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历史上的《燕然山铭》拓本、仿刻和赝品

文 | 辛德勇

近日传出消息，东汉时期著名学者班固在随从车骑将军窦宪与北匈奴军队征战时撰写的《燕然山铭》刻石，被蒙古和中国内蒙古大学的学者发现，并得到确认。比较正式的报道，见于2017年8月14日《澎湃新闻》的《私家历史》，由该报记者于淑娟撰稿，题目是《中蒙考察队中方专家齐木德道尔吉：发现〈封燕然山铭〉》（案所谓“封燕然山铭”，即敝人所说“燕然山铭”。关于这一刻石的篇名问题，我将另文做出说明）。

这篇《燕然山铭》，在南朝刘宋范晔撰著的《后汉书》和梁昭明太子萧统编纂的《文选》中都收录有全文，从总体上来说，并没有给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提供前所未有的新资料，因而不宜过分夸大此次发现的学术价值，也不宜做太多非专业的渲染。

▲日本汲古书院影印南宋建安黄善夫书坊刻本《后汉书·窦宪传》中的《燕然山铭》

尽管如此，发现这篇《燕然山铭》在当时的刻石，还是可以给相关研究提供很多不同于以往的文献信息，足以清楚证明、补充、修正既有的认识，或是启发和帮助我们重新思考一些相关的问题。其刻石所在的位置，更为研究许多古代地理问题，确立了一个十分明确的坐标原点。以此为基准，足以厘清和落实诸多古代地名和部族所在的位置，这就像1980年在大兴安岭上的嘎仙洞中发现北魏太平真君四年的石刻祝文一样，一地底定而四方序次分明。这些都与直接、迅捷的“爆料”式新闻报道不同，需要进行长期、潜心和具体的研究。

不过，这一报道已经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特别是也吸引了众多文史领域从业人员的瞩目。其中大多数人，并不了解相关的情况；即使是那些文史学科的从业人员，大多也并不从事、或是无暇致力于与此相关的研究。因而，人们迫切希望更多地知悉一些《燕然山铭》的背景资料，以及它究竟具体在哪些方面，能够带给我们一些新的认识。简单地说，就是更清楚一些了解这篇铭文的价值和意义。

这种性质的需求，长期以来是一直存在的，只不过近年因网络社交形式的普及和电子媒体的崛起而将其彰显出来。事实上，满足这样的心理需求，努力揭示那些未知的真相，正是包括文史研究在内所有学术探索的根本动力。专业的研究人员写出有一定深度而又能满足社会公众需求的文稿，首先是满足自己问学求知的好奇心，其次才能谈到社会责任和社会义务。

前此，在考古工作者公布南昌海昏侯墓发掘成果之后，社会上也出现过这样的需求。由于以前做过一些相关的研究，具备一定基础，我便就自己所知所思，写过一些文章，并出版了《海昏侯刘贺》一书，及时提供给社会公众用作参考，发挥了一些积极的作用。

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同时也很切实地体会到，社会公众需要严谨而又具体的历史论述，既不是肆意而行的戏说，也不是空泛无边的大话。基于这一情况，现在腾讯《大家》嘱咐我来写一下自己对相关问题的认识，自然乐于应从。只是我对相关史事确实相当生疏，只能勉力查阅相关史料，陆续料理成文，给大家提供很初步的一般性参考。

今天，在这里，我想先笼统地谈一谈有关《燕然山铭》的一般历史背景，厘清相关情况，会对我们合理地认识、研究和利用这篇铭文起到积极和重要的作用。其他问题，接下来我再另行撰文，做出说明。

▍一

窦宪这次率军出击北匈奴，是在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4年）夏六七月间。当时，在汉军的打击下，“虏众崩溃，单于遁走。……斩名王已下万三千级，获生口马牛羊橐驼百余万头”，一句话，窦宪兵获全胜。于是，指令从军出征的班固，为他撰写了这篇铭文，并将其刊刻在燕然山上，用以铭记此番出兵所获得的战果，并“纪汉威德”（《后汉书》之《和帝纪》与《窦宪传》）。

事实上，自嬴秦以来一直雄踞北方草原与中原王朝相向对抗的匈奴，在遭受此番打击之后未久，即远徙西方，中原王朝同草原帝国的对峙与冲突，由此转入新的历史阶段。若是不通盘考虑东汉王朝实际面临的“边患”，仅仅从形式和名义上看，对于中原王朝一方，这确实可以说得上是一项值得大书特书的“功业”。

