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千帆：中国仍未回归正常社会

文 | 张千帆

近日，作家杨绛去世，引发了对她和钱锺书生平评价的诸多争论，进而延伸到一系列问题。作为拥簇众多的知识分子，钱杨夫妇是否有责任表达自己对公共问题的立场？是否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其他人是否有权评价他们？是否有权利要求他们在政治上有所担当？在一般意义上，知识分子是否有权对公共事务保持“沉默”？……这些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但问题性质不完全一样，弄不好会产生一些误会。争论本身是好事，但不分青红皂白的争论最后往往两败俱伤。

知识分子有没有“沉默权”？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权利的本质。在法律上，权利是我们免受政府或他人侵犯的一种能力。显然，无论是国家还是私人，任何人或机构都不能强迫你说话。私人也很难强迫任何人说话。任凭你山呼海啸，我就是守口如瓶，你对我无可奈何；如果你动粗，那就是你违法，我可以要求国家制裁。如果是国家动粗，采用强制手段逼迫你说话，那么就要追究相关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人都有权选择沉默。

然而，钱杨的辩护者显然并不满足于这种政治或法律上的权利，而是主张一种道德上的权利——在某些情况下，知识分子保持沉默是无可指责的，因为他们说话会给自己带来极大的风险。如果强求钱锺书在“文革”期间批评红卫兵暴行，无疑是逼他自杀。在那个年代，若没有言论上的自由表达，因而也都被免于言论的责任。这种免责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强求别人把脑袋系在裤腰带上说话。当然，严格来说，免责并不完全等同于一种权利。如果知识分子确实有说话的责任，那么在政治高压下，他们可以不说话；沉默是有理由、可理解的，但是它并不能成为道德上的权利，更不能升格为一种道德崇高。

在道德意义上，沉默作为权利是不成立的。事实上，道德必然主要以个人的责任义务为导向，“权利”在绝大多数情形下是失语的。有些人动辄谈论“道德自由”，“自由是道德的基础”云云，但这又是混淆了人的政治权利和道德责任两个不同范畴。单纯在道德层次上，有道德显然就没有绝对的“自由”。所谓“自由是道德的前提”，是指政治自由、选择自由使得真正意义的道德成为可能。即便在没有言论自由的环境下，他们仍然可以被认为有责任尽自己的力量改善言论环境，至少在内心拒绝认同，在行动上拒绝与罪恶同流合污。在我看来，即便知识分子出于客观原因而不能说话，他们内心也应当对这种不能说话的状态感到耻辱。

改革三十多年之后，不能说话的状态已经得到极大的改观。虽然言论权利尚待制度上的稳妥保障，但是毋庸置疑，整个社会已经相当程度上拥有事实上的言论自由。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是否就有说话的责任呢？我个人无疑倾向于如此认为，但是道德立场并无绝对的正确错误之分。譬如你也完全可以止于一种相对消极的“职业主义”，认为学者只需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并无义务在公共问题上发声。你甚至可以认为，做一个“犬儒”也没什么错；只要不违法，任何人都不能把“犬儒”怎么样。

在法律上，你完全有做犬儒的“权利”。在道德上，这么做可能有代价。你可能会收获许多人的不认同甚至鄙视，但那是评论的权利。我们总是可以评论钱杨夫妇是否有道德义务做些什么，尽管在法律上他们并没有责任。如果批评违背事实或构成侮辱，他们可以诉诸法律，但是除此之外，他们不能也无法将自己屏蔽于公共评论的场域之外。当然，你既可以批评，也可以为他们辩护。在任何健康的国家，关乎道德价值观的争论注定是一场没有定论的混战。

既然没有绝对正确的答案，我们还在这里闹腾什么？其实，言论自由最大的价值就是通过这种“闹腾”实现的。只要我们学会如何争论，争论带来的好处是不可穷尽的。谁都知道，“真理越辩越明”；虽然到最后我们未必能说服任何人，但是辩论能够澄清许多问题。价值观可以多元，但事实只有一个，辩论让我们更加接近真相。

