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一本杂志所记录的台湾文学史

文 | 冉云飞

我是个有史料癖的人，在台湾旧书店得到一册《文讯》二十周年庆的纪念号特刊——“台湾文学杂志专号”，就爱不释手，从此记住了这个杂志。并且在零星的阅读中，使得我在找寻台湾文史类旧书方面如虎添翼。比如我在有了零星《雄师文艺》、《台湾文艺》、《台湾文学》等后，得到比较少见的《文坛季刊》“特大号小说专辑”，封面是主编朱啸秋的木刻“飘”，以及师范等人参与编辑的《野风》，甚至还延展搜寻链条，顺藤摸瓜，得到吴福助主编的《台湾汉语传统文学书目》（文津出版社1999年版）等。接下来得知《文讯》杂志的总编辑封德屏女史出了一本《荆棘里的亮光：〈文讯〉编辑台的故事》（尔雅出版社2014年7月版，以下只注页码），于是请时常往来大陆台湾两地的朋友带来，一读至毕。

▍一

封德屏是谁？在网络时代，要有基本了解并不是件难事，一搜即得。但若要知道她为何在1983年参与办《文讯》杂志，并在2003年失掉国民党这个奥援后，渠在民间多方筹措、独立接办《文讯》，逆资本与网络的强势、文学边缘化之流而上，似乎越办越有影响力。不特此也，她还接下“纪州庵”这个日据时代的料理屋，后来与余光中、王文兴等作家与尔雅、洪范、纯文学等出版社有涉的场地，接政府之案而中标，将其部分恢复旧观，改建成“纪州庵文学森林”，使之成了台北文化地标。大陆方面的著名书虫去过，且笔之于书的我只知道有绿茶兄，请在网上搜看他所写的《非去不可的台北文化地标》。

▲ 封德屏

在读《荆棘里的亮光》之前，我接触与封德屏有关的信息除少量《文讯》杂志外，还翻看过一册《五四文学人物影象展特刊》，但因店家价昂而未能购置。不过从照片编排到内文撰写，均比较用心，封德屏的编后记里述说了这一切。读了这本书，我们可以约略知道，出生于屏东的封德屏——父母均是一九四九年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的，2009年7月号卷首《不开花的青春》几乎可视为封德屏为父母写的一个小传，同年11月号卷首语《文学青春》几乎是作者自己的一个文学小档案——小学三年级开始读言情小说，高中一年级参加青年写作协会台中县分会，1973年在淡江大学中文系大一升大二的暑假，参加救国团复兴文艺营，受了比较多的文艺熏陶与训练。步入社会虽然辗转数个杂志社、出版社，但最终于1983年进入《文讯》，扎桩而奠定了今日的事业基础。

《文讯》是一种什么样的杂志呢？大陆与之接近的，大约有北京出的《新文学史料》、南京出的《文教资料》。相同之处是，都发表作家回忆、年表（谱）、研究评论等，甚至时常都有专题之陈设与企划。但《文教资料》甚至发展到做古典文学或者语言学专辑，我就曾读到过一期给古代语言训诂专家洪诚的专辑，但《新文学史料》与《文讯》于此好像是没有的。但《文讯》与上述二刊之不同，更加令人醒目。大陆二刊均是官办，《文讯》则是财团发人台湾文学基金会的民营。二者在资金来源、人事、办刊及经营方向等方面都有建制性的不同，使得杂志的实质区别不小。譬如前述《五四人物影像特展》便是《文讯》杂志承接文建会与台北市文化局的专案而搞的展览，这相当于政府购买专业社会机构（含各种NGO）的服务。这和大陆苏联体制下的文艺建制及管理与政策，有着很大的区别。

概言之，办刊的自由度差异二者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文讯》必须超越党派意识形态、族群隔膜等方面的冲突，得舍弃左右蓝绿之类的政治标签，才能聚合共识，从而使更多的人加入喜欢文学的合唱之中。正如本书最后一篇写到彼时刚去世的作家李渝时，提到她曾经所表达的观点：“鼓励学生不必和国族、政体、党派认同，可以和文明、文化认同，和文学史上伟大的作家认同”（P339）。作家而能有这样的见识并不容易，但因李渝是研究任伯年画作、译有高居翰《中国绘画史》的学者型作家，故能有如此打破血缘与地缘、族别和国别局限之通透认知。

