心的矛盾。贾平凹、陈忠实、路遥这一批作家,都有比较长的在农村生活的经历,不管他们的作品水准如何,思想资源如何,他们的独特之处,正在于他们试图理解农村、表达农村。在90年代,他们成为一种潮流。中国的城市化还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房地产刚刚起步,农村与城市的对立中,农村还有一定的分量,他们在县城有庞大的读者群。但是,属于他们的时代,就那么几年。

随着城市化的加速推进,农村彻底沉默。流行的看法,认为城乡还存在着鸿沟和对立,其实只是一种表面的现象。农村正在全面而笨拙地模仿着城市,从衣着打扮到家具风格,从说话口气到娱乐方式,从塑料制品到注水猪肉……虽然总是晚个十多年,但是这种生活方式的模仿,本质上就是一种城市化。“冰川思想库”刊发的沈彬的文章《我不在乎农村凋敝,我是城里人,你迟早也是》,标题刺痛了很多人,但是却说出了某种本质性的东西。“你迟早也是”,并不是说农民可以享受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而是暗示了农民丧失了自我,永远跟随着城里人。

农村跟着城市跑,但接纳的往往是城市自己淘汰的。我小时候在农村,家里养的鸡,晚上都是飞到树上睡觉,而这些年在农村市场上买到的鸡,“比城市的还洋”,肥大,笨拙,而在城市,在流行着吃土鸡。城市主导着一切,这就注定在我们的话语体系中,农村永远都是不正确的。

侯虹斌在腾讯·大家上的文章《贾平凹为何渴望一个拐卖妇女的农村能永续存在》,采用女权的视角批判贾平凹的女性观,我完全赞成。这其实也是我们已经日益习惯的现代性目光,在这样的注视下,农村充满了丑恶和残忍。问题在于,我们只能用这样的目光进行审视了,我们已经达成了共识。这样观看,贾平凹的“如果这个村子不买媳妇,这个村庄就消亡了”就显得很矫情和荒谬,相当于“不让我偷我就要饿死了”。昨天,孙旭阳的文章《贾平凹渴望留存的,并不是野蛮血腥的农村》,虽然是以讲述自己的家族故事为主,仍然面临着贾平凹那样被责骂的处境。

真实的农村是什么样的,农民到底怎么想,我们并不真正关心,也很难表达。没有谁能够为农村代言,也没有谁愿意,只有等到留守儿童或者老人的超出寻常的悲剧发生,才能刺痛一下走在城市街道上的我们。在主流话语体系中,农村是落后的,农村的存在价值,在于能够证明我们的进步。



光棍作为农村的隐喻:一种彻底的绝境

这次由贾平凹的言论引发的讨论,唯一的价值是我们可以谈一谈农村的光棍。在城市的话语体系中,农村是沉默的,而在农民社会,光棍又是沉默的。“光棍”这个词,属于一种特殊的语境,光棍必然是农村的。

尽管城市有越来越多的单身,但人们不会把他们称为光棍。如今,人们用“剩男”“剩女”来称呼那些想过婚姻生活而暂时没能成功的人,也用“单身”这样更客观的词来表达这种婚姻状态。在一些表格中,你需要填写婚姻状况,这一栏往往是“婚否”,很多人的习惯是填写“未婚”,而不是“否”。未婚或者单身,并没有任何否定的含义。人们甚至用“不婚主义”者来称呼那些主观上打定主意不结婚的人,这里的“不婚”,表达的是一种拒绝:我可以,但是我不。

我们可以抛开“城市-农村”这样的二元对立思维,采用“农民社会”这样一个概念。中国有漫长的农民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户籍一直是最核心的制度之一。不管是税收、徭役还是征兵,最终的统计单位是“户”,而不是个人。所谓的户,就是指家庭,一直到今天,中国还是把一家人都登记到一个户口本上。

这就意味着,在农民社会,你必须成立一个家庭,否则,你连进入统计系统的资格都没有。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家庭的核心又是夫妇,一切希望在农民社会取得一席之地的人,都必须结婚。哈伊纳尔曾对东欧波兰等地农民社会进行研究,发现达到45岁的女性,100%都为已婚。在中国,情况也大致如此。贾平凹的小说《极花》就写道,即使是身体有残疾的妇女,也能找到丈夫。

土改之后,中国的土地收归国有。即使是在人民公社时期,夫妻都可以在“人民公社”挣工分,但是最终把工分转化为食物,仍然是以家庭为单位去领取。1978年后,农村开始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承包村里的土地,仍是以家庭为单位。很多人认为中国人家庭观念强,其实是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劳动和分配方式决定的,这也是一切农民社会的特征。土改和后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可以改变土地的所有权,但是生产方式却仍然照旧。在这种生产体制中,光棍,作为赤条条的一个人,是没有任何权利的。

