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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宁:近代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变迁 | 考据派

2017-07-07 徐家宁 大家 大家


文 | 徐家宁


第一代使馆(1878—1883)

大清国第一任驻美公使陈兰彬在其记录美国之行的《使美纪略》中有这样的记载:“二十九日(1878年8月27日),容(闳)副使偕叶主事源濬往华盛顿,租定耶夫街第二千九百二十五号宅为使署。”这是有关中国驻美国使馆最早的一条记录。


大清国第一任驻美公使,陈兰彬


美京华盛顿特区的城市边界最初很规整,是个边长10英里的菱形,由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部分土地组成,但是波托马克河南岸的原弗吉尼亚部分应弗州民众的要求,在1846年7曰9日被美国政府立法还给了弗州,这样华盛顿特区的规整菱形便缺了左下角一块。法裔美籍设计师朗方(Pierre Charles L’ Enfant, 1754—1825)对华盛顿特区进行了城市规划,东西向的道路自南往北顺序以英文字母命名,南北向的道路自东往西顺序以数字命名,还有一些斜向的道路以州名命名,道路交叉处的一些广场则以名人命名。

根据这个命名规则,陈兰彬所说的“耶夫”似乎最接近字母“F”,也就是说容闳帮忙租的第一代中国驻美使馆可能是在F街2925号。不过遗憾的是我没能找到其他可以佐证的中文资料。

但是从其他的英文资料,比如1880年11月6日的美国《陆海军周报》(ARMY and NAVY Journal)上曾刊载说:“陈兰彬,已经租下了位于华盛顿K街,前市长谢泼德的公寓,他和他的随员将在那里居住。副使容闳先生和洋员柏立将继续生活在华盛顿。”这个说法符合第三任驻美公使张荫桓在日记中的记述:“午后赴议绅家,其妇年逾五旬……絮言数十年旧事,谓华盛顿都城为密的力所经营,即陈副宪之旧房东也,辟草莱,治泥滓,乃有今日之平坦,美国人将为之立碑。”其中“陈副宪”即陈兰彬,“密的力”即英文“Alexander”的音译,指华盛顿特区前公共工程建设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谢泼德(Alexander Robey Shepherd, 1835—1902)。


第一代中国驻美国使馆的房东,亚历山大·谢泼德


谢泼德出生在华盛顿西南,因家贫,13岁便辍学去给水管工当助手,经过多年努力有了自己的水管公司,然后投资房地产致富。美国内战开始后,他加入北军。

战争结束后,美京华盛顿也开始了城市建设的高潮。1870年,谢泼德当上了华盛顿特区公共工程建设委员会的头儿。他有房地产建设的经验,又拥有可观的财富,最终说服国会在1871年拨出一笔预算进行特区的公共设施建设。这笔预算为华盛顿特区铺设了柏油马路、煤气管道、自来水管道和6万多棵道旁树,使华盛顿特区的面貌焕然一新。

陈兰彬就在《使美纪略》里这样写道:“四面衢道,或铺红砖白石,或以油煤和土筑成,光洁如拭。隙地则数步一树,间以各色花丛。铁铸长几随在摆设,以供行人歇坐。”正因为这些成就,谢波德也被市民称为“老大”(BOSS)。

当然,什么事情都是两面的,主持了这么多工程建设,他被认为有黑箱操作的嫌疑,更重要的是,他城市建设的步子迈得太大,预算跟不上,城市要破产了,谢泼德去职。1876年,谢泼德破产,房产转给自己的律师和嫂子,搬去墨西哥的巴托皮拉斯,在那边开银矿,最后也死在那里。1909年5月3日,美国政府在华盛顿特区立了一尊谢泼德的雕像。