更加直白地说，《文讯》杂志的丰富性与多样化，是《新文学史料》与《文教资料》望尘莫及的。如果把这杂志三十多年的合订本放在一起，稍加纲目及内容的整理，即可延展成文艺年鉴与文学书目。这就是我们看到对封德屏的介绍中，她及其团队参与了《台湾文学年鉴》、《台湾作家作品目录》、《台湾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的编辑、出版等事业，显得水到渠成的地方。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降，文学作品开始有年选，到三十年代开始有文艺年鉴，特别是编辑、出版家杨晋豪独自编纂了几年中国文艺年鉴的“壮举”，值得人们铭记。至此因战乱及国共分治，文艺年鉴的编纂，台海两岸都歇菜了几十年。

四九年后中国大陆1981年才有第一本《中国文艺年鉴》，而台湾则于1966年出版了彭品光编辑的《中国文艺年鉴》，至2000年又有台北平原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文艺年鉴》（平保兴《〈中国文艺年鉴〉编纂史略》，见《年鉴信息与研究》2008年第6期）。《文讯》杂志对文学与历史并重的取向，是可以衔接到如上脉络的。事实上，封德屏写过关于台湾年鉴编纂与体例方面的研究论文，这正好说明她对这一脉络的历史是比较熟悉的。

▍二

《文讯》与《新文学史料》与《文教资料》还有一个相当不同的地方，就是常常开展活动。比如他们关心老作家，提携年轻人，落到实处，不是喊空口号。每年的“青年文学会议”开了十二届，直至2008年类似的会议在一些大专院校召开，才未再举行。而从1988年开始，每年都举行六十五岁以上的“文艺界重阳敬老联谊活动”，至今不辍，这是《文讯》所坚持的比较特别的“文艺伦理”。其实也为他们整合了相当的文艺及社会资源，这种漫长的积淀为后来帮助《文讯》的义捐拍卖活动的顺利实施，奠定了相当的基础。文艺活动与杂志的出版并不是水和油的关系，而有鱼与水的融洽。

再者，策划访谈资深人文出版社的做法，也是《新文学史料》与《文教资料》断乎不会做的。也许是大陆这两家杂志从不曾把自己当作传媒看待过，所以他们除了接受作者文章外，似乎很少主动出击去报道涉及文学方面的消息，更不会去探究出版社的来历与发展。《文讯》首先报道的是“广文书局”，继后而有“三民书局”六十年的发展，我曾搜得一本刘振强总经理赠送别人的《三民书局六十年》，翻看后的确令人感佩。此一专题总共专访三十家资深出版社，总字数超过二十五万字，实在是将来撰写更为详赡的《台湾出版史》必备的史料。在2013年1月《文讯》的卷首中，提及报道的“出版家文化公司”及《爱书人》杂志，封德屏说1977年她到该杂志，逐渐认识了一系列的文化出版人，实在是她今日人生之路的良好起点。

承办专案与策划选题，这“两条腿”并行，是《文讯》杂志这三十多年，特别是独立运营十三年来，一以贯之的做法。比如从网上得知他们2017年第一期所策划的陈映真专题，就非常有看点。但似乎有些地方，也刻意不去触碰。比如“乡土文学论战”，陈映真与余光中的关系，陈映真对史明《台湾人四百年史》的评论——批评史明书时陈用的是“许南村”的笔名——其实这样的视野，可能更为两岸特别是大陆读者所注意。不过或许在《文讯》主事者看来，大陆可能多是从研究的角度来关注，并没有多少读者订阅及相关机构的款项支持，故在选题视野上并不注重彼岸的读者。

其实正如封德屏所说，就像第一本《台湾出版史》系大陆研究者辛广伟所写的一样，大陆学者廖斌的《台湾当代文艺传媒〈文讯〉研究》大约也算是对《文讯》的第一本研究专书。这说明大陆研究，由于诸种原因，虽然可能粗疏，但敏锐度可能还不算差。“2011年，观察中国大陆对台湾文学研究及热度不断增强，于是又策划了首届‘两岸青年文学高峰会议’，在北京举行，预计二0一三年将在台湾举行第二届，希望两岸的青年研究者、创作者有进一步深入对话的机会。”（P277）既如此，做陈映真专题，就更应该有懂他在大陆居留时，所做事情的人来写一篇。当然不一定是大陆的作者，这方面比较合适的人选，我觉得出版了《暗夜里的传灯人》的杨渡兄是相当合适的。读了此书，就知道他与陈映真的交情绝非浅泛，而杨渡对大陆的认知也远在许多台湾人之上。

