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考，大家想对大家说 | 经典重读

编者按：每年的高考总会在特定的日子牵动整个国家的感情。它是中国人的人生大事，家庭大事，当然也是国家大事。

大家作者就高考话题，曾经提供过很多不同角度的文章。今天我们节选其中部分重读，希望这些经历迥异的大家作者们的经历与思想，能给所有正在或已经走过高考的人们提供一些思考。

刘远举：高考作文为什么会心灵鸡汤化（节选）

出题者面对的是缺乏阅读量与阅读广度的高中生，这些高中生的思想，处在一个无微不至的温室之中，缺乏与人类历史中的与中国当下现实的思辨话题的联系。当诸如法国、美国高考题目涉及到的经典思辨话题抛给中国高中生后，怎么能指望这些对他们太过陌生的难题，能够很好地区分他们的能力呢？

但是，思辨的思维能力与文字，仍然是区分的唯一标准，所以，出题者仍然要在题目中构建思辨，同时又需要避开与历史、社会的联系，这就必然只有在少数的介绍材料中，用短短几百个字给定条件与逻辑，构建出一个思辨框架。思辨的框架极为简单，恰好符合了心灵鸡汤的本质。所谓心灵鸡汤，本质上说，就是在真实世界复杂多态的逻辑关系中，选定一个特殊的逻辑关系，并且上升为一般关系，然后推出一个充分的，但却并非必然的单一结论，并从这个单一的虚假的结论中得到一种审美的愉悦。

由此可见，基于中国的现实，在多种条件的约束之下，要想科学地测试、区分思想温室中国的高中生，最科学的办法，就只剩心灵鸡汤一途了。

当然，虽然，短期地看，是作文题目是去适应中国高中生的情况，但长期来看，这个局面正是中国高中生去适应高考的结果。阅读量与范围的狭小，只是中国教育的结果而非原因。对于高考的指挥棒而言，导向到宽泛的阅读，易如反掌，而阅读面的广博必然带来思想的自由与深邃，带来创新与发展。而且，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充满了各种思想的冲击、心灵的觉醒、传统的嬗变、道德的变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思辨的宝库，也需要思辨去辨析。遗憾的是，放着这么丰富的题库不用，却转向了心灵鸡汤，这不仅是高考的损失，中国教育的损失，也是中国的损失。

不过，社会的趋势毕竟不可阻挡。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作文题目是《心中有话向党说》，中国高考作文题目，从有着鲜明目的的政治化到犬儒架空的鸡汤化的变化，本身就意味深长。如果事物真的是螺旋发展的话，那么，最终，中国高考题目，必将回到与历史、现实紧密联系的思辨性题目上来。

朱天衣：若遇到论发明的高考作文，就别提爱迪生了（节选）

从我教作文以来，不时的会有家长及学子来询问我，如何在大考中争取高分。若考期尚远，我会建议多阅读，大量的阅读、广泛的阅读，而不是只读范文，或应考指南，若愿意翻阅古典章回小说或文学作品，那么对写作的助益是最大的。

若考期已近，只能临时抱佛脚时，我则会给予他们一些小叮咛，首先，字迹一定要清晰整齐，这是给人的第一印象。若能一笔一划把字写清楚，会让人觉得你是认真看待这件事的，通常老师们对努力认真的孩子，绝对会给予鼓励的；此外字体也不宜过大或过小，尤其过小的字体是会吃亏的，当所有文章输入计算机呈现在荧幕上时，阅览起来本就吃力，阅卷老师年纪又都偏长，若字像蚂蚁般要靠猜的，那会让人心生无名火。

其二，没把握的事别做，如标点符号的使用，逗号、句号、问号、惊叹号、私名号、书名号，大致就够用了，千万别在文章里加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如表情符号、怪异符号~~等；也别随意使用外国文字或“外星语”，那只会给人扣分的机会。同样的没把握的成语及词汇也别用，宁可直接叙述或换一个熟悉的词语来描绘，都比用错了遭扣分要好。

