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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权力的游戏》和《三体》放到一起看,结论细思极恐

2017-08-14 桑本谦 大家


文 | 桑本谦




在《权力的游戏》第一季的第一集,大人物奈德·史塔克一出场就处死了一名叫威尔的守夜人,原因是威尔做了逃兵,违背了他作为守夜人必须终生守卫长城的誓言和法律。但威尔并非懦夫,他清楚做逃兵的后果,进入临冬城就必死无疑,他只是觉得自己必须完成更重要的使命——把亲眼看见“异鬼”的事通知大家比什么都重要。

奈德·史塔克并不肯定威尔是在撒谎(从他和小儿子布兰闪烁其辞的对话中还可以看出,他实际上觉得威尔带来的消息很可能就是真的),也不认为宽恕威尔没有任何合理性(他夫人就对此提出了质疑),但作为北境之王他必须维护法律的权威——正如他的一名手下所言:“法律就是法律”——更何况,“凛冬将至(Winter is coming)”。

《权力的游戏》第一季,奈德·史塔克处决守夜人威尔


倘若故事发生在我们的社会,威尔的命运就会迥然不同。未经审判任何人都没有处死他的权力。虽然“紧急避险”不适用于军人,但毕竟威尔不是贪生怕死,无论从行为动机还是从行为后果,他都可以在军事法庭上提出有力抗辩,只要抗辩成功他就可以获得无罪判决。尽管两个目击证人均已被异鬼所杀,但死亡现场仍能证明他所言不虚。即使现场已被破坏,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威尔撒谎的前提下,倘若按照“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法规则,说不定还能“疑罪从无”(尽管希望不大)。即使抗辩失败,他也至于死得这么不明不白。

然而,《权力的游戏》描述的是一个前现代的丛林世界。维斯特洛大陆上的七个王国明争暗斗,铁王座上的七国统治者只维持着脆弱的联盟。建造长城是为了防御各王国共同的域外强敌——野人和异鬼,这个保卫大陆的使命是如此重要,以致必须为守夜人军团规定极其严苛的法律并要求他们立下重誓:终生守卫长城,不得因任何事由擅离职守。倘因例外情形将这条铁律撕开一道口子,后果远比错杀无辜要严重得多。

不仅如此,以维斯特洛大陆的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根本无力支撑起一套精巧的司法程序,更不可能采用苛刻的证据法规则。战乱频发、灾祸横行以及资源稀缺也让生命的价格变得十分低廉。在普通人生如蝼蚁、死亡随处可见且即使王公贵族也随时可能招来杀身之祸的严酷环境中,北境之王错杀一条无辜的生命还有什么大不了的?只不过,人性中的恻隐之心尚未在杀人无数的奈德·史塔克身上消失殆尽,否则在行刑时他也至于那么神色俨然。

是的,维斯特洛大陆的法律确实不够人道,但这显然不是因为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标志性理念的启蒙运动在那个世界里尚未发生,而是因为,只有这种粗暴的法律制度才能有效应对那个蛮荒世界里的各种灾难和风险。残忍,不见得就是仁慈的反面,它有时只是仁慈的手段和外观。一旦仁慈被定义为“妇人之仁”,那么“圣人之仁”和“天地之仁”也就只好用“不仁”来形容了。

《权力的游戏》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还不是法律,而是人性。剧中人无论贫富贵贱男女老幼,都比生活在文明世界的我们要野蛮残忍许多。且不说那些迷恋铁王座的野心家是何等嗜血,即使几位可歌可泣的正面人物也相当冷酷无情。琼恩·雪诺在死而复生之后就毫不犹豫地把几位持不同政见者悉数杀尽,不是因为他们是坏人,只因为他们曾经杀死了他;丹妮莉丝在消灭敌人时也同样杀人不眨眼,她用的不是刀剑,而是烈火。

奈德·史塔克在处死逃兵之前,还特意带上他年仅十岁的儿子布兰,目的就是让儿子亲眼见识一下人头落地的血腥场面。他很清楚,儿子总要长大;而且,凛冬将至。



诞生于硅谷并由科技精英所倡导的“数据主义(dataism)”,据说是一种全新的世界观,数据和算法(algorithm)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极端的数据主义者坚信,整个宇宙就是由一个无比庞大的数据流所建构的。在生物学家看来,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有机生物及其零部件(例如长颈鹿的脖子、蝴蝶的翅膀和马铃薯的叶子),还有彼此之间的关联和组合(例如蜂舌长度和花粉管深度的绝妙匹配),都只是一些生化算法的具体呈现而已。