由于这一地点距离东汉的北部边塞已达“三千余里”（《后汉书·窦宪传》），也就是超出于华夏之国疆界之外相当遥远，在汉军退兵回朝之后，国内也就鲜少有人再能身历其地，瞩望观瞻。这样，天长日久之后，这一石刻所在的具体地点，也就不被世间知晓。

在另一方面，对于后世人来说，对这类古代的碑刻文字，也并不是“自古以来”就怀有浓烈的兴趣。这篇《燕然山铭》既然已经见诸《后汉书》和《文选》这两部普遍通行的著述，内容开卷即得，人们也就更不会特别着意于原始的石刻了。

▍二

直到北宋中期，自仁宗庆历年间以来，以刘敞、欧阳脩、曾巩、吕大临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始基于其打破注疏束缚以独立探求经义的学术取向，为通过考据史事以求真求实，渐次形成了搜集并考究、利用古器物铭文和石刻碑版文字的文化风尚。

在这一风潮当中，欧阳脩纂有《集古录》一千卷，另附《跋尾》十卷（今仅存《跋尾》）；曾巩著有《金石录》五十卷（宋韩维《南阳集》卷二九《朝散郎试中书舍人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曾公神道碑》。其原书已佚，仅有石刻跋尾十四篇，存曾巩文集之中，另外南宋陈思纂录的《宝刻丛编》对曾氏此书亦颇有征引。又曾书卷次一说为“五百卷”）；赵明诚著《金石录》三十卷。另外，还有佚名撰《京兆金石录》六卷（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八）。这些书籍的内容，虽然并不都是石刻文字，其中还有一部分是镌刻或铸造于铜器之上的金文，但其中都包含大量碑刻的内容，甚至可以说是以碑版铭文为主。

▲《古逸丛书三编》珂罗版影印宋刻本《金石录》

在上面罗列的这几部金石学著述当中，早已失传的《京兆金石录》一书，值得特别关注。原因，是它的地域性。尽管所谓“地域性”特色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具体事项的空间特性，或者说是地理属性，像《京兆金石录》这样名目的书籍，往往只是把纪事或叙事的对象由全国收缩到某一特定的区域而已。但是，此书把金、石文字比较丰富的“京兆”亦即关中地区单独列为着笔的对象，显示出北宋中期以来对铜器铭文和石刻碑版所投入的关注和研究，已经日渐深入，日渐细致，从而析分出具体的地理单元。地域性金石著述的出现，至少意味着人们看待金石文字的眼光，与具体的地域已经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联。

其实欧阳脩的《集古录》，还另附有二十卷《录目》，系由其子欧阳棐编著。这篇《录目》就主要是“列碑石所在及其名氏、岁月”（《集古录》卷首编者识语），特别注重刻石的位置。大致在北宋后期，又陆续出现一些专门著录石刻文字的著述，也都一一记明这些石刻所在的地点，从而更加明确地体现出其空间特性或地理属性。

遗憾的是，北宋后期出现的这些石刻目录，不仅早已失传，其作者姓名也都失于记载，撰著年代亦模糊不清。不过书中都普遍著录了北方黄河流域的碑石，这不是宋室南迁之后所能做到，所以应成书于北宋后期。其中如：《天下碑录》，南宋洪适的《隶释》在卷二七摘录有其中的东汉曹魏诸碑；《诸道石刻录》，南宋陈思的《宝刻丛编》多引述其说；《访碑录》，陈思的《宝刻丛编》对此书亦颇多征引。

至南宋时期，出现了更多专门著录或是汇集碑刻的文献。其中如洪适撰著《隶释》二十七卷、《隶续》二十一卷，专门集录并考订汉魏碑刻文字，而这一时期出现的两部规模较大的碑刻目录，即杭州书肆主人陈思编纂的《宝刻丛编》和不著撰人的《宝刻类编》，也都沿承前述《天下碑录》等书的做法，逐一著录了各个碑石所在的地点。

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一时期又出现了一部很重要的全国地理总志，在各府州之下，列有“碑记”这一类目，其中的“碑”，就是著录当地的碑刻，专门反映碑刻的地理属性。这部地理总志，就是王象之的《舆地纪胜》。

地理著作，重视古碑的石刻铭文，在这之前，就有一个长久的传统，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到北宋初年乐史撰著的《太平寰宇记》，都载录了一部分重要的古代碑刻。《舆地纪胜》专门开列“碑记”这一类目，不仅载录碑刻更为普遍，更为系统全面，在继承上述传统的同时，还体现出更多新的时代特征，这就是把碑刻作为一个地方与“景物”、“古迹”等事项并列的文化景观。值得注意的是，通观上述各项相关因素，不难看出，这应该是一个时代的普遍意识，一种社会通行的习尚，而不仅仅是王象之个人 43 35513 43 15533 0 0 3781 0 0:00:09 0:00:04 0:00:05 3781出心裁的意向。