其三，若觉得自己的文章内容不够丰厚，则可多举一二个例子，但请不要举些老掉牙的人物与故事，如一谈“诚实”，必提华盛顿砍樱桃树；谈“毅力”，就举孙中山革命历经十次失败仍奋斗不休；谈“生命斗士”，则非身体多重障碍的海伦·凯勒莫属；论“发明”，则天底下只剩个爱迪生……与其举这些既古老又遥远的故事，不如在近距离找例子，哪怕是亲朋好友都可以，如谈到珍重生命，若身边有个熟知的抗癌斗士亲友，写出他如何勇敢面对病魔，重新找到生命意义，是不是更深刻且动人呢？

其四，尽量写出自己的经验与感受。我曾在一场座谈会中，听到一位资深的阅卷老师说，一篇有自己观点的文章是胜过一切的，即便其中稍有疏漏都还可忍受，怕的是起承转合都具备，文藻也华丽，但内容空洞，全无自己的想法，是难以拿到高分的，更可憎的是千篇一律出自补习班猜题的范文，那会让阅卷老师痛下杀手，绝不手软。

这情况就曾发生在2005年的大学指考，那年作文题目是“回家”，其中一名学生写的是父亲在他年幼时离开了家，那些年他们是多么期盼做父亲的能幡然醒悟早日回归家庭，最后幸得如那学生所愿，一家人终于团聚了，满动人的一篇文章，阅卷老师感动之余给了极高的分数；不想改了几篇文章后，又发现一位学生的父亲也离家出走了，这老师正感叹台湾社会是怎么了，做父亲的怎么都人间蒸发了呢？不料，之后接二连三的又出现若干失踪人口父亲，至此，阅卷老师终于明白自己受骗了，这诸多雷同的文章，显然是因某家补习班猜题成功所致，为此愤怒之下的她，将这讯息传达给所有在场的阅卷老师，凡文章内容和父亲离家出走有关，一律C级分伺候。

但我有时不禁也会想道，在这诸多文章中，若有一两篇非伪作，而是真实人生的写照呢？那岂不倒霉透顶了，正如大姊当年文章是否写得太好了，让人以为是抄袭之作而给打入冷宫了，所以有时真还有考运之说呀！

当然，面对若此大型考试，临危不乱更是要紧，女儿在初中阶段期中考时，便曾发生过一些状况，一次是用2B铅笔画答案卷时，笔迹过轻不予计分；另一次是不知考卷背面还有题目，因此考出个颇为难看的分数，我一再安慰她，这样真遇到大考时，这些突槌的状况一定就不会发生了。

是的，升高中第一次的国中基测，这两种状况都排除了，但在考数学时，她却把答案先签选在试题卷上，打算最后预留十分钟再工整的填写在计算机答案卡上，未料，她又看错时间，以致下课钟响时，她的计算机卡上是一片空白，监考老师收卷时和她一样惊愕，忙嘱咐她快填答案卷，他先去收其他学生的试卷，如此良善的老师真是令人感激涕零，但因为手忙脚乱考得不甚理想，两个月后第二次的基测才扳回一程。

不过我听过更扯的糊涂例子，就是某年国文题目正占满一整页，因此只好在题末加注了一行字：作文题目在背面。哪知其中一名学子紧张过头，竟以为“在背面”是作文题目，便长篇大论地写出了一篇风马牛不相及的文章，其结果当然是铩羽而归。

总之，在溽暑的天气中面对如此大考，真的要保持身心健康，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绝对是基本要件，尤其应付特花脑力的作文考试，更要以平常心看待。近年来两岸大考的作文命题都趋于活泼生动，不再似以往需引经据典以论述为主的八股文，若平日就养成阅读的习惯，还能不时以日记、笔记的书写方式，让自己习于以文字抒发表达意念，那么大考作文时，任何题目在手，先静下心来拟个大纲，再尽情书写自己的生活经验以及心中所感，要争取到中上成绩绝对是没有问题的。若果平日再多注意一下时事，尤其是环保、动保等议题多关心些，将这些实时性信息放入文章中，就更有可观性了。

