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渡：胡适的书法，见证了自由主义与蒋介石的关系
几年前举办两岸汉字艺术节的时候，有一副胡适的对联出现在“近代名家书迹”展，那是他应朋友之请所写的杜甫诗“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秀气优雅的笔触，纤长如柳的结构，略带忧郁的内容，彷彿对应胡适一生的际遇与心境。
▲ 胡适的书法
在他书迹旁边有些近代书家，各具风格。黄兴的对联“存俨若思，养浩然气；视已成事，读未完书”，笔底浑厚，胸襟宽阔，有血性汉子豪迈之气。和孙中山一起革命的“四大寇”之一陈少白也是医生，书迹“瑶井玉绳相对晚，仙源云路有时通”书卷气浓厚，朴质端雅，还有一股硬朗底气。
▲ 陈少白与黄兴的书法
当然，我们已知近世名人的命运，再详视其字，不免有一种“字如其人”的后见之明。然而让我最为印象深刻的还是胡适。他的书迹修长如柳，别具韵致，却又如此无力；说革命，他缺乏坚持到底，无所畏惧的强悍；说起义造反，却又不接地气，缺乏庶民浑厚底气；说要和当权者对抗，却又注重颜面，表面上仍相敬客套，不愿撕破脸，遇见蛮横强权，就只有受人摆布的悲剧。
胡适的书迹，仿佛见证了自由主义与蒋介石的关系。
1958年，回台担任中研院长之前，胡适就多次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劝谏”蒋介石。1952年，他劝蒋介石要遵行宪政，实施民主，放弃独裁；12月13日蒋介石日记记载：“十时胡适之来谈，先谈台湾政治与议会感想，彼对民主自由高调，又言我国必须与民主国家制度一致，方能并肩作战，感情融洽，以国家生命全在于自由阵线之中。余特斥之，彼不想第二次大战民主阵线胜利，而我在民主阵线中牺牲最大，但最后仍要被卖亡国也。此等书生之思想言行，安得不为共匪所侮辱残杀。彼之今日犹得在台高唱无意识之自由，不自知其最难得之幸运而忘其所以然也。同进午膳后别去。”
日记中尚有一种气乎乎的余怒。次年1月，蒋胡再度见面，胡适劝蒋要容忍异见，落实宪法，保障人权，特别是权力要受到宪法的制衡。但蒋介石关切的是维持一个领导者的权力，可以接受诤言，但权威不容挑战。蒋介石还示好地说，国民大会要开了，“请你早一点回来，我是最怕开会的”。因为依照宪法，领导人是要向国民大会做报告的。胡适为此萌生“惊异”之感，担忧“难道他们真估计可以不要宪法了吗”？
从1950年起，胡适在美国担任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亚图书馆馆长，学人收入有限，但他曾任国府驻美大使，交际往来频繁，生活入不敷出。蒋介石为示尊重，仍定时请人送去节金。这固然与胡蒋关系有关，但蒋介石需要倚重胡适在学界的影响力，以及与美国政界的关系，争取美国支援，确是此中关键。
建立在“权威与诤友”之间的模糊关系，是直到1958年胡适回到中研院担任院长才打破了。
1958年4月9日胡适刚回到台湾就与蒋介石会见，谈学术与办大学的事，不料次日，中研院的院士会议中，蒋介石的致词就引发风波。他表示：目前所有目标在反共复国，希望今后学术研究配合此一目标。此时大陆正在批判胡适，蒋介石便说，批判胡适是“摧毁我国伦常道德之一例”。他等于为学术研究界定了政治目的，把提倡民主自由的胡适归为旧道德伦常的一部分。
胡适当然无法接受，遂起来反驳。据李亦园记载，胡适一站起来就说：“总统你错了。”他的论点是：我们学术界和中研院要挑起救国任务，但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至于大陆的批判，他认为不是基于伦常道德，而是他教了年轻人要独立思考，什么东西都要拿出证据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打倒一切教条主义、盲从主义，不被人牵着鼻子走……他举法国巴斯德为例说，他研究微生物有成，促成酿酒、蚕种的改良。也就是说，学术如何救国，还是要靠学术界来定义，不是政治领袖说了算。
胡适这一番话，为学术独立与自由树立了一个里程碑。可蒋介石吃了这一顿说教，心里一直很不舒服。四天后他宴请中研院评议会和院士，胡适、梅贻琦等学者在主座，梅贻琦为了打圆场，还特别感谢蒋介石爱惜学者，派飞机到北平接出许多学者。据蒋介石日记记载，胡适聆言“并无表情”。他在此日记中批评胡适“狭小妒嫉一至于此，今日甚觉其疑忌之态可虑”。自此，蒋介石未曾再去过中研院。
然而最妙者莫过于蒋介石与胡适之间，并非自此不再往来，而是彼此“相敬如宾”，或“相敬如冰”。
▲ 胡适与蒋介石
胡适一直梦想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政治体制，但在中国近代史上，并无这样的领袖人物与胸襟。他徘徊在政治与学术的边缘，曾被邀请当行政院长而拒绝，也曾被蒋介石点名去选总统，蒋愿意当他的副手，他也拒绝；他唯一担任的公职是驻美大使，那是在抗战时期，为了争取美国的资源而特地请他出任。他到处演讲游说，以其学术地位，为中国争取支持。和宋美龄所扮演另一种角色，呈现不同的功能。
等到抗战胜利，他写信劝蒋介石仿效土耳其，把国民党分裂成几个小党互为制衡，以利民主实现。有一段时期，他还支持筹组第三势力，以制衡国民党。可惜都未能成功。
然而他总是像他自己诗里写的：
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
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
从政治上来看，他真是一个失败者，一个在权力旁边，为民主理念苦苦相劝、鸣鸣哑哑讨人厌的诤友。可是他连自己的好朋友雷震入狱都救不了，真的是“无力振乾坤”。
我在几次的演讲中总是以此描述自由主义如胡适，在中国是一个无力的劝谏者，悲哀的理想主义者，无力的行动者。相较于共产党的革命，这些人和权力相较，简直柔弱到让人摇头的地步。
然而，距离1917年初，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至今近百年的此刻，我回顾台湾的历程，看到拥有权力者的蒋介石，在民主化之后，历史评价逐渐改变，负面评价与平反交替出现，为台湾建设做过贡献的蒋经国则为大多数人认同；而胡适的理念，他当时不断呼吁，不断召唤的理想终得在台湾实现，成为共同信行的价值，那谁是影响台湾历史最重要的人？谁是真正的有力者？
我开始相信，历史没有给出公正的答案，不是因为历史并不公正，而是历史时间还不够长，而我们还未看到。
胡适那柳条般修长的字体，也不是柔弱，而是一种知识的韧性，任他东西南北风，信念不动摇。
读书人，在狂风暴袭、寂寞无力的时刻，想想胡适，想想长远的历史，但愿心中会多一分从容，一分沉静，一分底气。
▲ 年轻时的胡适
（本文原标题：《那些最脆弱的召唤，却是最恒久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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