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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克飞:电影是一个时代的验尸报告

2016-10-10 叶克飞 大家


文 | 叶克飞


10月9日,波兰电影大师安杰伊·瓦伊达去世,享年90岁。他一生执导49部电影,1996年和2006年两获柏林电影节终身成就奖,1998年获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奖,2000年获奥斯卡终身成就奖。


早期的“战争三部曲”——《一代人》、《地下水道》和《灰烬与钻石》已成传世经典,2007年执导的《卡廷惨案》仍宝刀不老。始终坚持记录波兰历史的他,也因此被称为“波兰良心”。


波兰在历史上曾饱经苦难,但它也是自治和宪政传统最为悠久的国家之一。不被专制所束缚的自由,始终坚持的抗争,都令我着迷。至于波兰电影,亦是难能可贵,即使在冷战铁幕之下,波兰电影人仍可戴着镣铐跳舞,在五六十年代拍出无数佳作。


2015年,我曾拜访波兰古城罗兹。这座城市于1332年首见记载,1820年成为纺织重镇,在一战前夕甚至成为当时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工业城市。如今,它则是波兰的电影中心。


二战期间,德军曾在罗兹设立犹太贫民区,许多犹太人从这里被送往集中营并遭屠杀。1945年1月,苏军进入罗兹,但等待波兰人的并非解放,而是又一轮屠戮。苏军奸淫妇女,抓捕坚持抵抗纳粹、效忠流亡政府的抵抗者。其后,又是数十年的铁幕。这一切都印证了那句波兰老话:“如果德国入侵波兰,那么波兰丧失的是领土;如果是俄罗斯入侵波兰,那么波兰则会丧失灵魂。”


罗兹城


在这座城市里,有一座以192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弗瓦迪斯瓦夫·莱蒙特之名命名的广场。他在罗兹附近的村落出生,死后葬于华沙。


莱蒙特具有波兰人特有的历史感,他的作品也以历史为母体。他曾以1794年的华沙起义为题材,创作了长篇三部曲《一七九四年》,描述波兰衰败和被瓜分的经过,最后一卷《起义》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占领下的华沙,更具现实指向。1922年,他创作了《挑战》,以隐喻手法揭示苏联1917年革命的暗面。


莱蒙特的小说曾被安杰伊·瓦伊达改编为电影,当时,也就是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波兰电影学派”正在兴起。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除安杰伊·瓦伊达外,还有安杰伊·蒙克和耶日·卡瓦莱罗维奇等人,他们均以现实主义作品见长,直指二战和民族问题,赢得了世界声誉。即使到了60年代,政治窒息蔓延到电影界,导演们在政治压力下失去创作自由,波兰电影仍时有名片。


在这辉煌岁月里,罗兹国立电影学院始终是波兰电影的中心。这所大学成立于1948年,“波兰电影学派”在此发端,安杰伊·瓦伊达就曾在此求学。其后又孕育出了大批世界级电影人,最知名的当然是克日什托夫·基斯洛夫斯基和罗曼·波兰斯基。


但即使是这两位名震世界影坛的大师,在面对安杰伊·瓦伊达时,也得尊称一声“前辈”。多年前,当我还穿梭于广深两地的淘碟圣地狂购DVD时,就曾见到一张安杰伊·瓦伊达的处女作《一代人》,封套上印着一句话,大意是“超越《红白蓝》三部曲导演克日什托夫·基斯洛夫斯基的一代电影大师”。


《一代人》,原名:Pokolenie/安杰依·瓦伊达/1955


但1955年的《一代人》,仍然未能冲破主旋律桎梏,它以意识形态作为底色,主人公们既要与德军作战,又要和波兰国内的反动军队作战——可这些所谓的反动军队后来都被平反,他们是真正的波兰英雄,因此才被苏军视为控制波兰的绊脚石,必欲除之而后快。但在当时,这部片子也遭遇批判,主流观念认为片中英雄不够高大全,反而强调个人理想,并时常流露恐惧心理,而这一切人性化的表现在当时都被视为资产阶级的虚无主义。


在安杰伊·瓦伊达的“二战三部曲”中,《一代人》算是初试啼声,但艺术水准相对最弱。三部曲中的第二部《下水道》,则讲述1944年华沙起义最后时刻的故事,一群抵抗者发现被德军包围,而唯一逃生之路就是下水道。可是,当幸存者爬出下水道时,眼前却是断垣残壁,他只好又回到肮脏黑暗的下水道。