在此，祝福所有即将赴考场的莘莘学子们，心想事成、一切顺利，大家都能考出自己该有的实力来。

陈季冰：今天，我不想安慰你说高考对人生并不重要（节选）

为了安慰因各种各样原因在高考中失利的学子，社会主流舆论总是定期性地列举古今中外的许多例子，来证明从未上过名校甚至从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一样能够在各领域中取得杰出成就。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正是没有受过系统性的正规知识训练，使人们更不容易被陈旧的观念框框束缚，从而更容易作出重大创新。这是对“名师出高徒”的知识传承古训的颠覆，不过它如今已沦为另一种老生常谈。

我当然非常希望这种舆论能够发挥作用，帮助那些十年寒窗、一朝落第的年轻人以及他们的父母舒缓精神压力和挫败感，激励他们未来的人生。

但我觉得，这付安慰剂和振奋激素要真正发挥正确的功效，需要我们首先对高考的真实价值有一个正确的评估。为了达到一个特定的目的而贬低高考和高等教育的价值甚至将它说成是一种摧残，既不客观，也不负责任，最终比什么都没说更糟。

中国的高等教育和高考当然存在许多弊端，这是另一个话题了。就拿被当代中国人视为一无是处的科举考试来说，它终结于1905年，当时的清廷重臣袁世凯是重要促成者。有人认为，正因为袁氏一生从未中过进士，所以他视科举为培养腐儒的桎梏。这话当然不无道理，如果袁世凯当年科场得意，也许中国历史上便真的少了一位叱咤风云的政治干才。然而，我也可以举出更多例子来证明科场上出来的并非尽是腐儒——曾国藩和李鸿章皆不到而立之年即高中进士，张之洞则是西太后钦点的探花，张謇更是末代状元……他们都是当世无双的国之栋梁。

由此可见，科举绝非万恶之源，虽说它所考的内容已与时代的需要严重脱节，但通过统一考试来选拔人才，在中国古代的制度下仍是合理性最大的一种机制。只不过时代的变迁要求更多各领域的专业人才，科举这条陈旧的独木已难支撑起这一复杂的现代使命。

今天的高考也是这样，社会需要多样化的人才，高考和大学只是众多人才遴选和培养机制中的一个而已，虽然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

所以，像我这样一个拥有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求学履历的人理应为自己的学业感到自豪，但我的没有上过名牌大学的同学也没有理由感到自卑或愤愤然。这是因为，这个世界是多元的，他们的人生中也有他们引以为豪的履历——那些是我所不拥有的。更重要的是，我的那些显赫文凭只能代表我的过去，它们丝毫不能让我在今天比没上过大学的同学更成功。

我们应该真诚地相互欣赏，而不是伪善地自我贬损。这才是一个真正能够鼓励人们在各个方向上努力实现自我提升的好的社会。

近来我因为受朋友的鼓动略略涉足新媒体世界，经常与一些互联网企业打交道。

两个月前，当一位满脸稚气的互联网企业的联合创始人专程从北京飞到上海找到我时，说实话我的内心还是相当有触动的。这个24岁的小伙子曾经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但为了创业毅然中途辍学。而他所在的这家目前已有近百员工、即将在新三板上市的公司的董事长，也不过是一个出生于1990年的大男孩，但他的情商令我这个几乎可以做他父亲的“资深媒体人”印象深刻。

与这群年轻人接触多了，他们告诉我，他们的偶像是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和马克·扎克伯格……公司年龄稍长的另一个联合创始人、从美国读完博士回来的小伙子在和我聊起那位黄姓董事长时说：“他不是什么名牌大学的硕士、博士，但我认为他是个天才。”

