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伟棠：立身不必谨慎，为文且须放荡

文 | 廖伟棠

近来各种微信读诗公号的活跃、电视诗歌节目的走红，两者应该有点关系。前者侧重于现代诗，倾向于在深夜用深情文字让大家抱团取暖，实际上是古代“诗可以群”这功用的时尚化；后者偏于古典，且和教育相关，似是为儒家的诗教传统招魂。诗教者，“不学诗无以言”这句话赋予了《诗经》在后世儒家功利主义的权威地位，而“诗三百思无邪”这句话则似乎标榜了它的道德高度。

以上都是在强调诗的“有用”，和公众以前轻蔑诗的“无用”，其实是一样的一厢情愿。诗固然可以兼职教化、承载道德，但它本身是非功利的——文，本来是形式，“纹”之意，“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强调的是形式之美帮助了内容传播，而不是相反。

对于真正的诗，道德更是可笑的东西，我们现在都知道诗经里面那些男女欢爱的篇章真的是爱与欲之诗，而不是卫道士一直意淫的君臣之喻，那么“思无邪”便可以理解为创作过程的心无旁骛，而不是主题思想的禁欲。

后来梁简文帝萧纲说过著名的一句话：“立身先须谨慎，为文且须放荡。”在古代无疑是惊世骇俗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前者可为，而后者不易。文字的风流跌宕关乎才华，也取决于意识的解放——但很多文人以为立身的放荡等于为文的放荡，许多勾引文学女青年的文学男中年，其文采之粗糙唐突，于日前那位自暴其丑的国家二级作家的潜规则短信中可见一斑。

西方当代诗人，立身不求谨慎、为文极尽放荡的，垮掉一代之后有不少好例子，比如说最近终于有了中译本的查尔斯·布考斯基（Charles Bukowski）——《时代》杂志称之为“美国底层人民的桂冠诗人”。他也写过不少情欲诗，可是俐落洒脱，与前述那位猥琐的二级作家大为不同，我想关键在于，他做到了“思无邪”，他并没有想着用诗去骗取肉体，相反，他的诗挑衅着主流价值观对爱的推崇，裸裎着爱的绝望。

他的人生与写作密不可分，杰伊·多尔蒂（Jay Dougherty）在《当代小说家》中形容：“他的诗和短篇小说中的主要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传性的，通常是一个落魄作家‘亨利·中国斯基’（Henry Chinaski），这人从事边缘性的工作（常常被炒鱿鱼），酗酒，和妓女、荡妇们做爱。”现实中的布考斯基大学未毕业就因写“下流”小说被父亲逐出家门，35岁放弃写作，开始了十年浪荡生活，因此而来的灵感滋养他中年之后的诗文，使他成为一代叛逆者的偶像、“洛杉矶的惠特曼”。

布考斯基的代表作诗集《爱是地狱冥犬》（中译者：徐淳刚）里面，有一半的诗与他身边轮流转的异性伴侣有关，他生活混乱，却艳遇不断，很多女人慕名而来，但大多数在他诗中留下的都是头发的颜色、身材的描述、性爱的餍足与倦怠。最动人的却是一首悼念一位素未谋面的女粉丝的，《几乎是一首成形的诗》：“如果我／坐在一个小房间里，捻着一支烟，听见／你在厕所小便，我会更爱你／但这没有发生……你的情人背叛了你。小乖乖，我回信说，所有的情人都会背叛你……如果我见过你／我可能辜负你，或者你辜负／我。这样最好。”

布考斯基的诗有极多赤裸的性描写，但这其实不是他真正惹怒美国卫道士们的原因，最主要的是他以一种“颓荡”的方式嘲弄、拆解了所谓的美国梦。那种相信爱与信仰，相信正能量积极向上的整体价值观，是资本主义有效运作的保证。而这个诗人，不生产，不恋爱，除了烟酒不消费，而且写诗笑话身边那些兢兢业业赚钱的人、爱得死来活去的人、买卖奢侈品自欺欺人的人。

难怪柏拉图要把诗人赶出理想国，这样一个诗人注定大煞风景——他写过一首诗《这位诗人》，讲一个诗人喝了三天的酒，然后在大学举办的高级朗诵会上掀起钢琴盖往里呕吐，从此被各大学列入黑名单。这是个隐喻不是吗？“他们从不／关心／他朗诵的／水平”，只在乎诗人应该和钢琴一起优雅。

这样的诗人，也不可能在诗教严谨的国家被请上台的，怕他教坏青少年。但有意思的是，喜欢阅读布考斯基的诗和通过传记和电影窥看他的人生的，在善良乖巧的中产阶级中也大有人在。那是因为对于后者，他呈现自身为悲剧，“悲剧总是处于残忍的边缘，使悲剧区别于真正的残酷的因素，在于它具备一种超越自身的意图”（莱昂内尔·特里林《惰性的道德》）。公众理解中的布考斯基，是以写诗这一行为成名、超越了“失败人生”的悲剧角色。人类观看悲剧，是会获得一种道德愉悦感的。

布考斯基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甚至反感这种所谓的超越，他写“永远唾弃我吧／贝雅特丽丝”！这是他和传统诗人如但丁的最大不同，但丁永远渴望贝雅特丽丝引领他超越炼狱直抵天堂。他说“我的爱碎了，／但今天的股市／上升”。他的诗拒绝安慰，也不安慰众生，诗可以群却不群，这倒像杜甫说李白的“飘然思不群”了，思不群、思无邪，在古代可“思”，在当代则可以“行”吗？群众会喜爱一个写烂诗但愿意出席电视诗歌秀去与民同乐的诗人，却不会同情一个孤介的、“独立市桥人不识”的离群者。

在群居动物的社会，孤独就是不道德的，甚至被嫌弃的。布考斯基不在乎，却意外地因为自己的特立独行而在晚年大受欢迎，这只能说是时势造就。他写过一首非常动人的诗，关于自己的不合时宜，《就像麻雀》：“……在流行年轻的时候，／我老了。在流行笑的时候，我哭了。／在本来无须太多勇气就能爱你的时候，／我却恨你了。”——在大众都意淫着诗人的爱的时代，他这样重塑了诗人应该有的决绝形象。

【注】本文原标题《诗不只是安慰，也可以挑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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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伟棠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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