一旦人类基因组的算法被全部破译,计算机就可以创造出超级人工智能,进而实现生化算法与电子算法的完美融合。尽管这个“数据主义”的科技前景尚未真正来临,但生物学的发展已足以为我们视人性及动物性为不同或相同的生化算法提供了信心。

为什么老虎的胆量大而老鼠的胆量小?答案是,自然选择呈现的最佳算法是“实力与胆量相匹配”,胆大如虎的老鼠和胆小如鼠的老虎都不幸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前者容易死于冒险,后者会遭遇饥饿的折磨,它们的基因都不太可能传递给下一代。老鼠好斗与老虎怯斗属于同样的错误,与之相应,弱国好战和强国怯战也属于同样的错误。

人性,这个概念所描述的,是人类对于外部环境刺激的一个反应集合。反应不只是理性的决策和行动,还有受本能驱使的冲动和激情。激情与理性并不截然对立,复仇的冲动看似不理性,但若考虑到一个人如果没有复仇冲动就会在战乱频生的丛林世界中彻底丧失抵御能力,就会发现,这种由有机体生化机制决定的本能冲动其实是高度理性的;即使经过精心计算,冷酷复仇也依然是个最佳选项。直到环境发生了变化,国家有足够能力垄断暴力的使用权,法律将复仇规定为犯罪,并且司法机关有足够能力制裁这种犯罪的时候,能够成功抑制复仇冲动的人们才可能成为社会的优胜者。

群体层面的人性就是人体生化机制对各种环境参数的数据处理。倘以最大化人类生存繁衍的概率为目标,将各种环境参数输入人体生化机制的数据处理器,只需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就可以计算出最优的反应模式,如果一个人的感受和决策偏离了这个最优反应模式,他就会在生态竞争中惨遭淘汰。正确的活下来,错误的代价不是死亡就是绝后;自然选择的算法无论怎样复杂,其基本的表达就是生与死。

维斯特洛大陆上并非没有美德,仁慈、怜悯、宽容、忠诚都会获得赞美,只不过严酷的生存环境让美德的代价过于高昂,甚至经常与死神不期而遇。“好人没好报”因此成了剧作者通过向观众施虐来制造戏剧张力的一个重要套路。


罗柏·史塔克之所以与其妻母和未出生的孩子一起遭遇“血色婚礼”,起因是他对于爱情的执着;奈德·史塔克之所以成为政治角逐的失败者并最终身首异处,首因是他坚守原则。而艾丽娅·史塔克,之所以能成为家族的幸存者并能一次次成功复仇,乃是因为在历尽苦难之后她终于成长为一个无所畏惧的冷血杀手。



当然,人性也是多样化的,毕竟每个人的生活环境迥然不同,个体间也有很大差异。即使武松和他的哥哥从小生活在一起,在面对遭遇时的反应也不可能步调一致。但丛林世界和文明社会的大环境差异,却会使得群体层面上的人性呈现出系统性差异。《权力的游戏》的创作者显然深谙此道,对应于维斯特洛大陆上的特定环境,在人物塑造上,他们有意将各色人等的人性朝残忍、野蛮和冷酷的方向做出了系统性调整。这正是剧作者设计华丽剧情和制造强烈视觉冲击力的逻辑基础。

这种所谓的数据主义人性观,其实是达尔文主义的。也确实是达尔文首先破译了生物有机体的基本算法,他应该算是生物学数据主义的先驱者。但新近诞生于硅谷的数据主义则描绘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观,试图用数据和算法来解释从极宏观到极微观的整个宇宙。如果万事万物都被视为不同数据流的具体呈现,那么同样的分析工具和解释模型就可以穿越于不同领域,数据主义也因此成为不同领域的通用语言。事实上,这种打破学科壁垒的现象并不新鲜,生态竞争和市场竞争之间的优美平行,早已为生物学家和经济学家提供了共同的话题和感受。