譬如我自己没有读过钱杨的作品，只能做这次辩论的围观者，但是已经从围观中了解了更多的钱锺书。我以前也倾向于认为，钱似乎应该对“文革”等过去发生的事情有更为公开与直接的反思和批判，但是他的辩护者却描述了他如何特立独行、和权贵保持距离的许多故事，让我对他平添了许多敬意。我现在认为，也许他可以在某些方面做得更好，但是他选择的生活方式至少是无可厚非的。

反过来，即便如此，社会也依然有权对钱杨这样的名人品头评足。“钱粉”们可以为钱锺书辩护，但也没有必要对批评感到不舒服。难道一个有缺点的钱锺书不显得更加真实、更加亲切吗？在我看来，一个胆小、世故、学术极有造诣而内心有所操守的钱锺书是一个真实可爱的人。为什么不允许别人打破自己偶像的“完美形象”呢？在经历“文革”等多次政治运动之后，国人不自觉地接受了“高大全”的审美观。一个人好就必须一好百好，不能有缺点，也不容许别人谈缺点。说钱锺书有点“犬儒”，马上就有“钱粉”跳起来说他的学术造诣如何如何。拜托，这是一个问题吗？

无论是这次钱杨事件还是早先的柴静事件，都表明我们还不太适应正常的辩论，辩论的时候常常跑题，最后上纲上线甚至人身攻击，辩论就完全变味了。两次事件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失焦严重。有些人把钱杨或柴静捧得很高，另一些人看不惯，争论由此而起，但争论的焦点却集中在他们个人身上，在应该涉及的公共话题上面的聚焦时间十分有限。当然，钱杨事件直接关乎知识分子的责任，辩论要比上次切题得多，但辩论过程仍然流露出一种情绪，那就是用“沉默权”、“诛心论”的思维来回击批评。我是否说话，那是我的权利，你无权插嘴，别用“文革”的方式搞“大批判”！再说，你自己做得怎么样？有什么资格对别人说三道四？！……

这种方式只能说明，我们还没有从“文革”回归一个正常社会。没有批评，社会就不会进步。对于钱杨这些故人来说，批评仅涉及身后的名誉问题，但是对于柴静等活跃的社会名人来说，批评具有更直接的现实意义。言论自由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中国古人所说的“责善”，也就是相互督促、共同进步。在一个权力长期通吃一切的国家，道德当然是极不重要的，“责善”也就成了一种虚伪的说教甚至攻击他人的凶器。但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显然不能完全臣服于权力，包括依法行使的国家权力。在绝大多数时候，社会必须通过公民的道德自律走向自治，公民之间的相互监督离不开道德“责善”。

即便批评者在某些方面不如被批评者，也有评论和批评的权利。当评论者和被评论者地位不相称的时候，责善往往是单向度的。譬如李承鹏可以评论某个球员在某场比赛中表现很蠢，但是他自己未必比那个球员踢得更好，而这一事实并不能堵住他的嘴。那个球员不能说：“我踢不好，你来踢啊”，因为球员有球员的职业标准。我的课上得不好，受到学生的批评，我不能向他们咆哮：“要不然你来讲！”因为讲课是我的职业，而不是学生的职业，他们有权以职业标准来要求我。当然，如果是另一位老师这么对我说，而他的课讲得更糟，那么常识让我们感到有点怪异。在评论者和被评论者之间地位对等的情况下，我们在要求别人之前，首先应当反思自己。这也是一种道德义务。

在中国传统上，儒家非常重视责善，认为这是朋友之间应尽的义务。但既然责善是为了对方好，批评者也要注意责善的方式。让我们看看明儒王阳明是怎么说的：“责善，朋友之道，然须忠告而善道之……故凡讦人之短，攻发人之阴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责善。”（《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六·传习录中·责善》）如果批评者把批评当作善意的规劝，那么不妨笔下留点情、口下积点德，我们对公共问题的辩论也许会质量更高。

当然，本文所讨论的说话问题不只是限于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只有在专制时代才受追捧，因为那时人民说话没人听，需要知识分子“为民请命”。在一个走向常态的国家，人民也应该起来说话的。

【注】本文原标题为《有说话的权利，也就有说话的责任》

【作者简介】

张千帆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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