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早：不会报账的张充和与鲁迅是不是好学者

文 | 杨早

读张丰兄《不会报账的老师，成不了好学者》，文章下面的评论饶有趣味。很多人支持“严格审计”，觉得“做学问跟报账没关系”，还有人说“为何知识分子那么明事理的人群就不能遵循财务方面的法律法规？知书达理也枉然！毕竟都是纳税人的钱，要经得起审计”。

高校与研究机构的报账管理，圈内人诟病久矣，也有多篇报道或评论发表，引发的反响也不可谓不大，闹到总理都出面说了话。但制度变革仍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我想其中缘故，大概也如上述网评所说，财务有其自己的制度，尤其在狠抓反腐的当口，专业研究者希望的“松绑”很难执行，谁也不敢轻易开口子。

天气那么热，愤怒是一种无益的情绪。事实上许多学院中人已经从最初的哗然、不解与恼怒中平息下来，该报课题还得报，该报账还得报账。也有人就此放弃课题，放弃报销，不过所谓“青椒”大体并无这个自由，他们大都有招聘与晋级的条款卡着，若干年内须参与或主持某级的课题，须发表若干篇论文，出版专著等等，在“不晋级就走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下，也好捏着鼻子经受风雨的考验，慢慢就在其间混得如鱼得水也不乏其人。老实说，以GRE考满分的聪明，要搞掂个项目申请，熟练个报账制度，有多难呢？

读新出的《一曲苍茫——充和宗和谈艺录》，张充和张宗和三十年的家书汇录，自然，谈艺的部分很多，交流琐细的时候也不少。尤其是张充和1949年去美，转眼大陆迎来新的共和国，于姐弟二人来说，都是新的世界。彼此交流在新世界的生活与收入，都是极有趣的细节。

如1950年代初，张宗和到贵州大学不久，夫人刘文思从事医务工作，张充和先生傅汉斯回到斯坦福大学念博士，也担任系里的工作，尚需张充和到图书馆工作来贴补家用，两家人的处境，都跟现在双职工的“青椒”颇为相似。

▲ 资料图：张家全家福，前排左一张充和，后排左四张宗和。

张充和在1955年的一封信里写道：

收入说起来也不能算坏，但房子上太贵了，借了放债公司九千五百块，每月九十五块，十一年还清，利息也就是好几千了。加上房捐（每月当过兵的就特别大），保险费种种费用，就去了我整个的薪水。如果我不做事是不可能的，汉斯的薪水管交通，吃饭，杂费。衣服也不大买，汉斯一年顶多一套衣服。我伙食还赶不上住房子费贵。普通七十到八十之间（两人的），我只可以算四分之一的人。你们无论如何总还请得起帮忙的人，我们连一星期一次的工人都没有。

张宗和的回信则有些洋洋自得的意味了：

我们现在经济已大大好转，两个人拿一百六十元的样子，工人工钱才七元。而每月七个人的伙食费不过六十元。你们房子最贵，我们这儿住三间房，每月才八元多，上个月就没有收房钱，听说房租又要减了，大约会减一半，房子在我们看来一点不算负担。

张充和在美国住了八年，日子始终紧巴巴的。她拿自己夫妇的工作与一般蓝领比：

“说来你们也不会相信，这里的工人会强，我们邻居是木匠，三年前工价是一小时三块五还在闹罢工，我们那时只有一块二毛五，还怕人家不要我。他们看不起学校的收入，我们才真是被剥削的。他们罢工有工会维持，我们罢不了工，罢了便没饭吃。”（1956.8.1）

▲ 张充和、傅汉斯夫妇

这位木匠邻居的收入比张充和夫妇的薪水加起来还高。木匠是右邻，左邻也是在学校做事，后来“头昏了”（不知道得了什么病），于是木匠太太发议论说“也难怪要头昏，在学校做事的人是养不了家的”，还邀请家里没有电视的张充和“到家来看电视”。张充和在家书中反思这种状况的由来，一是“工人有工会，各行都有组织，只有像我们这类人无组织，受了气无处可诉”，二来嘛，充和夫妇学的是“屠龙之技”，在商业社会总是会被边缘化的：