《权力的游戏》的剧情设计也体现了一种数据主义的整合。在该剧描绘的蛮荒世界里,人性的残忍和法律的粗暴形成和谐的匹配,生物学和社会学因此得以水乳交融。但人性与文化不能相互解释,用人性去解释文化或用文化来界定人性都会失之肤浅,因为两者背后的共同主宰,是包括自然地理、社会冲突和物质技术因素在内的各种环境参数。法律和人性不过是对同一套数据在不同层面上的运算而已,并且两种算法是如此相似,以致我们居然可以使用一组同样的形容词(诸如残忍、粗暴、冷酷、野蛮等等)。





当然,将人性还原为一种算法,丝毫不意味着本能冲动会支配一个人的全部决策,毕竟人性之中还包含着对冲动的克制。并且,正是由于克制才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显著标志,所以狭义的“人性”仅指道德层面上的感受和行动,那些骚动不安的潜藏于心灵深处的本能欲望因此被归入“兽性”的范畴。广义上的人性其实是“人性”和“兽性”的组合,两者的配置比例同样取决于外部环境的丛林化或文明化的程度。与生活在文明世界的我们相比,维斯特洛大陆上的人们只是兽性的比例稍多了一点而已。

道德层面的人性也无非是一种算法——人类走出丛林世界进入文明社会后,环境参数的变化必然导致反应模式的变化。环境总在变化中,一个偶然的事件就可能引发蝴蝶效应。

假定在维斯特洛大陆学城(最高科研机构)里的某个学士突然发明了蒸汽机,并由此带动了科技进步和产业革命,那么,在社会财富和政府财政都出现巨幅增长之后,文明就会出现。尽管人性中的贪婪根深蒂固,没有人不想获取别人的财富和资源,但只要购买的价格比掠夺的成本还要低廉,战争就能避免。

因而所谓文明,在很多时候就是国家和社会有条件拒绝去做一些令人于心不忍的事情。
如果维斯特洛大陆的政府军队已经装备了枪支和坦克,因而能够轻而易举消灭仍然使用冷兵器的反叛武装,酷刑就有条件废除。如果七国有能力建造足够数量的监狱,减少死刑和废止肉刑就可以提上日程。如果纳税人有能力供养足够数量的警察,并且有能力让他们掌握高科技的侦破手段,设计和实施精致法律制度和严格司法程序的障碍就能基本清除;在经历一场军事法庭的严肃审判之后,那个叫威尔的守夜人逃兵完全可能免遭杀身之祸。

但文明也可能是逼出来的,因为更大的恐惧会让野蛮难以为继。《权力的游戏》到了第七季,域外异鬼组成的死人军团成为笼罩在维斯特洛大陆上的毁灭性威胁,这个巨大变量的引入导致了环境参数的变化进而引起了反应模式的变化。成为新任北境之王的琼恩·雪诺,破天荒力排众议宽恕了他曾经的背叛者。虽然知道这是对古老政治规则的严重破坏,但“凛冬已至(Winter is here)”,为了对付更加强大的敌人,他需要缔结更大规模的联盟。为此,原始的复仇冲动必须加以约束。丹妮莉丝的目标是从瑟曦手里夺回铁王座上权力,但屯兵龙石岛却一直按兵不动,她担心战争导致生灵涂炭,于是试图寻找一种伤亡较小的解决方案。

尽管全剧大结局要等到明年才能揭晓,但剧情演绎至此结局已经不难猜测,以琼恩·雪诺和丹妮莉丝为代表的维斯特洛大陆的新生代领袖必然会为这个蛮荒世界缔造一个崭新的文明。在“冰与火之歌”尚未真正唱响之前,我们已经看到了两位年轻领袖身上闪耀着越来越亮丽的人性光辉。





如果说《权力的游戏》的结局是“人性”拯救了大陆,那么科幻小说《三体》却反其道而行,小说第二部《黑暗森林》讲述的故事,是人类的“兽性”拯救了星球。

故事背景是三体人将要入侵地球,这是人类从未面对的毁灭性威胁。为了应对三体人入侵,全世界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变,这同样是一个巨大变量引入环境参数的连锁反应。然而非常不幸,三体人的科技遥遥领先,集全人类之力建造的太空舰队在顷刻间就被三体人发出的一个简单武器(“水滴”)全部摧毁。

“水滴”


人类的救世主是面壁者罗辑,他对三体人采用的手段是同归于尽的威胁。他为自己挖好墓地,将手枪顶到自己的心脏,然后向三体人传递信息:只要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手腕上的生命检测仪就会通过一系列传感器引爆部署在太阳轨道上的三千六百一十四枚核弹,这将会向整个宇宙暴露三体星球和太阳地球在银河系的位置坐标,结果将导致三体世界和人类世界的共同毁灭。