包括摩崖题刻在内的各种“汉碑”，本来就是石刻铭文中最重的重头，《燕然山铭》在所有汉代碑刻中年代又是很早，还具有特别重大的政治象征意义，同时，两宋时期这些著录、研究碑刻的书籍又是如此注重石刻铭文实在的地理位置，故宋人理应予以高度关注，并着意加以搜罗。可是，我们却未能在在上面举述的这些著述中看到《燕然山铭》的踪影。这主要是由于天水一朝的疆域，较诸东汉，已大为狭促，燕然山上的石刻，根本就无从采录；加之岁月沧桑，控制燕然山地区的族属又迭经变迁，即使有人刻意寻求，恐怕也不会轻而易举地觅得刻石的山崖了。

无法著录或是无从寻觅《燕然山铭》摩崖石刻，并不等于它就会被人们淡忘。相反，由于两宋王朝在北方饱受外敌攻击而又无力克敌制胜，始终被动挨打，无可奈何之中，当年窦宪大败匈奴这一“丰功伟绩”，便成为一班文人士大夫聊以自慰的“历史记忆”，念兹在兹。范仲淹的名句“燕然未勒归无计”，就很典型地体现出这一点。

前述曾撰著五十卷《金石录》的曾巩，有人藉用他的名义编写过一部载录赵宋太祖以至英宗五朝史事的书籍，名曰《隆平集》。据《隆平集》以及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真宗时有焦守节者，身为衣库副使兼通事舍人，在景德二年十月，作为祝贺“契丹国母正旦”的副使，随同正使韩国华出使契丹。

陪同他们北行的契丹“馆伴”丁求说没太把焦守节等人放在眼里，旅途中，手指远方山岭对他说：“此黄龙塘也。”这个黄龙塘，是辽太宗耶律德光安置后晋末代君主少帝石重贵的地方（应与通常所说黄龙府同在一地）。或许这只是一种好心，帮助介绍一下沿途的地理状况，可焦守节的玻璃心明显受到了强烈刺激，把这句话看成了是刻意侮辱中原王朝，当即应声反诘曰：“问燕然山距此几许？”所谓“燕然山”当然是窦宪在燕然山上“刻石勒功”的往事（《后汉书·窦宪传》语），亦即以东汉时期窦氏统军北征的煌煌战绩来自我夸耀。

反正都是“汉人”，把先人过往的所谓功业看作是自己血液里满堂堂的遗传基因，以示“威武不能屈”也。宋朝人打不过契丹，常常在外交场合耍弄这样一些小把戏，自娱自乐，同时也在小民中维持一下我“大宋”堂堂正正的形象。当然，按照《隆平集》作者的讲法，是说焦守节这句话神力大发，弄得丁氏惭愧不已，转而对其加以礼敬（《隆平集》卷一九《武臣传·焦守节》。又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一）。

这个故事，很具体、也很生动地反映了《燕然山铭》在宋朝士人心底里的地位和分量。故北宋著名书法家米芾曾模仿褚遂良书写彼朝太宗文皇帝哀册的笔法，郑重写录此文，似乎这同样可以令其发挥出世所瞩望的“正能量”。米芾写本《燕然山铭》并非完全依照原文钞录，而是有所压缩调整，这还牵涉到对班固这篇铭文文章写法的评价问题，姑待另文略加评说。

因颇获时人珍爱，此米书《燕然山铭》得以流传于后世（不过也有人疑属后世伪充）。明清时期一些法帖，模刻有米氏书写的这篇铭文，以供临池习字者临摹。这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碑刻，却也略似于重刻的碑石。如冯铨在明清之际镌刻的《快雪堂法帖》，即为其中之一。

▲《快雪堂法帖》中的米芾书《燕然山铭》

尽管大多数宋代的金石学家都没有能够看到班固《燕然山铭》的真实面目，但至少在南宋时期，曾有一个人目睹过它的容颜。这个人名叫刘球，他在孝宗淳熙二年纂成《隶韵》十卷，按韵目辑录各种汉代碑刻中的隶书字形。依样画葫芦，必须依据原石的拓本或是摹本。