譬如说一个新毕业个（或为方言）算学博士，如留在学校教书，一开始只不过薪水三四千一年，可是公司请你去当个职员，每天所做的只不过是手指头在计算机上点几点，起码是八千一月，大学生都会做的。然后涨薪水，分红。所以理科的学生总是好。而且多半不愿意教书。如此趋势，知识阶级不能在社会上占任何地位。（1957.10.25）

仅从生活来看，张充和过得比张宗和狼狈多了。不过从另一些事看来，两地的比较又有不同。比如傅汉斯博士毕业后，耶鲁大学聘他去任教，两夫妇商量之后，觉得耶鲁学校好，就应聘了。而张宗和在大陆，“教育部对各地人才统一调配，若要走必得政府许可调动”，所以调他去贵州师范学院，他也无可选择，住房统一分配，虽然房租低廉，但什么级别住什么房，同样无可选择。

张充和被好莱坞请去为电影吹笛子，虽然有明珠暗投之感，但以劳力挣钱，可以自由选择；张宗和沐浴在体制“父权的温暖”中，并不太做得主张。他在民国时想用白话译《通鉴纪事本末》，写了几十万字，到了共和国，这书受到了批判，就停工了。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提倡译古文，他又想重续前作，但终于还是没有做成。

▲ 张充和、傅汉斯夫妇

本行不说隔行话。很多人其实不明白“学术研究”是什么，就擅加评论，自然可笑，但身为某行学者，就一定能说清“学术研究”这个大概念吗？作理工科研究的，是否能与人文研究等量齐观？它们各自需要什么，看重什么，什么是最大的促进因素？我瞧都得分开来说，合在一起说，只会越说越乱。管理部门就是常常拿理工科的标准来分配经费，设立项目，才搞得方圆凿枘，聚讼不休。

单说人文研究，最需要的是什么？我瞧就两点，一是“自由”，一是“安静”。1950年代的张家姐弟，各有各的欠缺。张宗和缺的是“自由”，凡事不得自专，衣食虽然无忧，做事总是跟着政治形势在转；张充和缺的是“安静”，安静需要物质的保障，而人文研究自身无法产生收益，只能靠学术体制来提供（不然就只能当富二代的爱好了），而学术体制对于资源的分配与使用，总会有它的原则与导向，这其间的平衡，确实很伤脑筋。

但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人文研究其实不需要太多的设备，最宝贵的因素是人。纵然图书资料的配备亦是必须，但还是要合适的人去使用与研究，才能得到有效的成果。如果分配与报销制度的设计，已经达到了折腾人的地步，那么不论投入多少，恐怕只为增长急功近利钻穴窥隙的风气，对于提高学术水平，绝无益处。

鲁迅晚年再三表示想编一部《中国文学史》，之所以未能完成，鲁迅自己在1933年6月18日给曹聚仁的信中解释：

“居今之世，纵使在决堤灌水，飞机掷弹范围之外，也难得数年粮食，一屋图书。我数年前，曾拟编中国字体变迁史及文学史稿各一部，先从作长编入手，但即此长编，已成难事，剪取欤，无此许多书，赴图书馆抄录欤，上海就没有图书馆，即有之，一人无此精力与时光，请书记又有欠薪之惧，所以直到现在，还是空谈。”

▲ 鲁迅

其时的中国，也未尝没有能提供“数年粮食，一屋图书”的地方，不过大抵在大学（主要在北平），鲁迅在1932年返北平探母病时，也动过一点返平任教的心思。但终于还是放弃了，或许这也是在“自由”与“安静”之间，选择了前者。

如果鲁迅活在今日，他能忍受烦琐的课题申请与经费报销乎？倘不能，学院之外的鲁迅能不能做个好学者？当傅汉斯的薪水足够养家后，张充和就能投身到自己热爱的昆曲与书画之中，维持古典风华不坠，而当她晚年想回到多年渴慕的故乡苏州，又因为房产等种种体制原因无法实现，“安静”与“自由”，说来容易，实现维艰，好学者不世出，大约是这个原因罢？

【作者简介】

杨早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知名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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