陈兰彬等人从谢泼德处租住的屋址位于K街、17街和康涅狄格大街交汇处的东北角,被称为“谢泼德联排”(Shepherd‘s Row),南边路对面就是法拉古特广场,由徳裔建筑师阿道夫·库鲁斯(Adolf Cluss, 1825—1905)设计,设计师本人就住联排中间那座,谢泼德的那座在最西边,也是最大的一座。


1880年代的谢泼德联排


沿石阶而上便到达公寓大门,连接着装饰华丽的客厅。内部装饰大量使用白色和金色,以及猩红色和蓝色的缎面,窗帘上缀着蕾丝花边;镜子的总面积大到需要一个仆人花一整天的时间才能擦完;和客厅相连的还有一个巨大的书房,墙上镶嵌着胡桃木的书架。从巨大的螺旋楼梯可以上楼,胡桃木扶手装饰着铜配件,楼梯上方有个椭圆形的天窗;楼上共有十四间卧室;半地下室还有一个台球厅。这是一座典型的豪宅,也曾是华盛顿上流社会的一个重要社交场所。

1876年2月以后,破产的谢泼德搬离这座豪宅,参议员西蒙·卡梅隆(Simon Cameron, 1799—1899)住了进去,他在1877年退休后便搬走了,接着入住的就是陈兰彬为首的中国公使团。那时候从法拉古特广场到杜邦圆环被称作“使馆区”,尤以K街到L街之间最为密集:中国使馆占据K街把角,法国使馆占据L街把角,中间则是瑞典、俄罗斯、奥匈、土耳其和意大利使馆,英国使馆则位于两个街区外更靠杜邦圆环的位置。谢泼德联排在1951年被拆除,并在次年于原址建成一座高层写字楼。

第二代使馆(1883—1893)

1883年中国使馆搬去了杜邦圆环西北角的斯图尔特堡,这也是库鲁斯设计的一座豪宅。至于中国使馆为什么搬家,我没有找到确切的证据。不过陈兰彬的继任郑藻如1881年去美国赴任的时候是带着家眷去的,据美国记者报道,1883年夏天郑藻如的女儿在华盛顿降生,也许是为了更方便照顾家人才重新选的房子。1884年,郑藻如的夫人带着刚降生的女儿提前回国,郑藻如1886年回国。

第三任驻美公使张荫桓很喜欢斯图尔特堡(Castle Stewart),他在抵美后不久的日记里就写道:“使馆在华盛顿,国都西北隅,雕攀园之北,颇高敞,门外馀地间植花木,又为暗机喷水,浅草如茵。门内翻译、会客、餐饭、跳舞、打波诸房均备,且华赡宽整,故西人以此为美都广厦。”美中不足的是“惟楼高三层,绝无院落,吾辈从中国远来,惟深异乡之感而已”。


1880年代的斯图尔特堡,第二代中国驻美国使馆


斯图尔特堡在今华盛顿特区杜邦圆环西北角,康涅狄格大道和马萨诸塞大道之间。所谓“雕攀园”的“雕攀”即“Dupont”的发音,“园”可能通“圆”或者即指杜邦圆环中间围成的“园”。张荫桓说使馆是“美都广厦”一点都不夸张,这座(地面以上)三层楼房是在美国西部靠金矿发了财的斯图尔特(William Morris Stewart, 1827—1909)出资修建的,工程从1871年持续到1873年,花费了大约8万—10万美元。那时候美国刚开始开发杜邦圆环一代,因此这样一座1800平方米,“华赡宽整”的高楼自然很惹眼,也一度成为杜邦圆环一带的社交中心。

第二代中国驻美国使馆的房东,威廉·斯图尔特


斯图尔特一家对自己的这套房产也很用心,室内家具都是斯图尔特的夫人安妮购自法国。但不幸的是,1879年12月30日,就在女主人安妮准备新年前夜聚会的时候,斯图尔特堡不幸失火,尽管消防员很快赶来,但这座木结构的房屋还是受到严重损伤,直到1883年,斯图尔特才花了好大一笔钱将这栋房子修好。他本想将这栋房子卖掉,但是没成功,最后,来自东方的贵人到了。

