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早：以非王小波的方式纪念王小波，太可悲了

文 | 杨早

2017年4月11日是王小波忌辰20周年。在当晚的一个活动上，李银河老师念了一首为亡夫王小波而作的诗：“你不在了，大地无动于衷……你不在了，世界无动于衷。”我当时在场，记忆中听得的这样。后来有报道以末句诗作了标题，多了一个“可”字：你不在了，可世界无动于衷。

这句诗很悲凉。李银河老师作为王小波的妻子、亲人，她完全可以发出这样的喟叹。整首诗的大意，是世间美好的各种事物都在，而你不在了，“世界无动于衷”。这是很深切的哀悼与惦念。倘若许广平怀念鲁迅，宋庆龄怀念孙中山，这样的诗句都是合适的。

不过，我认为，如果这样的表达，变成今日纪念王小波的基调，尤其是我们这些只从作品中认知与喜爱王小波的读者，如果也跟着“你不在了，世界无动于衷”，就太可悲了。

▲ 王小波

我得承认，引发我撰写此文冲动的，是一篇署名陈俊宇的报道《“你不在了，可世界无动于衷”》，文中有这样的记录与叙述：

“就如《三联生活周刊》前主编朱伟说，王小波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在小说中寻找的东西，其实永远只能是一种另类叙述，他生前没有得到、死后同样没有得到作家协会、主流作家、文学批评家的认可。死后至今，他的小说也没有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为何主流文学界对王小波的作品不予置评呢’？在王小波去世15周年时，李银河曾专门撰文，时至今日，她依旧持有这样的观点：王小波作品的特别之处在于他完全不和既存的文学评价体系对话，也不在意意识形态的划分与评价。”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教授孙郁先生也认为，在王小波的写作中，时代和现实社会是他的人物和故事的背景，但也仅仅是背景而已，既不是他的批评对象，更不是他小说的主题。”

“‘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消亡了吗？’（电影导演）程耳给出的答案是，‘或许它仅仅存在于王小波的作品里，或许它从来没有存在过。’”

“有一种观点是：放眼当代文学圈，王小波即使不是对于写作者影响最大的作家，恐怕也是其中之一，成长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写作者，恐怕少有人没有受过他的影响。然而，在当下的写作者中，坦言师承王小波者寥寥。李静是其中一位。”

这样的叙述，为王小波逝世20周年纪念，蒙上了一层悲情的氛围。恕我直言，我觉得这是一件相当反讽的事情。我们在王小波的作品里，小说也好，随笔也罢，最难发现的情感，就是悲情。而这，恰恰是王小波最大的特异性：他生活在一个最容易产生悲情式文化英雄的年代，他书写的部分对象更是文学史上悲情泛滥的时代，他却完全拒绝使用悲情。

戴锦华在评价《钢的琴》时这样定义“悲情”：

“悲情”在很长时间内是左翼的特权，在我的理解，它的基本特征是，以两种东西确立自己的正义。第一种方式是，陈述社会苦难，看看社会有这么多苦难。因为社会有那么多苦难，所以我是正义的。悲情的另一种含义，是陈述敌手的不义。敌手是多么地邪恶，多么地腐败，多么地肮脏，这是悲情政治的基本特征。

悲情政治可以成为一种成功有效的动员，它可以创造一种月黑风高、衔枚疾走、满腔悲愤的正义感，但是悲情并不能给我们提供两个东西。一个是敌手的不义、社会的苦难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不言自明地反身证明自己的正义性，你自己的正义性必须通过正面的表述，你的实践、思考去建构，敌手再不义，也不能证明你的正义。你的正义必须以自我实践与思考去证明。这是第一个东西，第二个东西是一个有效的悲情动员，并不能解决今天在整个世界所面临的极端的问题：这个世界不仅是不美好的，充满着诸多问题。（《谁的车床，谁的琴房，谁的狂欢，谁的哀伤》演讲记录稿）

而在王小波能看见的历史中，“文革”无疑是最容易倾泻悲情的书写对象，这有新时期之初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为证。这场悲情的自怜与互怜一直延续到了张艺谋的《归来》。中间有《活着》等先锋作品的反弹，但大抵还是文学叙述的主流——这不光是“文革”本身的巨大灾难性，更在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本身的主潮：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交织。读者伴着冰心、郁达夫、徐志摩、巴金、曹禺，一直哭到王蒙、张贤亮、李存葆、梁晓声、陈忠实、路遥。

洪子诚在《作家的姿态与自我意识》中写道：

“因为‘文革’十年生活的强烈变动，个人命运的不测，生活进程普遍出现的反常乖谬状态，人对世界与自我失去控制的无助感，这种种事实，都容易诱使作家热衷于注视事件的错动本身，使这块充满荒谬事实的土壤开出有着血，和着泪的‘痛苦的花朵’。然而，对所经历的事情只作一般感情体验上的处理，并无助于人的思想感情上的提高，而悲伤的过度，即使这种悲伤有着崇高价值和充分理由，也会使其变得庸俗。”

洪子诚并引袁可嘉论现代诗的批评云：“富有敏锐而不深厚的感性的人们常常有意地造成一种情绪的气氛，让自己浸淫其中，从假想的自我怜悯及对于旁观者同情的预期取得满足，觉得过瘾。”洪子诚分析说，大多数写作者没能与所要表现的“自我”的感情、内心活动拉开较大距离，没有能做到静思默察，“因而也很少有幽默的、或‘戏剧化’的手段来处理所要表现的对象，对个人的心灵历史进行更深的探索”。

《作家的姿态与自我意识》出版于1991年。正是在这一年，王小波《黄金时代》获得了第13届《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三年后，这部几乎是唯一能用“幽默的、戏剧化的手段”来处理“文革”苦难叙事的小说，才得以在大陆出版。

