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乞丐不愿意接受政府救助

文 | 王笛

如果我们试图观察都市的贫穷，那么乞丐——街头最常见和最不幸的人群——或许是最好的对象。与其他中国城市一样，成都的乞丐靠街头生存。他们在长期的乞讨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组织、生存方法和生活方式。

传教士E.华莱士（Edward Wallace）写道，当他晚清来四川时，看见“许多瘦弱的乞丐，成群结队拥挤在城镇附近的道路上”。根据传教士J.维尔（J.Vale）记载，那时成都的乞丐数量至少达到1.5万人，还不包括那些住在各种各样的济贫院和其他机构的穷人和老人。A.霍西（Alexander Hosie）描写了他在19 世纪末到达成都的情景：“数百个乞丐拥挤在东门外，我们非常费劲地从这些在桥上堵住去路、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人群中挤出去。”

当时有一种说法，在穷人中弱者变成乞丐，强者则成为窃贼或强盗。那些年幼的男女孩与他们的父母同住在污秽的乞丐棚里，“长大自然成为职业乞丐”。成为乞丐的原因各式各样，但大多是因饥荒、灾害、瘟疫等灾难把他们扔到了社会的最底层。

维尔对一个苦力怎样沦为乞丐进行了详细地描述，他知道“很多苦力在一周或者十天内沦为乞丐的事例”。假如一个苦力受雇从万县运货到成都,要走14天的路程。苦力在出发前会得到一定数额报酬作为路费；他也许会留下一部分来养家糊口，但大多数情况是用来还清等候雇用时欠下的债务。如果一切顺利，到达成都后，他还会小有结余。这些钱加上雇主给的“酒钱”，使他能够乘船回家，或者等待另一次受雇的机会。但是，如果在路上他伤了脚或者染了风寒，他不得不雇用另一个苦力来挑他的担子，因此当他到达目的地时，已经花光了他所有的钱，在一座陌生的城市里待上几天后，客栈的老板就不允许他继续住了。这时他也已经当掉最后的衣服，一周内，他就在街头出现，手里拿着一只碗和一双筷子，用可怜的声音叫着，“善人老爷，锅巴剩饭”。

在前现代的中国城市，社会高度自治，地方政府并不直接插手城市经济和管理，这给了地方慈善团体巨大的活动空间，它们在帮助乞丐方面作过很多努力。

晚清时期的成都，东门和北门都设有粥厂施粥，每天一到两次，大约有两三万乞丐领取。根据维尔的记载，在得到“早晨的米粥之后，乞丐们便从东门或北门涌入城里……开始了一天的乞讨，他们用铃、拨浪鼓或其他响器，来吸引店主、住户的注意，以对他们的悲惨状况产生怜悯”。

《国民公报》1921年上的一幅漫画描绘了成都街头乞丐成群的现象。上书：“岁不恶，食不足；一签一粥，吁嗟苟活。”这里“一签一粥”是指乞丐每人凭签取粥。

在晚清都市改革措施的控制下，乞丐数量大幅下降，但民国初期再次增加。从东门大桥到一洞桥，挤满了乞丐，一般八至十人一群，该区的每个鸡毛店都容纳了上百个流浪者，他们中大多数在20岁以下。特别是成都周围郊县发生饥荒的时候，成都的乞丐就会猛然增加。

在20世纪初的城市改革中，警察发动了一场针对乞丐的运动，使他们被收容进入官办的乞丐工厂中。但对某些乞丐而言，街头生活很有吸引力，他们痛恨在乞丐工厂里的受管制的生活，被强迫工作，他们则以逃跑作为反抗。维尔发现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刚刚开始行乞的男孩被拯救，他们洗了澡，穿上了干净的衣服，受到了几个月或一年的适当照料”，但是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回到以前自由的乞讨生活中，显然，他们更喜欢这样的生活，而不是文明的束缚”。不少乞丐从乞丐工厂逃走，警察则竭力把他们抓获，为此有人在报纸上撰文写道：

“昨天早晨我走到总府街，看见一个警察把一个四五十岁的乞丐挡着。乞丐不晓是什么事，就与那个警察作揖，要求放去。那警察始对他说：‘拉你到贫民工厂去吃饱饭。’乞丐听了这一句话，不晓得说何，就连三再四叩头。警察不允，也就把乞丐拉起去了。这件事在我们看来，自是乞丐的生机到了，然何反做起那万分不愿的现象呢？”