也许是中国人素来相信“火烧旺地”,或者因为着过火租金低(年租金1万美元),大清国第二任驻美国大使郑藻如在任上租下了这座楼房作为中国驻美国使馆。租一个好房子不等于过得舒适,还得要有个好房东才行,恰恰斯图尔特不算是个好房东。

斯图尔特出生在纽约州,很小的时候便随父母迁去俄亥俄州。1850年, 47 29516 47 14007 0 0 4072 0 0:00:07 0:00:03 0:00:04 407123岁的他去加州闯荡,通过淘金致富,两年后前往内华达州地区(1864年内华达州才成为独立的州)改行作律师,1865—1875年担任共和党的参议员,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在华盛顿特区修建了斯图尔特堡。

张荫桓称斯图尔特为“士雕鹘”,说他不喜华工,积极推动美国的排华法案。在1889年斯图尔特再次当选参议员后,张荫桓在日记里还写道:“房东士雕鹘充上院议绅,叠与华人作难,近因其妻弟亚狒为卓忌华人作律师,欲索未经报案之损失银物,乃函荐亚狒,诚翻覆无耻之人矣。”

房东本来就不好打交道,因此在维护使馆建筑方面张荫桓也很用心:有人想租使馆用来开办舞会,张荫桓说“闻之房主人,跳舞多则房屋易损,遂却之”。想丰富一下自己的文化生活缓解思乡之情,挑了几幅画准备挂起来,但是“房主人甚不愿墙上缀钉”,他只好“购极小钢钉,无害墙纸而能悬物者,经营数日而妥”。


正在斯图尔特堡内办公的中国使馆成员,1880年代


尽管张荫桓尽心维护,但到了他的继任崔国因那里使馆大楼可就惨了。崔国因尚俭,甚至史料上有用“抠”来形容他。崔国因是带着家眷去美国的,为了省钱,使馆内部需要洗涮的都是自己动手,结果方法不当洗坏了不少;做饭用不惯煤气炉,在厨房地板上直接垒了个灶,油烟太大弄的厨房很脏;外媒还曾报道说中国官员在使馆内吸鸦片,结果烧坏地毯和家具……

1893年斯图尔特再次当选参议员后欲收回房子,看到斯图尔特堡的内部状况非常生气,甚至把使馆一行人告上法庭,索赔15000美元。幸有使馆的律师科士达奋力辩护,最后赔了3000美元结案。

张荫桓那时候已经回国,他在日记里说:“未正美署使田夏礼来,面递照会,以美都使馆损失什物索赔两万金元,外部照会杨子通,以未奉总署之令不敢置词,因求设处。与谈逾刻,允令电子通酌办。惠人欲以俭德风示西族,气炉水管岁常搁置,愈搁置愈烦修理,而需费欲多。各寓房衾褥惠人节洋仆浣洗之费而令家人自为之,既不得法,损坏必甚。惠人初到,不准开地窖门,运煤炭亦从大门入,门内地毡岂耐践踏乎?至各厅房陈设,美?之物居多,亦与惠人示俭之意相左,三年之久,散失当意中事耳。房东既索赔偿,必欲清楚数目始收回房子,意若图赖,子通接时别赁新居,而不将此屋说断不租,宜有葛藤也。”其中“杨子通”即杨儒,是崔国因(惠人)的继任,从杨儒起又租了新的房子作使馆。斯图尔特堡1901年被拆除,现在原址是PNC银行的杜邦圆环分行。

第三代使馆(1893—1902)

杨儒租住的新使馆建筑位于18街和Q街路口的东南角,由美国建筑师托马斯·施耐德(Thomas Franklin Schneider, 1859—1938)为自己和家人的居住而设计,因此又被称作“施耐德大厦”(Schneider Mansion),落成于1891年。


