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扬：永不加赋，康熙给韦小宝上的一堂政治课
▲ 电视剧《鹿鼎记》剧照
……行痴睁开眼来，微微一笑，说道：“辛苦你啦。回去跟你主子说，不用上五台山来扰我清修。就算来了，我也一定不见。你跟他说，要天下太平，‘永不加赋’四字，务须牢牢紧记。他能做到这四字，便是对我好，我便心中欢喜。”
韦小宝身负康熙找爸爸的重托，跑了一趟五台山，已经出家的顺治爷只送给儿子“永不加赋”四个字。
康熙似乎也把这政治遗嘱一般的四字真言很当一回事，在吴三桂造反的艰难时刻，还自信满满地对韦小宝上了一门政治理论课，“父皇谆谆叮嘱，要我遵行‘永不加赋’的训谕，我细细想来，只要遵守这四个字，我们的江山就是铁打的。甚么洋人的大炮，吴三桂的兵马，全都不用担心”。
一向对各种学习都还很不上心，甚至对师傅陈近南教武功都糊弄糊弄的韦小宝，似乎也被这四个字深深感染了。当顾炎武黄宗羲吕留良这些理论大师亲自上门，劝说韦小宝当皇帝领导反清复明大业时，他理直气壮地和大师们展开了政治辩论，“他（康熙）做皇帝，天下百姓的日子，就过得比明朝的时候好”。
而韦小宝由“永不加赋”衍生出的这一番话竟也堵得诸位大师无话可说。
经由顺治的发明，康熙的政治课，韦小宝的辩论， “永不加赋”这四个字，似乎也成了《鹿鼎记》中大清朝合法性的主要来源。
而在真实历史中，至少大清朝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不过，最早将“永不加赋”（低税收）视作争夺政权合法性的大清政要并不是顺治，而是摄政王多尔衮。
多尔衮在八旗入关之初，便大义凛然地批判说：“前朝弊政厉民最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后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
而后多尔衮又代表新政权表态大力减税，称“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
在此刻大清朝的政治认知中，明朝的灭亡主要源于肆意加税后的高税收，臭名昭著的“三饷”已成为明末恶政的代名词。
因此，大清朝无论是站在“吸取前朝教训，防止重蹈覆辙”的现实政治角度上，还是有针对性地构建自身合法性的角度上，都将“减税”视作新政权的主要政治抓手。然后，就有了多尔衮在入关伊始便发布的“一号文件”。
而真正意义上的“永不加赋”政策其实是康熙五十年（1712）才正式颁布的，更完整的说法是“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大意就是，无论今后人口增加多少，丁税（人口税）都不再增加。
从多尔衮的“一号文件”到康熙朝的“永不加赋”，基本可以看出一项清帝国一以贯之的国策：低税收是大清朝合法性的第一来源，是大清朝超越前朝的主要标志，是大清朝实践儒家式“仁政”的首要政绩。
而在《鹿鼎记》中，这则被总结为康熙的那句“只要遵守这四个字（永不加赋），我们的江山就是铁打的”。
▲ 康熙像
但从康熙朝的具体政治上来看，面对不断增加的财政压力，严格意义上的 “永不加赋”事实上有乌托邦之嫌。为了缓解财政压力，但又不能违反“永不加赋”的庄严承诺，康熙朝的解决方式主要是“税外收费”。
雍正上台之后，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财政问题，同时控制官员在灰色地带的贪腐空间，便出台了所谓的“火耗归公”政策，将此前各种隐形收费都“显性化”。
从现实效果来看，雍正的改革无疑是有正向效果的。但到了乾隆时代，却爆发了一场针对“火耗归公“改革的激烈政治辩论。
一项看起来利国利民的政策为何会如此有争议？更关键的是，在这场辩论中，乾隆还站到了反对者的阵营中。乾隆的行为本身或许可以被批为“脑残”，但背后的政策考虑却是非常严肃的。
在乾隆及其支持者看来，“火耗归公”在实质上构成了加税行为，违反了康熙时代“永不加赋”的承诺。在这些支持乾隆的言论中，有一些即使到今日也未过时的政治洞见。比如，“今日正赋之外，又加正赋，将来恐耗羡之外，又加耗羡”，你政府只要开了加税的口子，虽然理由是光明正大的费改税，但又如何保证将来不重复“增加收费，然后改税，越改越多”的加税逻辑呢？
最让人动容的是，在这场辩论中，一些官员竟然很具现代政治意识地“自我批判”称，地方官员总是在寻找新的办法剥削人民，火耗归公这种将收费合法化的结果，就是不断地为贪婪的官员制造合法化所有收费，进而加税的理由。
在康熙和乾隆这一派看来，税外收费纵有千般不好，终究总比以国家的名义“加税”要好。更直白地说就是，大清朝承受不了任何“加税”以及“高税收”的恶名，因为“永不加赋”本身就是大清朝的合法性，就是立国之基。
而更重要的是，在太平天国起事之前，即使考虑到各种税外收费以及“费改税”，清代的农业税始终保持在一个大致的定额水平。在这背后，无疑是盛清帝王对“高税收”与明亡教训的始终警惕。
作为一个前现代政权，大清朝显然是不懂“无代表，不纳税”这些近代西方宪政理念，但在具体行为上，却精准地把握住了近代西方革命爆发的关键：税收。
在多尔衮发布减税声明的1644年，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刚刚爆发4年。而细究英国革命爆发的直接动因，就是国王试图不通过议会直接征收新税为战争筹集军费。
而在“光荣革命”之后颁布的《权利法案》中的第四条，便是有关税收，“凡未经议会准许，借口国王特权，为国王而征收，或供国王使用而征收金钱，超出议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为非法”。
不仅是英国革命，在之后陆续爆发的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中，税收始终成为政治危机的一大原因，而“加税”更是成为革命爆发的魔咒。在那个时代，所谓的限制君权，最直接的意义就是限制君主的“增税权”，所谓的“宪政”，就是将国王的收税冲动关在议会的笼子里。至于什么“一人一票”，是很久远以后的事情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同时代的大清王朝尽管在“国会”“限制君权”等政治文明的进化程度上远远不如西方，但在对税收的理解上，特别是对“高税收”引发政治危机的认知上，却走在了西方君主政体的前面。
站在盛清帝王的角度，大明朝的易代，英国斯图加特王朝及法国波旁王朝的覆灭，以及英国丧失北美殖民地的“惨剧”，几者在本质上的确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只不过，清王朝的应对方式不是英美式的“宪政”，而是“以史为鉴”式的自我节制。
在权力无法得到有效约束的时代，在税收无法从制度上限制的时代，大清朝给韦小宝上了一堂很棒的政治课：如果还有自制力、国家信用以及敬畏历史，就可以说句“永不加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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