和全民结婚相配套的是普遍的早婚和包办婚姻。更早地结婚生子,对维持一个家庭的劳动力非常重要,在农民社会,30岁对一个男子来说,已经是一个决定性的年龄。如果30岁没娶到老婆,就不太可能靠正常途径结婚了。包办婚姻,则是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协议,它也是社会关系的重组,将有助于提升一个家庭的社会地位。如果一个人成为光棍,就意味着他无法与另外一个家庭结盟。



对一个男子来说,决定他能否结婚,就在那短短的几年。对他来说,最重要的还不是身体本能和发泄性欲的问题,而是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地位问题。是否能够娶到媳妇,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由自己决定的,父母是否有足够的实力和运气,是成功的关键。一旦不幸成为光棍,就意味着他将不得不继续和父母生活在一起,而不能够自己组建一个社会单位。他的已婚兄弟将分去家里的财产和土地,而他什么都不会有。等到父母去世,他就成为彻底孤单的一个人,或者说,某种程度上他也死去了——他不再是社会性的存在。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几乎所有的光棍,看上去都比常人更沉默,并非他们天性如此,而是被社会边缘化的结果。结婚失败,他们就被社会淘汰了。他们看上去越来越怪,这反过来让他们完全丧失了找到配偶的可能。因此,“光棍”就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成为一种恐怖,它是农民社会男子最大的恐惧,标志着一个男人真正的绝境。很多时候,拥有现代观念的人们,谴责那些拐卖妇女的光棍,往往以为他们特别想传宗接代,其实,他们更大的冲动是让自己以社会认可的方式活下去。


买卖妇女猖獗:一种政治造成的悲剧

光棍是几千年来农民社会中一直存在的问题,“买媳妇”的现象,也一直存在。但是,买卖妇女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并不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进步”的时代,才让这一现象显得丑陋。从根本上说,它是政治造成的,是1949到1978这30年对农村控制的结果。

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拐卖妇女的现象,在八九十年代达到顶峰,然后迅速下降。1988年9月3日,《光明日报》发表《沉重的思考——对11位女研究生被骗案的追踪采访》,轰动全国。这年2月,同济大学女研究生小A在郑州火车站,被一个叫李敏的小姑娘拐卖到了山东省郓城县农村,作价2480元。和人民大学研究生莫名其妙被“嫖娼死亡”一样,女研究生被拐卖刺痛了人们。记者武勤英后来写了回忆录,提到郓城县公安局的《关于打击拐卖人口、解救妇女儿童的情况报告》:自1978年至1988年,共有2700余名外地妇女被拐卖入该县。其中14岁以下16名,14-18岁75名,18岁以上1900余名。

山东郓城处于鲁西南的平原上,虽然在山东比较落后,但却远远比陕西、河北的山村要富裕。一个县10年买入2700名外地妇女,全国的情况可想而知。在文学青年叙述中黄金一般灿烂的80年代,其实是拐卖妇女最猖獗的时期。但是,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却存在相当大的误解。

最流行的看法,认为计划生育加剧了男女性别比例的失衡,并催生了更多的光棍。如果第一个孩子是男孩,父母往往不再继续生育;如果是女孩,那就冒着被罚款的危险,也要生一个男孩。如果第二个孩子还是女孩,利用B超探知孩子性别后,往往会选择流产,甚至在孩子出生后溺婴。这样,就会导致男女比例失调的加剧。但是,这种笼统立论的漏洞非常明显,农村的计划生育开始于1980年代,80年代出生的孩子,要结婚已是2000年以后了。而拐卖妇女的高峰,集中在80和90年代,显然和计划生育没有太大关系。那些通过拐卖妇女解决婚姻问题的,往往是60年代末或70年代初出生的光棍。



还有一种看法是,60年代初的大饥荒,由于重男轻女的观念,是否造成了更多的女婴被饿死?如果这个说法成立,或许会导致80年代初的适婚女孩变得更少。在目前,我们尚没有有力的数据支撑这种看法。有人口学家的调查显示,饥荒年代,普遍的饥饿可能会导致女孩的出生率增高。英国《皇家学会学报B》的网络版,曾刊登了一篇报告,一项针对31万名妇女的调查显示,在1958到1963年,男婴的出生比例有显著下降,从每千名521个男婴下降到每千名510个,之后又逐渐上升。即使存在由于重男轻女导致更多女孩被饿死的情况,这种更高的出生率,也很有可能缓解了这个问题。