的确人们很难理解这种现象。乞丐喜欢街头生活的原因多种多样、错综复杂，但是一个明显的原因是在乞丐工厂失去了自由。有些乞丐更喜欢流浪的生活，不愿做“正当工作”，社会指责这些人“懒惰”。精英们也以不屑的目光看待乞丐，这样的态度在1909年《通俗画报》的几幅漫画中便表现得淋漓尽致。一幅讽刺乞丐难以纠缠，吃惯了嗟来之食；另一幅把乞丐讥为“伸手将军”，称其“独发达于下等社会，坐食不做，无所不为，弄得日月无光。时在城市盗窃器物，手最长，又善抓锅魁”。

毫无疑问，精英们蔑视乞丐，因为他们看起来肮脏、懒惰、不知羞耻。当地报纸的一篇题为《对善举之意见》文章，表达了他们对乞丐所持的普遍看法：

“新年里一天，我有事出街，顺便带了些铜元，打算散给那些贫苦的人。他们自然喜欢，我也心安理得，总比赌博输了还不免动气的豁算的过。晚间我回家，清理我那钱袋，却未动一文。原来我的意见临时又改变了。许多乞丐都是筋强力壮的少年，沿街乞食，岂是他们的本愿？但是有人乐善好施，便也容易过活，久而久之，他们不愿为乞丐的初心完全忘却，都已安于为丐，甚至乐于为丐，别的什么概不想做了。我给这般大的人的钱，看似救助，实在是在害了他们。更可怜的是一般贫儿，入世不久，不过几年便落到了托钵行乞。孩子们的心理又与少年不同，多半不满意现在的地位，若得人收容教导，未尝不想上进。如今只是给钱与他们，仍然离不了乞丐地位，那吗他们成年之后，除了为盗为匪而外，哪里去寻满意的生活呢？我愿一般的慈善家，不必去作无意识的布施。可以大家筹划办几个小小规模贫民工场、贫儿学校，只要舍得淘神，哪有做不到的事业？”

当然，作者提出的这种想法并不新颖，其实晚清成都警察关于乞丐的政策也是基于这种观念。20世纪初在成都设立的习艺所、教养工场、乞丐工厂等，都是为培养乞丐能自食其力。但是，当整个社会状况恶化，乞丐的数量激增，超过了政府和社会收容帮助的能力，乞丐问题也只会变得更为难以解决。

不过，我们也看到，晚清以来的这些计划，基本是由官方包办，如果社会能像过去一样积极介入慈善事业，情况可能会好一些。但不幸的是，整个民国时期，国家控制进一步加强，而给地方精英的社会空间日益缩小。因此，即使经常他们想对此有所作为，但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这种情况下，当局也采用了一些变通办法，如民国初期，警察禁止街头乞讨，但给老年或残疾人发给身份证明，用以领取救济。但是有些人却继续乞讨，甚至甘冒罚款或没收身份证的危险。那些有干活能力但仍沿街讨口的乞丐，被认为是好吃懒做和有伤大雅，被警察所追赶。警察命令所有的街区将乞丐送到乞丐工厂，有时每天达百余人。短短几天内，乞丐工厂里就人满为患。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得不开始调整收容政策，即对不同乞丐加以区别对待。乞丐一般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因病、年老或残疾而失去谋生能力的乞丐；另一种是以讨口为“职业”、不想做工的乞丐。

政府对这两类乞丐采取不同政策。政府不能对第一类乞丐提供经济支持，至少会给他们“行乞的权利”。政府多次努力让第二类乞丐从街头消失，使他们成为“有正当职业的人”。这些措施从晚清到民国时期一直都在实施，政府也不断根据新情况制定新政策。尽管条例和规定与时更新，国家也未能成功地将乞丐从街头清除出去。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们，利用他们有限的资源和能力与警察周旋，努力抵抗，继续在街头寻求他们的生存空间。

乞丐有各种求生的办法。在成都形成了这样的风俗，无论哪家有大事，婚礼或葬礼，都会有乞丐上门讨要食物和钱。更有“不成文的规定”，乞丐可以“在每月的第二天和第二十六天向各商家要钱”。店主认为这就像一种捐税，“他多多少少愿意支付一些，但是在其他日子，他可不一定能满足乞丐的请求，除非乞丐们在他的门前赖着不走和惹麻烦”。

想要从乞讨中有所收获，需要技巧和策略，坊间流传不少诸如此类的趣事。一个姓李的乞丐，与一群乞丐住在御河边上。他年轻且无任何残缺，只是衣衫褴褛，见人便伸手要钱，但鲜有成功。行人、饭馆伙计都认为他懒惰，并不同情他，终日被人驱赶，难得温饱。一天，一个老乞丐向他建议：“走马街口那个瞎婆没人照顾，你何不把她背上，就说她是你的亲妈。‘背妈行乞’，你就成了‘孝子’，你每天要来东西吃不完。”李茅塞顿开，遂如法炮制，每天背着瞎眼老“母亲” 沿街乞讨。于是乎“孝子背瞎老母乞讨”就成为成都人一道熟悉的风景：在拥挤的街角，他让“母亲”坐在台阶上，给她喂饭，路人为之感动。不少人带着食物和钱来，仅仅是为了看一眼“为母乞讨”的“李孝子”。

