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闪：“好像以前发生过”是怎么回事

文 | 西闪

杏仁核有多重要？一个“怪咖”乐队可以告诉你。这个乐队的名字就叫杏仁核（the Amygdaloids），由情绪研究的领军人物约瑟夫·勒杜（Joseph leDoux）担纲主唱。他们还发行过一张专辑，标题长得惊人，名为《重金属、我的心智理论和脑中万物》（Heavy Mental,Theory of My Mind, and All in Our Minds）。

然而杏仁核绝不是“脑中万物”的惟一重点。我们的脑有多重任务需要完成，而不同的工作需要不同的核心结构。因此，没有任何结构或脑区称得上惟一重要的东西。比如我最近谈到的海马体。它在记忆机制中的地位，不比杏仁核逊色。与勒杜的乐队相映成趣，也有一个音乐组合名叫“Hippocampus”。

解剖学家将杏仁核和海马体都归入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这个术语描述的是脑半球中间凹陷下去的那部分大脑皮质，以及与之联系密切的皮质下结构。边缘系统包括的部位相当广泛，除了杏仁核、海马体，还包括扣带回、丘脑、乳头体、嗅球、纹状体等等结构。这些结构和它们的连接通路，围绕着间脑形成了一个环。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看看《奈特人体神经解剖彩色图谱》，直观明白。但是边缘系统的复杂功能，迄今未被学者们彻底搞清楚。

从结构上看，纹状体跟杏仁核不仅是邻居，而且纹状体的尾状核（caudate nucleus）与杏仁核直接相连。因此，它们在功能上的联系值得关注。就在不久前，我还读到一则科技报道，谈到了纹状体（striatum）与海马体之间相互抑制的效应。当海马体激活，纹状体就会失活；反之，纹状体兴奋，海马体就迟钝。这自然让我再次想到记忆机制，想到熟悉感对记忆的影响。因为纹状体在形成程序性记忆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它是“习惯回路”的协调者。就像我们在H.M.身上看到的那样，尽管他不会记得自己是如何学会画画的，但是纹状体让他的确画出了漂亮的五角星。

习惯让我们喜欢熟悉的事物，愿意和熟悉的人打交道，乐意呆在熟悉的环境中，在演化生物学家看来，这种心理倾向是先天形成的的适应偏好（adaptive bias）。这种适应偏好的神经生理基础就是习惯化（habituation），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生物最简单的记忆机制。通过习惯化，生物记住了无害的刺激，从而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对它们置之不理。它让你不会对周围的行人大惊小怪，也让你对自己的心跳和胃肠蠕动安之若素。它消除了我们对世界的过度反应，从而给更有目标的行为打下基础。

习惯化会让大脑转入自动运行模式，也就是卡尼曼所谓的系统1，而让耗神费力的系统2处于放松状态。在这种认知放松的情形下，额叶和顶叶的特定脑区就会产生熟悉感，让你我有如海滨休假的游客，落日曛曛，和风习习。

可是，如果我们的熟悉感不是对真实刺激作出的反应，而是特定脑区发出的错误信号，问题就来了——它诱使我们的大脑用毫无关联的细节搭建出子虚乌有的记忆。

相信很多人，尤其是十六七岁的年轻人都遇到过这样的怪事。忽然一刹那，你觉得眼前的一切好像以前发生过，尽管你知道这个地方你从来不曾来过，这些人和事你也完全没有经历。这种似曾相识的奇妙经验，往往就是熟悉感暗示出来的幻觉记忆。由于人类的神经系统要到20岁左右才大体完备，所以在青少年的大脑中，信号传导的失误率要比成年人高，出现幻觉记忆的几率也高得多。

▲ 电影《明日边缘》中的男主角每次死后都能复活并回到过去

熟悉感只是造成记忆错误的一种因素。心理学家丹尼尔·夏克特（Daniel Schacter）罗列了记忆的七宗罪，分别是遗忘、心不在焉、阻塞、错认、易被暗示、偏见和纠结。如果说记忆是“凶手”，很难说这些“罪”只有一个动机，然而因记忆而导致的错误可以列出越来越长的清单。洛夫斯特在《辩方证人》一书里讲述的不少与记忆有关的司法冤案，着实令人沉重。最有意见的心理学家大概是唐纳德·汤普森（Donald Thompson）。因为有一次，他突然因一名在家中遭人强暴的女子指控而被逮捕。结果警方一调查，发现汤普森根本没有在场的可能，案发当时他正在接受电视台的采访。原来，受害者遭侵害前汤普森恰好出现在她观看的电视里，惊恐中她就把他的面容记成了凶手。汤普森是幸运的，想想看，如果当时电视上不是直播而是录播，他就有罪受了。

不久前，生物学家利根川进(Susumu Tonegawa)用一个惊人的实验彻底确认了记忆的不可靠，“尤其是在处理影响重大的刑事案件之时。”他比坎德尔更早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从事记忆研究则相当晚。2013年，他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们把一种光敏分子置入小白鼠脑中与恐惧相关的神经元，然后用光激活它，结果让小白鼠产生了一段从未经历过的恐惧记忆。之后，他们用同样的方法修改了这段虚假记忆，让原本对某个环境心生畏惧的小白鼠转而爱上它。最近，他们又用类似的思路找到了激活丢失记忆的办法。

对纹状体素有研究的大卫·林登（David J.Linden）曾经说，神经科学家的终极梦想就是梦见自己可以逐个刺激人脑中的几千亿个神经元，再以毫无限制的组合方式进行研究，遗憾的是人类要实现这一美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利根川进使用的这种名为“光遗传学”（optogenetics）的新技术让科学家的美梦成了真，同时，也使我对记忆这一心智产生了更大的怀疑。如此不可靠的记忆，对我们而言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C.Dennett）说：“只有为了增加适应的可能性而提取信息的生物体，方能享受记忆所带来的任何好处。”事实的确如此。通常情况下，我们的记忆还是值得依靠的。一方面，事无巨细的记忆与完全真实的记忆都没有必要，除非这些记忆有利于我们的生活；另一方面，虚假的记忆本身也没有对我们的人生造成太大的损害。相反，它很可能有助于我们更好的面对现实与未来。

▲ 电影《超脑48小时》讲述了一个记忆移植的故事

加扎尼加也赞成丹尼特的看法。他说尽管记忆在很多方面达不到我们的期待，但是归根结底，我们都不得不依靠记忆来编织我们对自己对他人对世界的看法。只有记忆，才能让我们的自我感觉以及世界观处于一个持续的融合状态。

这反倒提醒了我，对记忆机制的理解，不正为我们审视自我以及种种社会观念提供了有效的路径么？

原标题：《记忆的七宗罪》

【作者简介】

西闪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出版有《思想光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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