1890年代的施耐德大厦,第三代中国驻美国使馆


1893年,美国遭遇经济大萧条,包括491家银行在内的1.5万所美国企业破产,甚至四年后当选美国总统的威廉·麦金利也在这一年破产,维持施耐德大厦这样一座豪宅所费甚巨,这迫使施耐德一家搬去了他设计的另一幢位于Q街1615号的公寓,把这栋“豪宅”出租给了中国公使团作为新使馆。这座使馆建筑地面以上三层,并设有地下室和阁楼,外墙用粗糙的大石块砌筑,显得稳重而威严。

特别需要说的是,施耐德大厦楼后还有一片草坪,可以弥补张荫桓“绝无院落”的“异乡之感”了。在中国公使团退租后,新泽西州的参议员约翰·卓丹(John Fairfield Dryden)成为这里的新租客,1914年克罗尼欧女校搬来这里,学生们可以在后院打网球,在舞厅演出“罗密欧与朱丽叶”,可以想见其华赡。1958年,施耐德大厦被拆除,三年后在原地盖起了一座九层的公寓楼。

从陈兰彬到杨儒,几位中国大使都不能流利地讲英文,在和媒体及美国民众沟通时难免有误会,而且当时美国国内的政治形势也普遍对华人不友好。对于美国媒体上排华及歧视华人的言论,陈兰彬曾在日记中说“令人阅而愤懑”。

难怪陈兰彬生气,当时确实有媒体刻意抹黑华人。就在光绪四年九月初三日(1878年9月28日)陈兰彬在白宫向美国总统海斯递交国书后三个月,还有人写信给美国的PUCK杂志,声称亲自参与了美国总统接见陈兰彬的活动,指称其他媒体报道不实,还说他看见陈兰彬一行进白宫前有人拿着“煮过的老鼠”边吃边过马路(Chinese folks coming up the street, some eating boiled rates with their fingers and teeth)。现代人即使不过脑子也知道这位“目击者”所说不实,但能登在杂志上也说明当时这样的言论确实有市场。

尽管华工在19世纪60年代已开始前往美国,但在华盛顿特区这样的地方华人还是很少的,不少美国人都会好奇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在建立使馆后,常有警察出动驱散围观在使馆外游民的情况。

光绪十三年正月初二日(1887年1月25日),张荫桓在斯图尔特堡举行春酒会,“就前任留交应请之客暨余新交约七百人”。酒会在晚上9点半开始,结果到11点钟时竟然来了一千多人,“有仅延一客而举家俱来者”,华盛顿的上流社会社交圈都想来一睹中国使馆。据第二天的媒体报道,因为来的客人太多,使馆准备不足,到了凌晨2点客人们才等到吃的,一时间拥挤不堪,甚至有客人等不及用开瓶器,直接打破瓶口喝香槟解渴,还发生客人丢失大衣和手包的事件,总之,媒体对此的报道多是嘲讽的口吻。直到1897年伍廷芳接任杨儒,这种误解的情况才得以改观,伍廷芳也是住在施耐德大厦里时间最长的中国公使。

伍廷芳(1842—1922)出生于新加坡,后随父回籍定居广州,13岁时赴香港圣保罗书院求学,1874年自费留学英国,在伦敦学院攻读法学并获得大律师资格,也是第一个获此资格的华人。1877年伍廷芳返港从事律师业,成为第一个或准在英国殖民地开业的华人律师。1882年,伍廷芳进入李鸿章幕府。1897—1902年和1907—1909年两度出任大清国驻美公使。

有这样的教育背景,伍廷芳的英语完全可以和美国人自如交流。伍廷芳赴美时还带了夫人何妙龄和长子伍朝枢,在一些公务场合也会携夫人出场,向美国民众传递着开明开放的形象,消弭了两国间文化、政治、信仰上的诸多误解。美国的《安斯利》杂志(Ainslee’s Magzine)记者在1901年曾采写过一篇介绍伍廷芳的报道,盛赞他对中国关系的贡献。在这篇报道中,施耐德大厦便频频上镜。