《下水道》,原名:Kanal/安杰依·瓦伊达/1957


在绝望的铺陈中,安杰伊·瓦伊达告诉观众们一个事实:华沙起义的抵抗者,死于苏联的政治出卖之下,一切就如下水道般脏脏。那是1957年,他所做的这一切,都需要勇气与良心。他要将历史这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恢复原本的样子,但又要在严厉的文艺审查中顺利通过。所以,他需要沉默,需要克制,但又不能放弃暗示。


《灰烬和钻石》,原名:Ashesanddiamonds/1958


三部曲中艺术成就最高的,当属《灰烬与钻石》,有人甚至将之列入影史最佳影片之一。这部片子不仅在技巧上更加圆熟,还体现了安杰伊·瓦伊达本人的思想历程。他告诉了所有波兰人:二战虽已结束,但波兰并未自由,无非是统治者从德国变成了苏联而已。


也正是这部片子,被许多影评者视为“波兰精神”的最好体现。那么,什么是“波兰精神”,有人说那是“纠结、矛盾和无以伦比的魅力”,即使在绝望中,这种精神仍然能够带来生机。


也是在去年,当我在波兰首都华沙流连时,曾惊叹它的温柔之美。老城静静立于维斯瓦河畔,城墙蜿蜒、街巷秀美。二战后,华沙已成废墟,波兰人凭借着老照片、旧资料和图纸,将老城恢复原状。爆发在这里的华沙起义,一度曾被人讥讽为“集体自杀”,斯大林更是将之诬为“由错误路线和资产阶级领导的失败运动”,可它其实是波兰精神的最好体现——面对恐惧,我们可以懦弱,可以纠结,但我们终将抗争,就像波兰国歌的名字那样——《波兰没有灭亡》。


华沙起义爆发于1944年8月1日。那一天,占领华沙已经五年的德军突然发现,波兰人在街头消失了,子弹从四面八方射来。他们无法相信,数十万波兰人竟然在同一时刻投入了战斗。此时,苏军早已包围德军,但却抱着渔翁得利的心态坐视华沙城内的战事。


德军在初期的被动后开始反扑,孤立无援的起义军只能用少量轻武器甚至棍棒、砖块,与拥有飞机、坦克和重炮的德军战斗。经过两个月苦战后,起义军弹尽粮绝,起义宣告失败。出于报复,希特勒下令将华沙从地图上抹去。


靠炸药和火焰喷射器,德军抹平了华沙城区85%以上的面积,死者不计其数。而在整个二战中,波兰有22%的人口为国家独立而献身,这个比例为参战国中之最高。


《下水道》电影剧照


《下水道》尾声的其中一幕便是巧妙的隐喻,黛西带着受伤将死的男友,从下水道来到维斯瓦河边,却发现出口被铁栅栏焊死了。黛西让男友闭上眼睛,靠在自己身上,向他讲述阳光下的一切:她看到了河水,看到了草地。男友闭着双眼说:“那我们就去那里吧!”可是,他们无法过去。


看到影片的波兰人都知道,河对岸便是曾经许诺援助他们的苏军的驻地。安杰伊·瓦伊达在接受采访时以这样一句话诠释这个片段,影射丑恶的苏军:“朋友就在河边,可是他们不过来。”


由波兰流亡政府支持和发动的华沙起义并不仅仅针对纳粹德国,它还有另一个政治目的:抢在苏军之前解放华沙,以避免波兰被苏联占领和操控的命运。所以,华沙起义的失败,意味着波兰人的悲剧并未就此结束,安杰伊·瓦伊达的三部曲正是沿着这一时间谱系而行。


进入波兰的苏军,每至一地便对曾和他们一起与纳粹作战的波兰抵抗军予以诱捕、缴械、解散甚至屠杀。直至进入废墟般的华沙,波兰已被苏军牢牢控制,而波兰抵抗者——那些在二战中拿起武器抵抗纳粹的社会精英,也在德军和苏军的两次屠戮后丧生殆尽。苏联正是要通过这样的大清洗,“给波兰这头奶牛套上苏维埃的马鞍”。


