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琦：为什么坏的威权容易掉链子
威权一向给人高效、秩序的感觉，很少公然掉链子，比如新加坡，比如港英时代的香港，比如蒋经国治下的台湾。当然作为相应的代价，可能整个社会的自由度不是那么高。
其实不然，正如资本主义有好的资本主义和坏的资本主义，威权也有好的威权和坏的威权。
为了使分析显得比较学术，不妨借用查尔斯·蒂利的“民主和国家”分析框架。在他看来，世界上的国家与民主的组合主要有如下几种：强国家和高民主，比如美国；强国家和低民主，比如普京时代的俄国和朴正熙时代的韩国；弱国家和高民主，比如叶利钦时代的俄国和形形色色刚摆脱威权向民主转型的国家；最后还有弱国家和低民主，比如那些陷入拉美陷阱的国家和一些军阀割据常年战乱的非洲国家。
在上述种种组合中，强国家和高民主一般出现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强国家和低民主的组合一般较容易产生好的威权。弱国家和高民主的组合是一种中间不稳定状态，有着各种可能性，如果国家有集权的传统，则一般容易走向强国家和弱民主，形成再威权模式。而弱国家和低民主的组合则是一种最坏的组合，也即人们常说的坏的威权。
这样说容易令人感到眼花缭乱，一种从国民感受出发进行组合的模式可能更为直观。秦晖老师曾经指出，人们所追求的无非安全和自由。那么从安全和自由的组合则不难看出，强国家和高民主能够同时保障安全和自由，好的威权为安全让渡一部分自由，弱国家高民主则以牺牲部分安全来换取自由，坏的威权则二者皆不可得。
接下来的问题是，同样是威权，怎么差别就这么大呢？关于这个问题，道格拉斯·诺思等人的“暴力与社会秩序”框架特别有解释力和说服力。
诺思等人指出，每个社会都需要解决限制暴力、分配利益的问题。原始社会也即觅食秩序社会主要通过熟人社会模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威权社会也即权利限制秩序社会靠精英共治联盟来限制暴力，并进行主要在联盟内部的利益分配。不对外开放的利益分配既是联盟黏合剂，也是联盟应对暴力的基础。开放秩序社会也即公民社会，主要靠中立国家加社会组织创设权来限制暴力，后者不仅通过网格化社会秩序来限制暴力，还通过“创造性毁灭”来打破利益垄断，并不断提供可供分配的创新红利。
由此，问题就聚焦于第二种秩序中的精英共治联盟的运作方式上，因为正是它决定了一个威权是好的还是坏的。
按照伊恩·莫里斯的说法，与打了就跑的流寇相比，“政府”就好像坐寇，定期掠夺，但也提供秩序和安全。作为坐寇一种的精英共治联盟，其运作的流畅高效与否，取决于联盟内部有没有规矩，联盟成员对这一规矩的认同度，以及联盟组织者实施规矩的能力。
规矩的建立不能仅靠老大的权威，主要还是靠把寻租权和利益分配机制理顺，以及设置好进入联盟的门槛。因此坏的威权基本上都给人内部吵吵嚷嚷，外部蠢蠢欲动的观感，原因就在于这两个层面的问题没有处理好。内部摆不平，外部不服气，自然削弱了精英共治联盟限制暴力、划分寻租权和分配利益的能力，这无疑会使该联盟经常处于失序和掉链子的状态。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威权秩序的薄弱时刻：纳入外部新兴阶层和内部洗牌及规矩重建的阶段。前者必然导致后者的发生，但有时即使暂时没有前者的挑战，阶段性的洗牌和秩序的重建也不可避免。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老大换人要有新的规矩，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分赃不均是共治联盟的常态，各方不可能在秩序方面达到一劳永逸的状态，更别说因为技术进步和商业模式变革还会有新的红利出现。
既然阶段性重组是共治联盟的常态，突发事件尤其是民愤极大的公共事件提供秩序重组的机会也就不足为奇了。公共事件往往导致阶段性集权，而每一次集权说到底都是负责限制暴力和分享特权的支配联盟内部的一次洗牌。
在洗牌的过程中民众依然是不在场和失语的状态，虽然此前他们的发声触发了这次洗牌。但由于自己的抗争触发了秩序的重组，多少也让普通民众有了一种虚假的“参与感”和关于自身力量的错觉，虽然参与联盟本身依然是可望不可及的。
相较于坏的威权，好的威权虽然在结社选举等方面也同样会严加把控，但往往更强调法治。这是因为相对于别的规矩，法律作为最大的规矩显然更靠谱，既能一定程度遏制层出不穷的潜规则，也能防止老大的心血来潮，减少洗牌频率和不确定性，从而大大降低联盟共治的成本。此外，以法律为准绳，也更有利于寻租权创设和落实的规范有序，避免涸泽而渔杀鸡取卵等多输局面的出现，换言之更有利于做大蛋糕，从而更有利于分配。
洗牌讲规矩，分配有章法，这样的精英共治联盟或好的威权，在限制暴力和维系社会正常有序运转方面显然更得心应手，对军队和警察等作为限制暴力主要“工具”的掌控也更有力，很少会频频掉链子。
行文至此，脑海中突然浮现1980年代影视剧中经常出现的警察形象。一种是刘德华们扮演的港版帅哥警察，虽豪情万丈英气逼人，但在抓住坏蛋时总要忍气吞声来一句“你有权保持沉默，否则你所说的一切都会成为呈堂证供”，而坏蛋们总会趾高气扬地来一句“拜托阿Sir，我要见我的律师”。初中时的我往往对此勃然大怒，对这些坏蛋用得着这么客气吗，直接法办不就行了？
另外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神探亨特》里的相关场景。美女神探迪迪·麦考尔有一次试图说服被警察击毙的嫌犯家属出庭作证，被满腔仇恨哭成泪人的对方一口回绝。麦考尔睁大她美丽的双眼定定地对那个女人说：“夫人，如果我们不现在解决这个问题，等孩子长大了，您该如何解释他是被警察打死的呢？”最后嫌犯家属出庭坐实了夫君的犯罪事实。
当时我对于麦考尔略嫌盲目的自信颇不以为然，警察就一定是正确的吗，就没有坏警察吗？后来我发现，如果一个社会连这点盲目的自信都没有的话，该是何等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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