面对这种鱼死网破的威胁,三体人退缩了。之所以恐惧暴露自己星球的位置坐标,是因为宇宙存在着“黑暗森林法则”,这个罗辑经过长期思考才明白的法则,在三体人那里早已是小儿科的常识。

“黑暗森林法则”的逻辑起点是两个重要概念:“猜疑链”“技术爆炸”。两者都是阻止星际文明之间展开交流和合作的障碍。“猜疑链”的含义是,如果我们不清楚对方的意图,我们就应该假定对方是恶意的而非善意的;“技术爆炸”的含义是,如果我们不清楚对方的实力,我们就应该高估而不是低估对方的实力。“黑暗森林法则”是“丛林法则”在宇宙规模上的扩展版和升级版。

整个宇宙就是一个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幽灵般潜行于林间,轻轻拨开挡路的树枝,竭力不让脚步发出一点儿声音,连呼吸都必须小心翼翼:他必须小心,因为林中到处都有与他一样潜行猎人。在这片森林中,他人就是地狱,就是永恒的威胁,任何暴露自己位置的生命都将很快被消灭。如果有个小孩在林中升起一堆篝火,就会立刻招来猎人的子弹。

三体人知道,宇宙中比三体人科技更发达的文明数不胜数,他们消灭三体就像三体人消灭地球一样易如反掌。罗辑的威胁之所以能成功,还因为三体人对人类了如指掌,他们深知,虽然人类这种低级生命已经进化到了一个相对文明的阶段,但潜藏于人类心灵深处的兽性并未彻底丧失,原始的复仇冲动一旦被激发出来,同归于尽也在所不惜。罗辑身上这种根深蒂固的兽性,让三体人迅速判处出,他发出的威胁是可置信的。如果三体人认为罗辑有着慈父般的心肠,他们就不会退缩,而是选择冒险。

三体人后来确实选择了冒险,但这是发生在新任“执剑人”程心接管了罗辑保卫地球的使命之后。与罗辑不同,程心是一位具用圣母般心肠的年轻女性。然而,正是程心的仁慈和理性让三体人获得了冒险的信心。经过精心计算,三体人最终做出的判断是,程心没有罗辑身上那种鱼死网破的复仇决心,所以即便三体人采取冒险行动,只要程心发现这已是既定事实,她就不忍心做出共同毁灭三体和地球的决定。于是,三体人的冒险成功了,人类陷入前所未有的劫难。



面对三体人的入侵,人类曾靠兽性活了下来,但又最终毁灭于自身的人性。作者如此设计小说的情节,隐含着一个深刻的洞察:“没有人性,后果很糟;没有兽性,一切全完。”这并非有意抹黑人性或为兽性平反,作者只是以一种平静、冷酷的心态来重新审视人性的内涵,进而想象人类——这群宇宙中渺小而脆弱的动物——在应对前所未有的毁灭性威胁时,所可能做出的反应以及可能承受的命运。在宇宙级的时空背景之下,道德话语和文明表象的掩盖能力显得鞭长莫及,从而真实和真相就赤裸裸甚至血淋淋呈现出来。

尽管兽性一直受到谴责,但它却是人类在漫长进化过程中应对各种灾难和风险的经验总结,历经百万年甚至亿万年的时间检验,最终沉淀在人类有机体的基因之中并代代相传,成为指导人类的决策和行动的基本算法。虽然残忍、好色、贪婪、吝啬都被贴上了不道德的标签,但若没有这些品性,就无法想象人类能够侥幸度过许多极度饥馑或动荡不安的岁月。

与兽性相比,道德层面的人性只有很短暂的历史,并且主要停留在理性的层面,尚未完全内化到基因之中,且本质上是个策略性的反应集合。策略性反应当然不会不计代价,而且必须忽略沉没成本。经济学家告诫,沉没成本不应计入成本之中,即“让过去成为过去”或“不要为撒了的牛奶哭泣”。