造成80-90年代拐卖妇女案件高发的原因,其实是之前长达30年的对农民的控制和在制度设计上造成的城市与农村的隔绝。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一次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1964年8月的《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则提出了户口迁移的两个“严加限制”,即:对从农村迁往城市、集镇的要严加限制;对从集镇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这是一种严格的“筛选”,符合进城规定的农民几乎不存在。人口完全不能流动,让农民只能在附近寻找伴侣,这不但杜绝了买卖妇女的可能,而且也造成农村光棍的大量增多。

正是这种人为的政治隔绝,造成了对外地妇女的大量需求。1978年之后,社会管控松动,就造成了拐卖妇女的案例直线上升。人贩子可以四处活动,而农村的年轻女孩对外面的世界产生了好奇,但是又不能真正了解,这让拐骗变得相当容易。贵州、四川等地山区的女孩,大量被骗被拐往东部平原地区的农村。90年代初期,我所在的村庄,就被拐来一个贵州姑娘,价格不到3000元,她在几个光棍手中转来转去,最后不知所踪。随着平原地区交通状况的改善,被囚禁的妇女很容易逃走,开始流行把妇女拐卖到山里,那儿更与世隔绝。

造成需求的,是“前30年”的社会控制,而社会一旦开放,在最初的阶段,就会造成这样的案件大量发生。但是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开放,交通发展起来,人口流动起来,手机普及起来,拐卖妇女的行为就会大量减少甚至消失。更关键的是,当社会开放和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农民社会那种组织生产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他们是“农民工”。90年代开始,大量农民工进城,一个直接的后果是,“家庭”作为基本社会单位,在农村受到了挑战。分得土地,以家庭为单位取得财产,一直是过去人们结婚的根本动力,但是新生代却对土地不感兴趣。农民工进城,完全是一种新生活。一个男子,可以在城市打工到40岁,他当然也会面临结婚难题,但不会再有过去那种成为光棍的恐惧。他有新的社交和认同感,可以接触到不同地区的女性,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只能在熟人社会来寻找伴侣。他可以通过性服务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这时,单身状态往往成为他在工友面前炫耀的资本。


以拐卖妇女为题材的电影《盲山》


从“光棍”到“单身”:财产权与个人的觉醒

男人仍为找老婆发愁,但他不再处于那种沉默的、被边缘化的孤寂状态,这样,那种文化意义上的“光棍”就消失了。

城市的单身者比农村多得多,但这并不让人担心,甚至相反,这让人欣慰,某种程度上是中国社会进步最好的表现之一。根据麦克法兰的看法,英国之所以能率先发展出一种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的核心),一个原因就是,即使在300年前,英格兰女性也有15%到20%过着独身的生活。她们作为个人而不是家庭的一员而度过一生。因此,在英国的电视剧或者小说中,经常会有这样的情节:主人公突然继承了一位近乎陌生的远房亲戚的遗产,凭空得到一笔资金,可以施行他的浪漫或者有创意的计划。尤其是对那些从事艺术或科学研究的青年来说,这一笔遗产往往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个人的财产权是现代社会崛起的根本,一个人只有自己拥有财产,才不会成为精神上的“光棍”。中国虽然在保护财产权方面立法缓慢,连房屋都只有“70年产权”,但是这些年城市居民毕竟有了私有财产的意识。一个单身者,他/她努力工作,为自己积攒财富。农民社会,所有的妇女都会嫁人,而离婚就会失去一切。现代都市女性即使一辈子单身,她也不会失去什么。当一个女孩感叹自己是“剩女”的时候,更大的可能是自嘲,她可能并不缺少男人,也不缺少性生活。她可以拥有自己的房子,拥有自己的隐私,如果愿意,在不结婚的情况下,她甚至也可以拥有自己的孩子——最终,她完全拥有了自己。

在城市,一个人是否结婚慢慢变得不再重要,而是否拥有财产,却变得无比重要。这种对财产权的捍卫,集中体现在房产证上。那些单身的人,房产证上只有自己的名字,但是他却照样可以获得安全感;相反,那些选择过婚姻生活的,有时不得不为房产证上是否单独署名而发生纠纷。这种纠纷,包括那些离婚为了分财产而走上法庭,都是很动人的场景。中国人终于开始以自己或个人的身份来主张权利,家庭,终于不再是目的,而只是人们获取幸福的一种手段。



虽然很多单身者也有苦衷,很多离婚的人也有不幸,但是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捍卫和拥有财产,却是根本性的进步。虽然还没有获得太多,但是中国人已经开始品尝到自由的滋味。农民社会的“光棍”,最缺乏的不是妻子,而是属于自己的财产和社会关心,根本上说,他们缺乏的是自由。永远不会有一个社会,可以让所有的男人都能娶到老婆,如果有人承诺,每人发一个老婆,那样的社会只有可能是地狱。但是,那种农民社会才有的“光棍”,却可能不再存在。

本文原标题为《从农村到城市,从光棍到单身》



作者:张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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