乞丐并不总是平和的，经常会有抢劫、偷盗和敲诈等行为，路人和小贩都可能成为其受害者。例如乞丐们经常在街上抢行人的食品和帽子，一个小贩在南门大桥卖桃子，二十多个乞丐抓起桃子，边吃边跑，那小贩对此毫无办法。有些乞丐被称作“恶丐”，他们用一些特殊的讹诈手法，迫使人们给他们食物或钱。如当他们来到一家门口，如果狗跑出来，他们乘机把疥疮抓出血，然后指责是主人的狗咬伤了他们，向狗的主人勒索钱财。如果不给钱，他们就会躺在地上装死。最后，就会邀请乞头和街首来调停，这家人不得不付钱了结麻烦。

▲ 清末北京地区粥厂画面

很多乞丐并不只是乞讨，他们还有其他的生存方式。根据维尔的记载，大约两成的乞丐 “有一两种办法谋生，乞讨仅仅是为了补充收入的不足”。一些有手艺的乞丐会做一些像风车、口哨、木偶之类的玩具，“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出售。还有一些乞丐收集羽毛做成鸡毛掸子，而另一些乞丐则在茶馆、小饭馆和鸦片馆收集烟头卖给烟草小贩。许多乞丐还从茶馆饭铺的煤渣里捡碳花，卖给街头的小吃摊。

会动脑筋的乞丐想尽各种方法获得食物。在使用电风扇之前，夏天的饭馆十分闷热。20年代在东大街周围的饭馆里，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乞丐和他的几个孩子，每人拿一把大蒲扇。父亲先给一个衣着体面的顾客打扇，然后又去给另一个顾客扇，他的孩子则接着为前一位顾客扇风。那些顾客吃完饭，会给他们留些饭菜，有时还会给几个钱。据说，这个乞丐由于最先发明这种“卖风”的方法谋生，因此被人谐噱地称为“风师”。

西方人还记录了成都一些奇特的景观：“在街头行进的队伍里，乞丐给知县或省府要员的随从抗旗”，是他们经常可以挣点饭食和小钱的工作。无论是红白喜事，“前面总有一支很脏的小乞丐队伍，他们穿红戴绿，或他引人注目的颜色，头上戴着奇怪的锥形帽子”。当代社会的人们，很难想象在威风行进的地方官的队伍前，体面家庭的婚葬典礼上，会有穿着破烂的乞丐夹杂其中，但这在当时是一个广泛认可的习惯，人们并不因此会觉得失了脸面。

当然，这种习俗到底是怎样形成的不得而知，我估计是否与传统社会中提倡社会救济和帮助穷人的“积德”行为有关。因为这些大张旗鼓的公共活动，主办人给乞丐们提供干活机会，给他们饭食和零钱，在邻里眼里不但不掉价，反而可能会是很撑脸的事。

▲ 民初北京地区施粥画面

唱“莲花落”（又叫“莲花闹”）是乞丐常用的另一种乞讨方式，逐渐变成最流行的乞丐街头表演。他们不拘形式、场所，语言灵活、幽默，往往能吸引不少听众。他们甚至可以就围观者的外表、行为借题发挥，或给人戴高帽子，或说吉利话，或引发同情心。如果有人户办喜事，或有店铺开张营业，他们都会不请自到来凑热闹。他们在街角、店铺、饭馆和茶馆门前表演，挣点小钱。春节期间，他们在街头来回敲住户或铺户的门，唱喜歌讨“喜钱”。如卖肉的会给他们一些剩下的碎肉，一天下来，有些乞丐积累不少。一位文人因而吟道：“才购门钱又彩钱，庭除净扫待新年。贫儿只唱齐天乐，博得豚肩乙乙穿。”作者在这首竹枝词后又注曰：“岁终，乞人向屠门唱喜，屠者惠以肉片，有积至数斤者。”

“莲花落”的表演包含了一些来自现实生活的真实故事，有时甚至还流露对社会的不满。1917年有人写了一篇《莲花闹记》，作者称他看见一个“疯丐”，其“头发蓬蓬，面颊熏黑，双目炯炯，颇似贼道中人”。他衣着褴褛，一手持一根打狗棍，另一手拿两片竹板，他边打边唱道：