据杨渡在《暗夜里的传灯人》里说戒严时期，有位国民党情治人员，可以从行文风格上“闻出”哪篇文章是陈映真化名所写，被称为研究陈映真的“博士”。在施善继的回忆里，这位“博士”说陈映真是一株根深叶茂的“毒苹果树”，而施也是这株毒树上一枚必欲被剪除的毒苹果，因之远景出版事业公司2014年给他所出的一本集随笔、诗、回忆等于一体的书，干脆名之曰《毒苹果札记》。待我读到这书，时常被施先生的过份“左倾”雷倒。故从交情的深度上看，他写陈映真会别具特点，但他的视野与超越性或许会成问题。

提及陈映真，2009年9月《文讯》还主办过一次“陈映真创作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因为1959年9月陈映真在《笔汇》杂志发表了处女作《面摊》。封德屏特别提及陈映真对社会公平的关注，以及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思索，而办《人间》杂志：“因为他认为‘人与人之间，失去了往日深切的、休戚相关的连带感，和互相间的热情与关怀’，陈映真希望透过‘眼见为信’的报道，让人们重新认识周围的陌生人，进而关怀另一部分的社会”（P163）。其实不理清人与上帝的关系，没有与上帝建立神圣盟约，那么所有只是人与人之间的约都是飘摇而短暂的，其根基都是浅的，互相信靠的程度自然弱，这也是中国谋略文化特别发达的原因，互不信任的人际关系——“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就是对此的经典总结——并非从陈映真那个时候开始，而是从古就进入了中国文化的基因中。我们不能只从看得见的社会现象来入手，而是要从人性幽暗与罪性的角度来加以思考，才能真正洞穿中国文化的病灶。

▍三

《文讯》杂志办得好，其资料中心搜集资料之多之细，就封德屏所写来看，令人叹为观止。从《文讯》创刊开始，就由应凤凰负责推介，其栏目叫“密密书林”，直到现在的“文学新书”，大概关于台湾的文学资讯，恐怕没有《文讯》杂志更集中而丰富的了。说起应凤凰，也许大陆很多人不是很熟悉，家藏有她与钟丽慧合著《书香社会》（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1984年编印出版）、以及她编著的《1980年文学书目》、《1981年文学书目》（均为大地出版社印行），为我搜寻各种台湾文学书籍提供了不少方便。渠过目史料之富——当然台湾还有秦贤次、周锦、张锦郎、马景贤、林焕彰等人——国内大约只有新文学方面的龚明德、陈子善、姜德明、谢其章诸人能够相比。

更加令人赞叹的是，他们不仅不像大陆高门深扃，让资料蒙灰上尘，更重要的是，“我们不但要维系这个‘文艺资料中心’，还要活化他，让珍贵的文艺资源与社会共享”（P296）。这就是封德屏所说的搜集、整理、研究与传播的责任。责任的方式，不仅是纸质的、电子化的，更有空间展示，如2013年3月15日在台北中山堂举行的《文学摩登——台北文青生活考》展览，单从书中一张“战后的台北文青生活考”的照片，其布置之细腻用心，真让人神往不置。

《文学摩登——台北文青生活考》的展览，参与者众多：“文友提供当年的文物：文友信来信件、禁书手抄本、电影海报、广告，民歌歌本，复兴文艺营、编辑研习营的手册、文学奖的奖杯、高中校刊、大学诗刊……林林总总，再加上《文讯》资料中心多年的收藏，届时呈现一个深具历史、文学生活，好看又好玩的展览。”（P281）从这些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出他们在过细腻有趣的慢生活，我们却还在板命。经济的畸形发展，弄得国在山河破，自然不可能带来文化的深细精进。

你以为到此为止，《文学摩登——台北文青生活考》的传播链条就应该结束了。社会上的人士涌来参观就不必说，各中学的老师带领初高中的学生们来参观，就使得这样的“摩登”记忆深植到了下一代，使历史的厚重度，通过空间、时间、网络、纸质等传播媒介，联袂作用，让记忆变得丰富而立体。更加值得大陆做文学记忆与研究的人深思的是，他们做这些活动，志（义）工在其间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二十三位志工，十四在学学生，其中九位皆非中文系、台文所，或文学院所，有一位还是高三学生。”（P293）

