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天任：日本人为什么最终选择信赖铁饭碗

文 | 俞天任

和其他人一样，日本人也从幼稚园或者小学开始就操心“长大干什么”。

小女孩的理想最多的是“开个面包房”，大概是因为生来就是吃货的女孩们无法抵御那令人垂涎欲滴的香气的诱惑，而小男孩最多的理想则是“做个木匠”，可能就是只有挥舞着木匠的斧头才能满足男孩们天生而来的破坏欲望。

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真正的职业选择是大学毕业的时候。

这二十年多年来，日本一直存在“就职难”的问题，每年都有“就职冰河期”或者“超冰河期”的说法。但是很少有人质问过这个“冰河期”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呢？下面是从泡沫经济崩溃之前的1987年开始的历年等待着大学应届毕业生的工作岗位倍率：

上面给出的“工作岗位”是各正规公司向各大学发出的对正式工（正社员）的需求人数，临时工没有包含在内。从以上数据中可以看出，除了新旧世纪交替的那几年之外，如果真是仅仅要求“就职”的话，日本的大学应届毕业生是能找到工作的。所谓“冰河期”的说法并不是说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而是指不容易找到“理想的工作”。

那么，日本学生们心目中的“理想工作”是什么呢？

首先，当然收入要高。

但是“收入高”的优先度对于日本大学生们来说并不靠前，因为日本同等职场的收入相差并不太大，而职场不同岗位招收的来源学校等级基本上也是固定的，所以从什么等级的学校毕业之后能拿多少工资基本上是固化了的。要想拿比同学更多的就要去所谓“外资系”，也就是外国公司了。

但是在日本的“外资系”公司也很讲究学历，面向的也还是一些名牌大学，真正能不拘一格进入外资系的一般大学的毕业生并不多，而且外资系的“高风险高报酬”的薪酬哲学并不适合日本文化，以至于不少名校毕业生对外资系望而却步。

其次，日本人希望的是“稳定”。

稳定当然是终身雇佣，一般来说，如果没有什么特别原因，员工会在一个企业终生服务，获得的工薪报酬以及升晋一般也服从先来后到的顺序，这在日本叫做“年功序列”，基本上和原来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铁饭碗”和“大锅饭”的概念很相像。

最早这种大锅饭只存在于官厅和大企业，在上世纪50年代日本经济开始经济起飞之后，由于面临劳动力短缺而引起了严重的员工跳槽问题，不少中小企业为了确保员工稳定也引进了“年功序列”的做法，使得“年功序列”成了日本的一种企业文化。

日本人经常在说的“人生设计”就是建立在这种年功序列的企业文化之上的。

日本文化中的“人生设计”并不是心灵鸡汤，而是非常具体的东西。其内容是进什么样的公司，随着“年功序列”的进步，到多大年纪能拿多少工资，这样什么时候能结婚，什么时候能买房子，什么时候能生小孩，小孩能上什么等级的学校，退休之后有多少年金，能以怎样的频率去怎样的国家旅游，等等。

有意思的是因为这些年的经济不景气，日本的工资和物价等都稳中有降，变化不大。这种在经济上很讨厌的“通货紧缩”现象也使得这种 “人生设计”变得可行。

这种“人生设计”的基础就是要在一个安定的企业工作，否则“设计”无从谈起，日本人的计划性很强，反映在家庭经济的钱包管理上也是这样。绝大多数工薪阶层的收入是固定的，于是开支也是根据收入而来“计划”好了的，住房的按揭每月需要多少，伙食费、电费、手机费、孩子的教育费都是确定下来的，如果出了问题，不要说“人生设计”会陷入紊乱，就连家庭生活都无法继续了。

在日本有时能看到“在限定时间内扣除责任者多少工资”的处分，在存在灰色收入的中国，人们会觉得这种处分简直是“罚酒三杯”。但在工薪阶层基本上没有灰色收入的日本这是一种很严厉的处罚。

经常有国内朋友对于日本人的这种“从一而终”的就职倾向觉得很不理解：“那还有没有开拓精神了？”确实，用其他文化的人生观来衡量这种“人生设计”，人生似乎太枯燥无味了些。鼓励“保险”而不是“开拓”的观念在现在日本社会占主流，虽然传媒上偶尔也能看见鼓励开创的文字，但是大多数人的生活信条是追求稳定和安全。

但也不能说日本人从来就有不愿开拓的基因，比如丰田、松下和索尼等有代表性的日本企业在创业和成长过程中就从来不惧风险主动出击从而开拓出了一片天地。但是丰田、松下和索尼这些企业的创业时期是日本社会很不安定甚至混乱的时期，丰田和松下都可以说是和军国主义国策共同成长起来的，那时候日本社会的熵值相当低，人们都不畏惧冒险。因为即便不冒险，风险也在身边。