在北京他们公司的办公室里和他们办公楼的电梯里，当我看见一群海归博士和一群北大清华的辍学生以及一群没有任何文凭的北漂一起，热烈地讨论着程序编写、市场开发……还有新款iPhone和当红美剧时，我感觉多年来头一次找回了已经失去的对于未来的信心。

蔡孟翰：为什么日本人从来不抱怨高考不公平（节选）

一旦以高考或全国统一考试为唯一依据，上大学的方式因此单一化，大学多元化于是缘木求鱼，犹如海市蜃楼。连带地，高中教育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多元化。学校只有分数高低的市侩差别，没有丰富的多元化，即使有私立学校也没用，台湾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一旦学校不能多元化，不能因材施教，像日本过去男女有别的教育系统，自然难以出现或即使冒出亦难以苟存。以下仅就多元化入学一点，做进一步说明：

多元化入学

日本近年来，绝大多数国立公立私立大学的本科不同学部（院），同时都有多种入学方式。先说私立大学，私立大学入学方式繁多，考试只是其中一项，而且多数私立大学皆有系列高中（同属一个学校法人拥有管理），初中，甚至小学部。在不少私立大学里，为数不少的学生，都是由其系列高中直接升上，私立名校庆应大学最为典型。

我就认识一些日本朋友，一路从庆应幼稚舍（小学）、庆应义塾普通部（男子初中）、庆应义塾高等学校（男子高中），读到庆应大学，在日本这叫作手扶梯方式升学（エスカレーター方式進学），日本从名宦巨室到家境殷实的子女，很多都是在私立大学的系列学校，以手扶梯方式，从小学一直读到大学。

私立大学当然也对外招生，主要的方式是各校自己的考试，亦即所谓的“一般入试”，考试科目的数量不一，不同大学不同学部就有不同要求，有的学部可以只考两科，比如说日文与英文而已（所以，不要怪日本人忘记历史，很多人压根就没学好），如果是短期大学，可以只考一科，比如英文（这样的人可能日文都写得不漂亮），所以，不用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有一两招漂亮，就有机会进大学。此外，有些学校会给校友的子女加分，比如说，一个科目满分一百分，就一律加二十分。

还有像庆应大学这种名牌私立大学，很久以前就有所谓“归国子女入试”的入学方式，方便住在国外的日本学生回国读书，通常这样的学生都是父亲在大企业上班，随着父亲调派到海外驻外因而在国外读书享福，这样的小孩子也算得上是日本社会的天之骄子。这种方式几乎毫无意外，又要比考试（“一般入试”）容易进入大学。我在悉尼读高中时期，有一位日本女同学，后来就是以此方式进入庆应大学，之后还荣膺庆应大学的年度校花，难怪，当时令我们男同学多人神魂颠倒，如痴如醉。

此外，从1990年开始，庆应大学湘南藤泽校区开始以“AO入试”甄选学生，AO是admission office（招生办公室）的缩写，所谓AO入试，就是学生不以考试成绩申请学校，以写作文、策划活动、参与种种课外活动的表现以及面试的表现等等，进而赢取大学方面对申请学生的兴趣与接受，基本精神便是以所谓的“适才适性”甄选学生。同样是庆应大学，文学部、经济学部、医学部、药学部就不接受AO入试，但庆应大学所有的学部都接受“塾内进学”（从系列高中升上），很分明的内外有别。

除此之外，私立大学还常有所谓“推荐入试（指定校）”，就是指定某些高中学校推荐的学生，以加分或保障名额优待。而且，入学方式还不止于上述几种，最近真是不断翻新，层出不穷，高中学生与他们的家长很需要专门老师指点迷津；光是在这点上，一般而言，公立高中就完全比不上私立高中，遑论其他了，所以，私立高中的升学率通常好过公立高中。

另一方面，国立公立大学主要还是以考试为主，不过也与科举不一样。考试分成两道：第一道是参加由日本文科省下面的一个独立行政法人“大学入试中心”（大学入試センター）举行的“中心入试”（简称：センター試験/中心考试），国立公立大学有四分之三的学部要求考生考六个教科里选七个科目或七个以上，这样的要求远远高于私立大学，基本上就是文理要俱佳，不能有所偏废。之后，再以中心入试的考试成绩，到自己选择的国立或公立大学报考。