《灰烬与钻石》便是描绘这一时期的历史。它发生于德国宣布投降的那一天,即1945年5月8日。波兰随即进入自相残杀状态。片中有亲苏势力,也有本土自由派,二者水火不容。属于本土自由派的主角厌倦杀戮,但又不得不为之。心爱的女子是他心中的钻石,但他自己却注定是斗争中的灰烬。而且,即使他的任务成功了,仍然无法阻止亲苏势力控制波兰,而他本人也在自以为自由将至的喜悦中被警察击毙。而在片子结尾,各种政治势力实现妥协,随着舞曲响起,“新政权”诞生了。


那么,他失败了吗?也没有,在历史的长河中,你往往要等待几十年甚至数百年,才会见到真正的赢家。苏联控制波兰后,便发现这个国家并不容易控制,震惊世界的波兹南事件便让苏联见识到了波兰人的顽强。


也正因此,在冷战期间,苏联对波兰相对放松,不敢逼之过紧。而波兰的地下运动始终没有停息,尤其是在若望·保禄二世当选教宗并回访波兰后,更震动了整个东欧世界。东欧剧变后,波兰终于走上了又一条复国之路。


东欧剧变带给波兰的,不仅仅是摆脱了苏联的控制,还有历史真相,而真相往往意味着尊严,它使得波兰人无须在苏联篡改的历史中被蒙蔽。1990年,苏联终于承认卡廷惨案是“斯大林主义的罪行”,1992年,叶利钦将卡廷事件的绝密档案复印件转交给波兰,真相大白。


1939年,德国和苏联约定由东西两侧进攻波兰。苏联在俘获30万波兰军队后,将其中的军官和知识分子共两万余人秘密处决。1943年,纳粹德国在卡廷森林发现大量尸体,正是这群被秘密处决者。苏联方面则将此事嫁祸给纳粹德国,直至东欧剧变后,苏联绝密档案才得以公布。


当时,苏军处决波兰战俘的方式就是蒙眼后枪击后脑,因此,在卡廷森林掘出的遗骸中,找不到一颗完整的头颅。安杰伊·瓦伊达的父亲也在其中,而他在2007年拍摄的电影《卡廷惨案》中,男主角的名字就叫安杰伊。


《卡廷惨案》


安杰伊·瓦伊达曾这样谈及这部晚年作品:


《卡廷惨案》的创作动机,如同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名单》,在于尽最大可能地唤醒对历史的认知,尤其对年轻人而言。我并不担心,电影的一些个人情感是否会使人们对《卡廷惨案》产生误解。因为《卡廷惨案》的剧本基于日记和回忆录,电影把握了几乎所有的历史细节,年轻人是否喜欢它,我不知道,但若他们来拍这部电影,肯定存在困难,因为他们的口味,与历史的疏离等等。


相比年轻时的“二战三部曲”,《卡廷惨案》在技术上和光影上显然成熟得多,但这是电影工业的进步,而非导演本人的进步。相比三部曲(尤其是《灰烬与钻石》)的高超技巧,《卡廷惨案》显得沉闷,加之安杰伊·瓦伊达展现历史的愿望,叙事并不系统,影片以碎片化方式呈现,有一些流水账般的拼凑痕迹。


可是,正如他所说,《卡廷惨案》的价值并不在于电影技巧,而在于对历史的呈现。所以,在影片的最后二十分钟,安杰伊·瓦伊达集中拍摄了大屠杀的场面,苏军如屠宰场工人一般机械地执行屠杀,镜头血腥而凝固,而在这残酷中,我们所看到的不仅仅是历史的真相、民族之痛,还有人性之恶。


影片中的“波兰精神”,则与昔日的三部曲一脉相承。即使在苏联的严密控制下,波兰人仍对真相孜孜以求:有人宁可受打压不进大学。也不肯修改父亲被苏联人杀害的简历,有人宁可被捕,也要在哥哥的墓碑上写上正确的死亡年代,但墓碑立刻被当局铲除。


而片中最大的政治隐喻发生在开头,那是一座迷雾刚刚散去的钢结构大桥,两段都出现了逃难的波兰人,一边高呼着“德国人打过来了”,另一边则高呼“苏联人打过来了”。显然,他们无处可逃。


那段历史,在安杰伊·瓦伊达的镜头里总是那般无所遁形,正如他所说:“影是一个时代的验尸报告,它能唤醒人们沉睡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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