当时有许多评论被《黄金时代》里无所不在的性描写炸得晕头转向，说它教唆青少年性犯罪的有之（吴小如，1997），说它像法院性犯罪案件卷宗的有之（赵振鹏，1999），说王小波是“当代兰陵笑笑生”“将自身的痞气强加给其他的知识分子”亦有之（刘旭，1998）。即使是夸赞《黄金时代》的评论，很多也是偏得一塌糊涂，如从中读出了“对人性的呼唤”、“生命自身的美丽飞升和对于生命本真的虔诚皈依”（王卫红，1997；冷草，2000）。

如果照这样的评论思路去理解《黄金时代》与王小波，那王小波就与张洁、张贤亮、从维熙这些人无异，还不如余华、苏童这帮先锋派更有距离感。然而，王二与陈清扬的故事，完全把“文革”苦难叙事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最流行的“颓加荡”（李欧梵如此译Decadent，即颓废）中解放出来，对“个人的心灵历史”进行了更深的探索。

《黄金时代》虽然会被归入“知青题材”，但完全不同于以往反思“文革”与咏叹青春的“知青小说”，它并不歌颂人性的美好和对自由的追求，充斥全篇的性爱描写，并非为了赞美男女间的爱情，也并非仅仅以此作为反抗专政压迫的武器。

相反，陈清扬并不热衷于性爱，“她所讨厌的是使她成为破鞋那件事本身”，她对于 “被称为破鞋”耿耿于怀，宁愿成为真正的破鞋，被人抓去出斗争差，“每次出过斗争差，陈清扬都性欲勃发”，因为此时的性爱使她“终于解脱了一切烦恼，用不着再去想自己为什么是破鞋，到底什么是破鞋，以及其他费解的东西：我们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来干什么等等”。寻找某种真实的身份，即使是被判决为罪恶的身份，也远胜于被“设置”为某种身份——有没有想到《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反设置从来都是王小波笔下不变的主题，比如小转铃的“配不配”说。

陈清扬与王二将性爱作为武器，是为了反抗现实生活的荒谬，是一种让人暂时摆脱深重的荒谬感受的解毒剂：王二先是想向人证明自己存在，在遭到队长报复后，又“真想证明我不存在”。只有与陈清扬做爱，“在这种时候，我又觉得用不着去证明自己是存在的”。“存在”是人生的大命题，但在一个荒谬的处境中，存在与否，都无法指向任何美好，借助性爱逃避也许是唯一的出路。一旦这种处境结束，性爱就失去了其必要性。

最荒谬的是，一旦陈清扬在检讨中承认自己曾在一瞬间爱上了王二，陈清扬的“清白”就被玷污了，“爱上王二”成了她“真实的罪孽”。在异常的生活状态下，男女通奸并不是一种罪孽，对之的迷恋和批判都更像是一种残酷的游戏。但一旦“做戏的虚无”落足为真实的爱情，人就必须面对真实与游戏之间的巨大裂隙：“以前她承认过分开双腿，现在又加上，她做这些事是因为她喜欢。做过这事和喜欢这事大不一样。前者该当出斗争差，后者就该五马分尸千刀万剐。”《黄金时代》在黑色幽默的反讽与消解背后，留出了这样一个缺口，即美好的、蕴含人类感情的性爱是无法被设置的，它源自本真的生命冲动：“她再也不想理会别的事，而且在那一瞬间把一切都遗忘”。权力无法控制这种冲动，只好无视它的存在：“但是谁也没权力把我们五马分尸，所以只好把我们放了。”

虽然同样以消解权力为能事，王小波的姿态迥异于王朔。王朔是将自身放到最低最俗，以低俗来反衬“崇高”的虚伪。王小波则是俯视式的，因为他相信、他知道在看似无远弗届、至高无上的权力之上有更美好的存在，比如理性、性爱与趣味，他说这是他写小说的“三大基本假设”（《〈怀疑三部曲〉序》）。因此《黄金时代》并不止于消解，而是藉由狂欢式的书写，树起了另一杆大旗。

在王小波去世前后涌现的作品评论中，我最认同的，还是戴锦华名为“智者戏谑”的论断：她说：王小波及其文学作品所成就的并非一个挺身抗暴者的形象、一个文化英雄（这正是王小波所不耻并调侃的形象，很“刻奇”），而是一个思索者经历的“智慧遭遇”之旅。王小波就像那个寻找无双的王二，阻碍王二找到无双的，不只是暴力与禁令，还有无意识的遗忘、“善意”的欺骗，以及基于自身利益的胡说八道，惮于忏悔的拒绝。

即使王小波天上有知，他会在意主流作家、文学批评等“既有的文学评价体系”吗？他会在意有多少人口称王小波教了他们写作吗？（事实上，承认这一点的人非常之多，比如路内，比如连岳，比如我）在纪念王小波时，这种悲情的氛围，反而矮化了王小波的意义，让他显得像一个汲汲于后世认可的寻常作家，要是那样，王小波也就不足以被我认为是“唯一信任的当代作家”了。

▲ 王小波与李银河

4月11日当晚，我问了李银河老师一个问题：您见过王小波写的任何申请书吗？李银河老师答：曾经想过劝他是不是也申请一下加入作协，王小波说：连王朔都不加入，我还能加入吗？全场大笑。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王小波口中带出了王朔，我觉得说出这句话的人，就是我心目中的王小波，一位能看见参差多态的智者，而不是一个因为被时代错待而愤愤不平的悲情英雄。

我觉得，纪念王小波，也应该以王小波的方式，在纪念王小波的现场，我一直渴望听见笑声，笑声才是给一位智者最好的祭礼。

（本文原标题：《以非王小波的方式纪念王小波》）

【作者简介】 

杨早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知名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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