除了当时日本社会的熵值较低之外，当时日本人口的平均年龄也低，社会的主流共识实际上也就是大部分社会成员的共识，同一个国家在社会成员平均年龄年轻的时候主流共识会更倾向于承担风险甚至冒险。

在经过了二战之后的混乱期之后，随着经济建设的成功，日本社会成为了一个社会平均度非常高的安定社会，社会熵值趋于增高，同时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平均寿命也在不断增高，社会成员的平均年龄也在不断增大，社会趋于老龄化，这样社会主流共识就会不断趋于保守。

本来应该是在社会熵值不断增加的时候应届毕业生们在选择职业时更少挑剔才对，而且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也确实是那样。那时候各企业之间的差别比现在小，大学教育的普及程度也比现在低，大学毕业生们能够很容易得到自己心仪的职业和岗位。

但是后来就有了泡沫经济和破灭，有了高等教育的普及，这些因素都影响了日本学生的就业观。

在这些年中他们看到了太多的例子。因为经营不善被市场抛弃的企业很多，因为经营不善或者其他的原因被企业抛弃的雇员就更多。如果说年龄在35岁以下的人重新寻找工作还不算困难，损失的也仅在年功序列方面的话，那么35岁以上的人寻找工作就很难了，而超过了40就几乎不可能找到中意的工作了。这种现象的原因并不只是因为生理年龄，而是因为长期在同一个企业里从事同一种工作，超出自己工作范围的能力逐渐减弱，而且年龄的增长也使得接受再教育更加困难。

可悲的是，在企业卸包袱的时候，往往是从年龄大的职工开始卸，除了年轻人有更大的可塑性之外，因为年功序列的原因，年龄大的员工拿的一般更多一些。

同时，“高等教育的普及”仅仅是意味着受过高等教育人比例的增加，并不意味着接受高等教育的费用减少，实际上日本社会延续了20年的“通货紧缩”的同时几乎是唯一不断增长的就是高等教育费用，和20年前相比，无论是私立大学还是国公立大学的学费都上涨了一倍以上。准备和偿还教育费用在家庭开支中的比重更高了，这就使得日本学生们在选择职业时需要更加小心翼翼。

不但自己不能冒险，就连敢冒风险的企业都不是挑选的对象。泡沫经济产生和破灭的原因很复杂，但是一般来说日本社会对于受了泡沫经济牵连企业的通俗理解就是：“把手伸向了不该伸的地方。”比如说泡沫过后日本银行业一地鸡毛，唯一经营健全，坏账很少的就只是三菱银行。但三菱银行之所以健全的原因并不在于经营，而仅仅是当时的领导们是出了名的反应慢，什么事都赶不上节拍，但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后这种“不作为”就成了坏账少的理由。

在泡沫经济时期遭到重创的日本企业都有一个共性：走进了自己不熟悉的领域，或者房地产或者金融，老老实实干本行业务的虽然在泡沫时期没有发财，但在泡沫破灭之后也没有问题。

人也是一样，并不在于年轻时可能拥有过的机会，而在于老来的安定。这可能是老年人在回味自己一生时很容易得出的结论，随着社会成员平均年龄的不断增长，这种看法也就成为了广泛的社会共识。有时候甚至能看到日本的大学在校学生表情严肃地在考虑“老了以后的生活”这个话题，这种情形有点古怪滑稽。

每年随着形势的变化，应届大学生们希望就职的公司也会发生变化，但是丰田汽车公司永远在前几位中，这不仅仅是因为经营状态良好的丰田公司的雇员能得到良好的薪酬，而且因为丰田公司非常强调“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这样使得员工具有极强的安全感。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最黑暗的时候，“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曾经作为“落后的日本式管理方式”的代表而被不少经济学家批判，一度美国式经营方式成为传媒的追捧。

此时出来反潮流的就是丰田公司，公开声明自己坚持终生雇佣、定期升进和年功序列等日本式经营方式不变，并且也以自己的经营业绩证明了这些当时被主流媒体和专家们所诟病的日本式经营方式并不落后。同时社会也慢慢地发现了终生雇佣的减少使得雇员无法进行“人生设计”，这样带来的后果是结婚率和出生率以及年金保险金缴纳率的低下，直接危及了社会保障体系甚至社会本身，这样主流言论才开始不排斥“日本式经营方式”。

如果不能让老员工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年轻人的拼搏也就失去了意义。年轻人的拼搏应该为自己带来福祉而不能只贡献给企业的发展。同样，一个不能为不再年轻的员工提供安心环境的公司也不是一个健康的企业。

企业自发地会有一种排斥不再年轻的员工的自私倾向，这时候就需要社会应该对企业行为有所限制来保证不使社会成员感到不安。衡量社会健康程度的标志不应该光是社会的包装，还应该包括社会成员的安心度。

企业的效率和社会安定是会发生矛盾的，对于社会成员来说社会的安定更重要。

本文原标题：《日本人的职业理想就是要一个铁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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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天任|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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