各国立公立大学另外再有一次的考试，即所谓的“各别学力检查（2次试验）”，考试内容有笔试，有写小论文，也有面试，没有划一的形式。以东京大学为例，考生最后的成绩是由中心考试与在东京大学的2次考试两部分组成，比例大约是中心考试成绩为一，东大2次考试成绩为四，很明显的，还是东京大学自己的考试重要许多，这便是彰显大学的自主权，而不是将大权轻易授予外部。这样的制度安排仍是反科举的权力集中，倾向分权化与去中心化。

最近几年，越来越多国立公立大学开始接受其他方式入学，比如前述的AO入试、推荐入试或归国子女入试，等等，不过名额还是不多，绝大多数的学生，仍是以一般入试的方式入学，而且东京大学直到今年为止，还是维持仅仅以一般入试挑选学生。

另外，私立大学也有不少学部愿意接受中心考试的成绩，所以，学生不用另外报考，只要拿着中心考试的成绩，就可以直接申请，但像庆应大学这种名牌私立大学，则是完全拒绝中心考试的成绩，因为，一旦接受，大学的品牌、大学的自主性，不就是由日本政府的文科省说了算吗，那也太丧失庆应大学创校人福泽谕吉先生（庆应人一定要尊称先生）所倡导的“独立自尊”了。因此，一些私立大学如庆应大学也为了“独立自尊”，便要向中心入试的考试成绩说NO！

教育的自由市场

正因为入学方式的多元化与大学多元化，使得日本每年的应届毕业生，并不是全部圈养在一起，你死我活地抢大学固定的招生位子，而是分层化（stratified）地竞争与挑选，而且，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毋宁是相当自由的双向关系。这就是说愿意挤破头上东京大学的学生与很多其他的学生，不会同时竞争东京大学极其有限的位子。换句话说，不是所有成绩优秀的学生都会去抢东京大学入学资格，很多不会，有些会选择到京都大学或九州大学，有些选择到私立名校如庆应大学或早稻田大学。所以，大学选学生，学生也选大学。如同现实世界，这样的过程是有机会成本与交易成本（费用）严重制约的，所以，学生无法所有宝全押，而是需要有策略性地选择，以获得最佳或最适的结果。

因此，日本应届毕业生上大学的情况，其实更像在一个自由市场购物消费，有钱的，可以买Gucci，也可以买LV；钱比较少的，买个Coach也可以；再少一点的，可以买Mango或无印良品，总之市场里五花八门，多少可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因此，在日本，如果家境殷富，作为学生可以有的选项就多了许多，也可以比较不辛苦，就上不错的大学，甚至是名校，如庆应大学；家境清贫的学生自然绑手绑脚，只能自食其力，力争上游，不然就只能随便选一间学校或出去工作了。

尽管如此，在自由的市场里，总比中央控管的计划经济下，生命要自由快乐得多（the pursuit of happiness），长期而言，生产力与创新力也高得许多。这样的觉悟，不用横越太平洋，到彼岸取经，仅仅从中日两国这几百年的历史，就可以得到真金不换的印证。当下即使无法改变现状，我们还要在观念上继续随波逐流而执迷不悟吗？

巫昂：我的疯狂高考梦（节选）

整个高二高三最大的悬念就是，到底谁会先疯掉。我们往届有个女生因为高考疯掉，每年夏天，她都会穿着黑色乔其纱连衣裙，打着一把小碎花儿的遮阳伞，来教务处问高考成绩。当然了，问不出来，她已经毕业若干年了。高考这种制度，是为了改变一部分人的命运，而让另外一部分一锤定音，死了心留在县城或者农村老家。我也不例外，我突然有了危机感，如果考不上大学，基本上这辈子就得在县城找份可有可无的工作，嫁个整天喝酒赌博的丈夫，生个娃。这跟我想象的未来相距甚远。