既然三体人入侵地球的事实已然不可改变,那么以暴露地球和三体坐标的位置作为复仇手段只会让人类更早灭亡。程心的头脑是清醒的,但正是她的清醒让三体人觉得有机可乘。


倘若“执剑人”换做路德,一个冷酷无情、充满攻击性而又毫无理智的家伙(曾经和程心竞争“执剑人”却没成功),三体人就断无可能采取行动。“沉没成本谬误”是人性中许多不理性的表现之一,无法忘怀沉没成本看似不理性,但其实隐含了一种更深刻的理性——那些撒了牛奶也不会哭泣的精明人,会增加在未来撒牛奶的概率。



《三体》和《权力的游戏》都堪称为最近几年横空出世的“现象级”作品,前者科幻,后者奇幻。尽管两部作品的风格与结局迥异,但对人性的洞察却颇有相通之处,两者共同分享的,是一种数据主义的人性观,与被道德话语所操纵的人性观截然不同。只要谈及人性,也就迅速拉近了虚幻的故事背景与现实世界的距离。

三体人入侵固然无需考虑,但这个故事呈现出来的逻辑,却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生活的世界之中。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天下太平,无疑得益于世界强权各自拥有毁灭性武器而形成的恐怖平衡,达成这种恐怖平衡的人性基础,就是人类根深蒂固的复仇冲动。由于相信遭受核打击的敌对国家会毫不犹豫地发起核反击,所以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敢轻举妄动,除非这个国家确信其有能力通过第一轮核打击就能彻底摧毁敌国核反击能力。

尽管这个恐怖平衡的逻辑框架十分清楚,但仍有一些细节问题晦暗不明,其中一个最引人注目的问题可以如此描述:

假定我是X国的战略核潜艇上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在经历了一场核战争之后全人类已到了灭亡的边缘,只有一个最强大的Y国家还有少数幸存者,而X国已经被Y国彻底摧毁,核潜艇的全部官兵成为X国唯一的有生力量。再假定只要我决定发起核反击就能消灭Y国的全部幸存者,但因为反击会暴露潜艇的位置,Y国在被彻底毁灭之前也有能力击沉我的潜艇;如果我决定不发动核反击,舰艇迟早还是要浮出水面,而一旦浮出水面就会立刻被Y国的幸存者消灭。那么问题来了:1、我会向Y国发动核反击吗?2、我能选择和Y国的幸存者谈判吗?

应该说,这两个问题都非常难以回答。人性与兽性之间的冲突在那个最后时刻会变得捉摸不定,敌我之间的沟通交流也因信息不对称和相互猜疑而变得障碍重重。一旦涉及到诸如此类的问题,就会发现《三体》讲述的人类劫难并非杞人忧天。故事是虚构的,但故事的逻辑是逼真的。

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安宁富足的时代。远离了战争,战胜了饥饿和瘟疫,也有能力应对甚至预防各种自然灾害。如今,全世界每年自杀的人数超过了死于战乱和暴力犯罪的人数总和,人们更担心营养过剩而不是营养不良,高血压和糖尿病远比饥饿更可能夺走人们的生命。尤瓦尔·赫拉利对此打趣说:“糖比武器更致命”。

承平日久就难免产生错觉——将繁荣与和平视作理所当然,认为历史就像一头野驴,朝着更加美好的未来狂奔,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它的脚步。尽管这种乐观的想象并非没有根据,毕竟人类世界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确实呈现出这个趋势,但过去这样并不意味着未来也会这样。

尤其在最近几年,世界局势的变化呈现出加速度的态势,各种累积的矛盾逐渐变成了死结,热点地区在增加,军备竞赛在加剧。尽管大规模的灾难尚未发生,但世界走向丛林化的趋势却已初露端倪。欧洲人对此早有察觉,荷兰前外交大臣法兰斯·蒂莫曼斯在几年前的一次演讲中就引用了《权力的游戏》里的那句著名台词:“凛冬将至”。

如果采用一个宇宙级的时间尺度,人类的历史也许只是一只无头苍蝇,它的飞行路线是如此杂乱无章,以致百年千年的样本数据根本无法统计出什么规律和趋势,我们只是碰巧生活在了它平滑飞行的那一小段轨迹上。


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们的世界凛冬已至,那么,在接下来的漫长冬季里,我们的后人在追忆这个“糖比武器更致命”的黄金时代时会有怎样的感慨?他们会赋予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性和文明以传奇般的色彩吗,正如我们将维斯特洛大陆上的人性和文明看做是传奇一样?


【作者简介】

桑本谦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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