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伟棠：寂寞的后五四时代

文 | 廖伟棠

六年前，大概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后的一个闷热的晚上，我在远离北京的一个香港的岛屿上如常读书，读罢止庵《周作人传》，写了这么一首《一九六七，五四遗事》献给五四最重要的一对兄弟鲁迅和周作人的诗，标题还顺带致敬了张爱玲。

如果猛火还有余烬
余烬将散聚一幅枯山水
许是雪景，那人落落穿行去
不辨清白，不辨川壑

窄长中国，无桥无塔
也无旗帜垂落
包裹被热风破开的振臂
飞廉战斗着穷奇

有人吃德赛，有人吃主义
你吃臭豆腐玉米面糊糊
红楼虚构了赤都
你不虚构废姓外骨

仍有游行队列，你仍第一次
碰触那温湿的战马的脸
那分明是尼采的血
你们认作饲马草上的露

如果死者还在
你们将用隐语交易一回：
这妙皴的奇岭你袖去
这冻凝的小河我带走。

张爱玲的《五四遗事》与鲁迅的《伤逝》是对五四一代最痛的反思，读之五味杂陈；而周作人则以自己下半生的悲剧，为五四做了最完整的注脚。

从这一场青年运动演变成“青年节”之后，五四精神已经成快餐，至于真正的五四先行者、幸存者，如周作人，被红卫兵批斗后只能瘫睡厨房地板、吃臭豆腐和玉米面糊糊维命。

我的诗最后有一点美好的想象，垂危之际的周作人想起当年曾志同道合的兄长，会有美丽的记忆吗？

“这妙皴的奇岭你袖去／这冻凝的小河我带走”分别指向周氏兄弟的黄金时代的创作：《野草》与《小河》，其时五四尚未成为运动也不是什么节日和符号，是一股无从命名的冲动，在数千年积弱的身躯上面奋起的精神，务必要摧枯拉朽、杀神杀君，开创一个“人”的时代。无奈这身躯病入膏肓，撑不住精神的狂飙突进，转而寻求自己习惯的庇护所，于是乎有了救世主崇拜，有了集体主义。

是的，我必须提醒自己要谈一个活活泼泼的五四。1915年《新青年》创刊，是为一代人更新换血再生之哭喊，痛但是充满了赤子的力量；1931年“九一八”事变，恶邻凶相毕露，原先致力于各种文化复兴实验的知识界不得不放弃个体的怀疑主义和独立，团结在民族主义大旗之下，固然是为了生死存亡的斗争，然而无奈中断了健康的民主发展（因为战时有充分的理由认可独裁者集中力量对外抗战）。经此劫难之后的民国已经不是民国。

“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五四之实验师陈独秀先生这句话，便是我所理解的“活活泼泼的五四”，政治环境从来没有好过，知识分子须从容于肉身禁锢与精神解放这极端两界的跨越。而五四之后的陈独秀比五四时的陈独秀更决绝地把自己当作实验品，他否定他人对自己的青年领袖迷思；不断地离开不断地说再见，最终以独立之姿寂寞辞世。如此的反叛与自我反叛，试问中国有几人能做到？曾经的中国，所谓五四精神，曾维系于一人。

这除了决绝，还需要强大的乐观。多少人以陈独秀的逛窑子、狱中情事等非议他，我却觉得那是一个真实的人的可爱。民国百余年，知识分子有怒有恨有牺牲，稀缺的就是一份可爱。理论上种种呼唤人性，当人性由他们的“导师”来表现的时候他们却高呼失望，知识青年竟也渴盼一个圣人，圣人便自行颠覆他们的想象。他似乎在说：中国有人性，请自我始。

▲ 陈独秀

抗战胜利后，不顾举国欲杀，坚持前往老虎桥监狱探望负汉奸之名的周作人的，只有其弟子废名（冯文炳）一人。不为主义不为民族“大义”，仅为人对人的信任与爱，诗人废名验证了他自己在五四时所立誓——“倘若他枪毙了，我一定去看护他的尸首而枪毙。”他在1926年的一篇日记里写道，虽然废名写的“他”是指鲁迅，二十年后却实践在周作人身上了。

废名在1949年之前，无意成为了“五四”的遗孑——我想他也许更希望以“真儒”自诩。回想五四反孔家店，明明反的是“店”化的儒家，最后却被狭义化为反“孔老二”。我喜欢孔子不喜欢儒家，孔子是人道主义，儒家不是人道主义，这就是废名启发我的。废名所讲述所亲身力行的那一个孔子，就是一个活活泼泼的孔子，坐言起行、有教无类的那一个孔子，恰恰符合了理想主义的理性、积极一面，这也是我想象的五四精神假如发展下去可能的一途。

五四诸家，我最爱废名，其次卞之琳与冯至。最新出版的《剑桥中国文学史》现当代部分，王德威执笔的《1841-1937年的中国文学》仅用一句粗略失当的话介绍废名，奚密执笔的《1937-1949年的中国文学》则压根没提到他，这是大多数文学史实为文学活动史的势利，更重视文学事件、流派的生变与冲突，而不是作品，而且在当代文学的叙述中因为过于贴近，而放大了很多文学事件的意义，而像废名这样欠缺冲突、独立于流派的作家必然被忽略。

▲ 废名

据说胡兰成曾求见废名而被拒，我相信，以废名之诚恳真挚，必不喜胡之浮浪皮相。不少论者误会胡兰成为废名传人，也是仅见皮相。而胡之大热，相较废名之寂寞，更是时代颓丧的显现。不知道张爱玲1957年写《五四遗事》的时候，可有想到她离开多年的胡兰成，假如她们不分开，是胡兰成会变成坐拥三妻的密斯特罗，还是张爱玲会变成密斯范——不过我知道，就算张爱玲变成密斯范也断不会是自愿的——但密斯范之沦丧独立又真是完全自甘的吗？

五四教会我去衡量一个人的时候，多考虑时代的压力有多少是逃避与开脱，受制于一个想象的“时代精神”众诺诺的时候，独谔谔的那一位往往却是时代精神真正的持守者，他会坚持到最后，陈独秀、张爱玲、1949年前的废名皆如是。回看早死的鲁迅好像最冤枉，死后被宣传席卷了大半个世纪，就如五四一样。“然而她并不觉得可笑。即使我自己以为可笑，甚而至于可鄙的，她也毫不以为可笑。”（《伤逝》）——但毕竟鲁迅不是涓生，他并没有“用遗忘和说谎”做自己的前导，我们得以回忆那样一个五四时代，活活泼泼的，是我们对人——即使是最僵化的华人——之希望的确信。

【作者简介】

廖伟棠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香港作家，诗人、摄影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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