回忆下，当时我梦想中的未来是什么模样的呢？我想去北京——中国唯一一个让我感到热血沸腾的城市，坐在北京的城墙上，看看长安街的车流，这是我当日的想法。要去北京太不容易了，谁都知道，首先分儿得够。去北京好像漫漫征程里头最难的，对于一个福建小县城的小孩来说。我开始研究高考这件令人厌恶又不可回避的事，想知道出题老师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最可怕的是历史，我的同桌有令人惊诧的记忆力，她能够把整本历史书都背下来，巨细无遗，我完全不行。我喜欢地理多一些，因为它有逻辑推理，有空间感，需要想象力。很快我成了地理方面的达人，地理老师是个用闽南话讲课的有趣老头，他在学校里的民间口碑很高，因为又机智又很会讲话，会把地理变成一门玄学来教，学起来别有趣味。地理给了我信心，很多同学来请教我如何学好地理，我也一一传授给他们。

“地理很简单的，”我说，“就是无时不刻想象你在地球上不同的地方，看看天，看看周边，感觉一下坐标系，感觉一下洋流，山峦，动物和植被。”

想象力救了我，凡是要背的，完全没有办法。特别是英语单词。

然后我做了一百多套英语题，一天一套，如此，即便不用背诵那么多单词，看到题，也蒙得出出题老师的考点。单词，看着眼熟就可以了。数学大概也是如此，机械地做些模拟题，心里分析老师们的心情，这个人到底想干什么，反侦察能力绝对是考生的第一能耐，这是我的心得。

高三，我们班有个男生疯了，是真的疯了。他经常熬夜学习，最后拍着巴掌傻笑着进了教室，每天依旧来上课。他的家人也没有来领走他，因为谁都不想让他考不了试，如果今年不考，就得再等一年，复读的滋味啊，复读班在学校最偏僻最潮湿的一角，冷宫滋味，每次我不想读书了，就会去那里走一走，权当励志。

然而我并没有疯掉，也没有考上北京，而是去了上海。去之前，还在大连军训了一年，离开学校那天，我才发现荷花池的花，全部开了，视觉上何以对此无感，是留在老家的恐惧还是对未知世界的莫名期待？家人也好，老师也罢，都觉得我厉害极了，从一个特别差的学生，幻化成本县高考文科状元？我心里没有特别高兴的东西，说实话，整个过程像个揭秘的过程。

高考是个特别扼杀人性，特别残忍的东西，经历过的人滋味都不好。不信你问问多少人过后多少年，还在做高考梦：考试忘了带准考证，找不到教室，拿到题解答不出来，以及知道自己考不上，绝望地从梦中的高楼闭眼跳下来。

我做过，不止一次。

闫红：我没有经历过高考的恐惧（节选）

起初，是物理课上和老师的一个小小龃龉，下课时我做出了重大决定，退学。这是1994年初，我读高二。表面上看，我是负气离开，但我始终都明白，课堂上的这个小风波，不过是将长久的困惑推向紧要关头。

进入高中起，我都不太清楚我坐在这里干什么，以我当时偏科的程度，不大可能考上像样的学校。接下来的情况可以推想：煎熬上一年半之后，拿到一个惨不忍睹的成绩，再靠家人想方设法，进入某个末流大学读个大专，出来，再继续混惨白的、没有边际的人生。

明明有更有意思的事情可以去做嘛，阅读、写作、去淮北乡间了解风土人情、打听家族往事的细枝末节。我当时已经发表了一些作品，早想好了要当个作家，为什么还要在这里随波逐流，任凭命运将我推动？

第二天，我没有去上学，背着书包去郊外溜达，去某大学的教师阅览室看书——我的初中是在那所大学的附中读的，阅览室就在教室楼上，工作人员跟我们一个楼梯上下，彼此都已面熟。