春风二月春风吹，吹来吹去春将归。
手中拿着莲花闹，唱个歌儿抵肚饥。
蜀国年年命不臧，摩诃劫火变沧桑。
壮者流离老者死，九里二分也逃荒。
罗大将军威凛凛，还将电报拍中央。
这件事儿真好笑，“共和”两字不知道。
共和时代首重民，国民才是国主人。
为点权力胡乱搞，弄得主人不得了。
唉呀呀，天哪天，
如何要生若多人？偏偏又生在蜀川。

天下已治蜀未治，刀兵水火一齐担。
猛然想起喜洋洋，我今有个好主张。
不管世界甚公理，一切解决用武装。
不信请看德意志，再看日本据扶桑。
更有徐州大辫子，同着广州龙济光。
都是凭着火筒力，大摇大摆谁敢当？
我的歌儿已唱罢，茄子冬瓜一大坝。
你们还是少听些，我是说的疯头话。

据描写，他时笑时哭，指天画地，似乎有满腔悲愤。与其他乞丐不同的是，他讲的不是日常生活的有趣故事，而是军阀混战给成都带来的灾难，直接嘲笑强权军阀，指名道姓地批评军阀罗佩金、张勋、龙济光。他不但指责当今的所谓共和制度没有给人们权利，还讥讽了这个一切靠武力的时代。对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和扩张的日本也予以嘲弄。尽管他称自己说的是“疯头话”，但人们不怀疑他是在借“疯”讽政。

乞丐组织——即丐帮——在他们的生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乞丐常常从属于一个三五十人的集团，有一位公认的帮主或“王”（晚清到成都的西方人称这些丐头为“King”）。据住在成都的西方人观察，这些乞丐组织为“地方行政长官所承认”，并向当局负责监督乞丐的行为。人们经常看见一位乞丐“王”站在东门外的桥上，“当他的手下出城时，向他们收税”。

这些丐头有五花八门的办法来控制其他乞丐，但也保护他们的属下，代理他们出头露面。因此这些丐头通常都是能说会道、八面精通、处世经验丰富的人。如三义庙一带的罗姓丐头，其特点是他有自己的“名片”，正式的头衔是“更夫”，名片背面列举了他的其他“兼职”：挖坑、埋尸、找私生子、埋死婴以及其他事项。他同身兼数职的官员一样“十分忙碌”，甚至不得不委托属下做助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些乞丐在乞讨和自由劳动者之间的灰色地带生存。他们能提供一些正常职业所触及不到的特殊社会服务。

乞丐们甚至组成了自己的社区。民国初年，一些乞丐在北门城隍庙附近一块废弃的坟场，用竹子搭起许多竹棚，在那里住了下来，不少乞丐陆续加入其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乞丐村”。1919年，一些“善人”筹款为乞丐建造简易房，此后这个地区就被叫作“徙流所”。这些乞丐的赵姓头目好打抱不平，关照老弱病残、妇女儿童，因而在乞丐中的威望颇高。而街首、保甲也乐意把一些事交与他处理。例如，北门一带的地区在街头发现尸体，就会通知赵找人掩埋。哪家红白喜事需要助手时，也会求助于赵。事情结束后他们可以得到几桶剩菜剩饭，大家饱餐一顿。

▲ 旧时成都小乞丐

有组织的乞丐甚至有时敢于挑战当地有权势者。1928年，一群乞丐闯进了一川军师长的寿宴，上演了一出现实生活中的“群仙拜寿”喜剧。该师长为庆祝他五十大寿筹备了一个盛大的宴会，雷神庙附近的几条街道都用彩纸、彩棚、各种灯饰装饰一新。成都很多重要人物都前来捧场。二三百名乞丐突然出现在那里，包括拖儿带女的女人，举着一块写有“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红布寿幅。这些不速之客在沿河岸的已摆好的几百张餐桌前坐下。虽然师长有武装警卫队，但他知道在他生日向这些来“祝寿”的“贱宾”使用武力是非常不妥的。因此，为让那些乞丐离开，副官不得不与丐头商量，在答应送二十挑残汤剩饭、两罐白酒、每人一百文铜元后，这些乞丐们才撤出。

此时正是军阀控制时期，当大多数市民尽量远离凶恶的军人时，乞丐的行为可谓是虎口掏食。这也可以视为“弱者的反抗”的又一种形式，只要把握好时机，掌握好分寸，即使面对横行一时的军头，也常常可以有所宰获。而且我们也可以理解，乞丐是在为生存而挣扎，当他们饥寒交迫时，也经常甘冒风险。

原标题：让穷人有一条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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