廷芳夫人何妙龄与其子伍朝枢坐在施耐德大厦门前的汽车中,1901年


第四代使馆(1902—1944)

1902年,梁诚赴任后中国公使团租下了位于19街2001号的独栋作为使馆。这座建筑由美国建筑师瓦迪·伍德(Waddy Butler Wood, 1869—1944)设计,新英格兰风格,红砖清水墙面,同样是地面以上三层,有地下室。不过这座使馆建筑也没有院子,面积较之前要小了很多,也低调了很多。


在第四代中国驻美国使馆门前,梁诚正在驾驶汽车,几位使馆工作人员坐在后面,1904年


梁诚(1864—1917)也是一位可以用流利英语交流的中国外交家。他在1875年未满12岁时便考取清政府资助的第四批留美学童,入读马萨诸塞州的菲利普斯安多佛中学,这所学校历史悠久,也是美国最好的中学之一。梁诚在学校不仅成绩优异,而且是校棒球队的外野手,还留下一段传奇佳话。

菲利普斯安多佛中学和菲利普斯埃克塞特中学相距不远,都是历史名校,两所学校在一些体育项目上有展开竞争的传统。在1878年纪念安多佛中学建校一百周年的棒球比赛中,埃克塞特中学在对方主场以11比1的巨大比分差距残忍碾压了安多佛中学。三年后,两队再次相遇,比赛进入关键时刻:每个垒包上都有一位安多佛的队员。当梁诚站上本垒准备击球时,有观众对这个瘦小的华人发出嘘声,并且喊道:“洗洗睡吧,中国佬回去坐板凳吧!”(Washee, washee, chinkee go back bench.)梁诚没有被这种声音干扰,他看清对方投球手那记刁钻的弧线,击出了一个完美的本垒打,安多佛中学的三名队员跑垒成功,最后以13比5的比分击败埃克塞特中学。谁都没想到这个中国人会帮助安多佛中学赢得冠军!

梁诚在安多佛中学建校125周年的演讲中还提到这段经历,说他们球队回去的时候受到了热烈欢迎,甚至比罗马迎接凯旋的恺撒还要隆重。就在那场传奇比赛结束后几周,清政府发出撤回留美学童的命令。梁诚回国后进入总理衙门任事,1886年以候选县丞的身份随张荫桓使美,先后任翻译、参赞。

1902—1908年以三品卿衔出任驻美公使。梁诚在驻美大使任上最大的贡献就是敦促美国退还多出的庚款用于中国教育,每年资助定量的学生赴美学习,在中国建立“游美肄业馆”,也就是后来的清华大学。

为了说服美国政府将退还的庚款用于中国教育,梁诚不断游说美国的媒体、参议员、国务卿和总统,传说梁诚在游说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时,罗斯福得知他曾经在安多佛中学就读,问他是否知道1881年那场和埃克塞特中学的棒球比赛,梁诚说打出那记传奇本垒打的就是他,一下子拉近了两人的距离,获得总统的信任,也让老罗斯福相信庚款可以帮助中国培养更多像梁诚这样的优秀人才。

这座建筑充任中国驻美使馆共42年,是目前为止使用时间最长的驻美使馆建筑,是清代中国最后一座驻美使馆,也是目前唯一健在的清代中国驻美使馆,见证了中国从帝制走向共和。


第四代中国驻美国使馆现状


如今这座红砖楼归一家美国房地产公司所有,内部被划分为13个单元出租,租金从251—860美元每月不等,内部仍保持着最初的嵌木装饰,门前镶有一块铜牌,上面用英文写着“中华帝国使馆,1902—1944,建筑师瓦迪·伍德”。


题图为第四代中国驻美国使馆门前的铜牌


【作者简介】 

徐家宁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历史影像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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