记不得这样的日子过了多久，好像也没太久。当小城里飘起了第一场雪，无论是去郊外，还是去阅览室，道路都变得泥泞，我厌倦了那种东躲西藏的日子，心一横，在某个夜晚，对我爸说出了真相。

我爸的反应应该不太严重，否则我不会这么没印象。他劝了我一下，但我强调我现在的情况，不宜于再回学校。他思索了一下说：这样，也好。你就在家里写作吧。老爸工资一个月五百多，还有稿费，还可以帮人打印材料挣点钱，再养活你二十年也没有问题。

但是，我爸说，你现在年龄还太小，在家写作不现实，你还是应该去学校学习。要是你觉得中学的课程没有意思，我们可以想办法去大学旁听。听说有些大学开设了作家班，我托人打听一下，看看有没有渠道。

我于是先去了看书的那所大学旁听，搬个桌子就进了历史系的教室。同学弄不清我什么来头，也不问，只是有次我说起害怕蠕虫，同桌那个男孩说，我以为这世上没有什么是你害怕的呢。我和他接触不多，我在他心中如此勇敢，大约与贸然出现有关。

如是过了大半年，有天我爸下班时，带回一个信封，里面是复旦大学作家班的招生函，我爸说，他已经联系过了，像我这样的，可以入学。我们这两天就出发吧。

我们是在第三天出的门，小城去上海的火车票基本上买不到，正好邻居叔叔单位有辆车去蚌埠，我爸觉得从蚌埠转车更方便，毕竟是交通枢纽，有T字头的快车。

没想到我坐不惯小轿车，一出城就吐了个天昏地暗，只好下车，在路边等大巴。终于等到一辆，到了蚌埠火车站，发现这里情况并不像想象中那么乐观，坐票早就卖完，我爸买了两张站票，我们需要站上一夜。

那是我一生里坐过的，啊不，站过的最拥挤的火车，甚至不能将整个脚掌着地，更要命的是，随时会有售货员推着小车穿行而过，两边的人压缩再压缩，有人就踩着椅子旁边某个可以搭脚的地方，悬空而立，售货员倒愤怒起来：“那里怎么可以踩？你看你像个蝙蝠似的。”

“无立足境，方是干净”，就在将重心在两脚之间不停置换的同时，我爸已经兴致勃勃地和我谈起文学和理想来。乐观如他，认为这是我人生的一个新境界，从此，我要在世界一流大学里，汲取更多更有效的知识，展开崭新的生活了。

天亮时我们下了火车，坐公交车来到邯郸路上的复旦大学，很快办好了入学手续。我爸带我来到宿舍，帮我安置了一下，便匆匆离开，我奶奶身体不好，他当晚就要赶回。

那天晚上，对着窗外的晚风，我哭了。一方面是对于尚且在火车上受罪的父亲的愧疚；另一方面，是对于像夜色一样，深不可测的未来的恐惧。在家乡小城时，我可以认为我的人生还没有开始，只是个预备状态，现在，在复旦，人生正式启动，我要赤手空拳打个天地，于穷途中开一条道路，我没有信心一定能做到。

寝室里住了六个女生，有学英语的，有学计算机的，还有两个作家班的同学，都是文化局和作协的在职人员。每个人都像蚂蚁似的，目标明确地忙叨着自己的那点儿事，我因此看上去非常奇怪，很少会有人真的将自己当作家来培养。

我去听作家班的课，也去听中文系其他班级的课。与小城那所高校不同，复旦老师开课非常自由，愿意讲论语就讲论语，愿意讲老庄就讲老庄，还有世纪初文学、魏晋文学等特别门类。我蜻蜓点水般一一试听，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骆玉明先生，他讲课时，有一种魏晋士人的不羁与锐感，常常在不那么正经的谈吐中点中本质。这种点评方式帮我甩脱了资深文学青年自建的窠臼，到现在，我都不喜欢太正式的论述，着迷于小李飞刀式的见血封喉。