要把自己经营成历久不衰的品牌，那么把自己同太多时髦却同质化的杂志区别开来，便是《文讯》题中应有之议。“《文讯》选择不同主轴，与其他文学媒体作区隔，其实也是忧心许多积累性、地毯式搜寻的琐细工作，没人愿意做。例如：鸟瞰式的全国文学书目、每月的文学记事，还有不仅仅是台北文学观点的各县市文学采风，不只是明星作家、畅销作家的介绍报道，更有一些长期默默从事文学创作、活动、编辑及教学（民间社会教学）工作者，关键时刻，他们启发、提携、滋养了许多年轻的文学种子。”（P312）即使在完全由政府资助时，1990年12月开始，《文讯》便展开为期一年零四个月的“各县市艺文环境调查报告”，1993年4月又着手开了六次“台湾地区区域文学会议”，这两次活动，出了两本总计厚达一千两百页的论文集（P111—112）。

《文讯》所接一切政府及相关机构专案，不仅有意义，而且难度不小，但他们都能胜任愉快，其成果也每每是出人意表的丰富。2004年4月至2009年10月共五年半的时间，《文讯》承接了台湾文学馆“台湾现当代作家评论资料目录”专案计划，“共发现、搜寻、记录了近十万笔作家评论资料。……于是就有了‘台湾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暨资料库建置计划’的诞生”，并且在310位作家中选了50位而组成“台湾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来印刷出版（P216），其洋洋大观，真不敢相信是一家杂志力促而完成的。而《文星丛刊书目提要》，本来只要罗列作者、书名，但总编辑封德屏要求每本书有个百来字的提要，这样“苦害”具体操办者的目的，就是为以后别人用起来方便。如此做法，使得他们每项工作的意义变得更加深远而有价值。

说了半天，人们可能对《文讯》杂志工作的丰富性，还是缺乏一个直观的印象，那么就让我引用《文讯》300期电子化资料库所包含的内容，来略窥一斑：“包括四万多页的内容，总计四千五百万字，一万二千张照片，五千位作家学者出版家的专访，三万本文学书籍的资料及提要，三千余本文学书籍的书评，近三十年的文坛大事纪要，台湾十八个县市的文艺采风，超过三百个呈现台湾文学样貌与文坛发展的专题企划，每个专题企划平均五万至八万字，上百个作家、文学史、出版史相关的专栏”（P233）。可喜的是，由于这些内容的电子化与光盘化，能够使学者的不少研究不一定非要到台北《文讯》资料中心，就可以基本完成。

《文讯》能做如此多的事，可得到蓝营与绿营不少人超党派的支持，与他们既有超越的眼光，亦尊重历史有关。在2010年10月号《感恩的献礼》一文中，封德屏说因为《文讯》在03年以前系是国民党的党营刊物，“在台湾政治诡谲的时代氛围下，《文讯》似乎背负着百年党史的沉疴与原罪，因此我们必须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力气，努力超越门户之见与意识形态之争”（P199）。2010年5月4日国民党官方主导的“中国文艺家协会”成立六十周年纪念，“当我们回顾文协六十年的点滴岁月时，如果‘不以政治立场的异同作为选择史料的原则’的话，我相信最值得珍惜的，应该是在‘战斗文艺’的外衣下，薪传文艺的动人情怀”（P186）。也许有人特别是亲历者在情感上不以为然，但研究文学史的确应该有超越性眼光，方能洞幽烛微。

一家民营杂志，为何能取得如此的成就，除了各行各业关心者的支持外，更主要是有令人感动的订户，虽然订户的入款肯定不是杂志收入的大头，但这里面特别可以体现出人气来。关于此点，《荆棘里的亮光》一书有不少的例子，但最令我感动的是近代史学者吕实强先生。我曾读过吕著《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1860—1974）一书，更在二十多年前读过他一篇写四川近代航运与水土涵蓄能力为何下降的文章，让我在1999年出版拙著《从历史的偏旁进入成都》时得以引用，使相关结论严谨而增色。2011年10月吕实强过世时，其给《文讯》的订款已付到2016年了。这样的热爱，可以窥看《文讯》得以存在下去的奥秘。

2017年1月23至24日写就，24日修订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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