还有郜元宝、李振声、陈思和等诸位老师，他们在不同的领域里都各有建树，想想看，那个时候，我可以站在一长排的课程表前，按照自己的喜好，制定我的特色菜单，这是多么奢华的一件事。而在上课之外，我亦在我的老乡，作家戴厚英的引荐下，走进自称为“活着的纪念碑”的贾植芳先生的家门，听他，以及在他家邂逅的读书人，聊聊关于文学和文人的那些事。

归来之后，总是按图索骥，到图书馆和书店里找相关内容的书，把头发扎成一把，顶在头上，穿着拖鞋，在自修室读到深夜。

但人毕竟是个复杂的动物，在这种如鱼得水的学习之外，还有一件事，占用了我一半的精力，那就是恐惧。虽然我当时已经开始在《萌芽》《散文》《随笔》上发表文章，但这些零零散散的小散文，不能让我看上去像个作家。在当时，还没听说谁靠在家写散文吃上饭，我爸是说可以养活我二十年，但我不能容忍自己落到那步田地。

许多个中午，下课归来，阳光还没有化开，混混沌沌地飘在前面的路上。旁边，一家面包店刚刚开炉，香气炸开，蓬勃若有隐形的蘑菇云，这些统统让我茫然。我在思考那个终极问题：我，向何处去。心里瞬间就像被虫噬一样变得斑驳起来。

结束了两年的作家班学习，回到小城，这问题真切地逼到我眼前。我不是学成归来，没有锦衣可以堂皇地还乡，我只是多发了几篇文章而已，而这些，不足以让我在小城里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

我多次写过那种惶恐，很多个夜晚，我睡不着，直到听见鸡叫，是另外一种心惊，我觉得我像一个女鬼，在光天化日下无法存身。但同时仍然在写着，投向各个报纸杂志，上帝保佑，这些虽然不足以让我在小城找到工作，却让我来到省城，顺利地考入某家新创办的报纸，做了副刊编辑。

似乎生活从此走上正轨，也不尽然，毕竟别人都持本科学历，这种先天不足，使得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担心被辞退。那时是冬天，寒风萧瑟，落叶在脚下翻卷，我走在街上，看到旁边小店里挂出招工启事，写着“月薪五百”。我就想，要是我失业了，能到这里当个售货员吗？就算人家收我，那工资，也只够交房租而已，我这样一步步走来，难道就是为了当个售货员吗？那时，我恨我自己放弃高考。

请原谅我这种“政治上不正确”的想法。我知道有人会说，当售货员和当所谓作家没什么区别，相对于这种过于高大上的理论家，我更愿意理解当年那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子的惶恐，只是，让这种惶恐跟随自己好几年，也太过分了。

即使工作得到领导和读者的认可，我还是能感觉出自己和别人的不一样，我想，别人看我，也一定是不一样的吧。犹如带病生存，我带着这种惶恐生活了好几年，直到2004年前后，我在天涯社区上写的一组文章引起了一点反响，接着，出书、写专栏、获奖……我还没有成为我理想中的那种作家，却靠着写作，给自己赢得了一点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在我三十岁那年，我不再害怕和别人不一样。而到了现在，我觉得，和别人不一样，其实也挺好。

我退学，是在1994年初，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年，我不是一个真正具有流浪精神的人，我其实挺胆小，挺追求安稳，所以我多次深刻地后悔过。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人，在二十年后，仍然觉得，我应该后悔的，并不是逃开高考，而是在逃开之后，没能一不做二不休，将错就错，彻底跟那个主流路线分道扬镳。

假如我当时不那么害怕没工作，假如我就按照我爸规划的那样，困窘而自由地展开我的写作，假如我无视别人异样目光，专心于更有价值的事情，我敢说，我也不会像我当时以为的那样穷困潦倒，没准会过得更好。

生活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可怕，它尊重才华，也尊重努力，不管你选择怎样的道路，都别犹豫着老想折回。我怀疑大多数人都是被自己吓住了，为了不必要的隐忧浪费太多时间，不然也许普遍能过得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