《隶韵》一书当时曾有石刻拓本流传（清人杨守敬以为木刻拓本，说见上海图书馆藏残宋拓本卷首），今虽无全书传世，但尚存大部分卷次，分别藏弆于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均有影印，而全书完本则有清嘉庆十五年秦恩复所刻者广泛通行，今中华书局复影印行世，学者取阅更为便捷。在《隶韵》篇首开具的取材“碑目”当中，乃赫然列有“燕然铭”，并且注云“永元元年”，这当然只能是指班固的《燕然山铭》。清嘉道间人钱泳尝通检全书，指出刘球《隶韵》对《燕然山铭》乃“引模数十字”（钱泳《履园丛话》卷九《碑帖》之“汉燕然山铭”条）。

▲《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国家图书馆藏残宋石刻拓本《隶韵》

刘球撰著此书而且能够引及班固的《燕然山铭》，并非出自偶然，这同样是宋代金石学勃兴的产物。洪适在撰著《隶释》的同时，本来还纂集有与此书同名的《隶韵》，乃有感于“隶刻世所艰得，后学提笔輙书，增点减画，变易偏旁，漫不求是”（洪适《盘洲集》卷三四《隶韵序》），故汇聚汉隶字形于一编，“法其字为之韵”（洪适《隶释》卷首自序），以供研习者参考。这种汉隶文字汇编，犹如近代以来古文字学者编纂的《金文编》、《金文续编》之类书籍一样，是判读、研究和利用古昔文字的重要参据。遗憾的是，洪氏此书未能完稿，这一工作，只能待诸他人。

刘球集录《隶韵》，即与洪适出自同一旨趣，而其罗列所采碑目之众，尝令洪氏颇感诧异，“及观其书，乃是借标题以张虚数，其间数十碑，韵中初无一字”（洪适《盘洲集》卷六三《书刘氏子隶韵》），亦即刘球《隶韵》卷首的“碑目”颇有虚张声势的成分。

不过，如上所述，刘氏《隶韵》确实辑入不少《燕然山铭》的文字，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大言欺世。依据新闻报道中能够看到的模糊不清的照片，核对很少一小部分文字，我并没有发现《隶韵》采录的文字字形与原石有明显区别，其中个别文字，如“师”字，字形比较特殊，与《隶韵》中辑录的其他大多数字形有比较明显的区别，这似乎更有助于证明《隶韵》中标记曰出于“燕然铭”的这些字确实是出于原石的拓本或是摹本（等将来公布清晰、完整的原石拓本照片后，人们就容易核对认证了，不过我已辑录这些文字，将另文做出说明）。

需要说明的是，《隶韵》在《燕然山铭》中采录的文字，数量并不是很多，有些字形很有独自的特色，却并没有被采用。这或许与刘球得到的拓本或是摹本文字不够完整有关，也很有可能是刘氏工作粗疏所致。如洪适当年所说“古碑率多模糊，辨之诚为甚难”，而刘球此书“编次又甚疏略”（洪适《盘洲集》卷六三《书刘氏子隶韵》），出现这样的情况，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三

宋代以后，在明末人于奕正的《天下金石志》和孙克弘的《金石志》中，都著录《燕然山铭》的原石是在宣化，清人倪涛的《六艺之一录》还清楚载录此石的字体是“汉隶”（倪涛《六艺之一录》卷一一一《北直隶碑》）。

然而清代专长于汉碑的学人钱泳，却谓此石乃“绝无传搨之本”，亦即世间爱好搜罗汉碑拓片的文人雅士，并不之重。探寻其间缘由，钱氏推测“恐宣府之本亦是重模耳”（钱泳《履园丛话》卷九《碑帖》之“汉燕然山铭”条。案：前述于奕正《天下金石志》与孙克弘《金石志》余均未见，依据的是钱泳此处的说法，而检核徐乃昌旧藏钞本，则未见相关纪事，此事尚待进一步查核），自属合情合理的推断。盖燕然山的具体位置，以前虽然不是十分清楚，但无论如何，也不会近在宣化这一地带，而摩崖石刻，也无法搬动，所以其原石绝不可能在这里存在。宣化的所谓《燕然山铭》，只能是一方以汉隶笔法另行刊刻的碑石。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已无人知晓燕然山上原有刻石的基本形态，更无原石拓本流传，故宣化这一石刻既不会像《桐柏淮源庙碑》等碑刻那样是依其旧式重书新刻，也与后世单纯为重现名碑字迹而尽力依据原刻拓本重摩上石以复制碑刻者不同，仅仅是以东汉通行的隶书镌制成碑而已。

明末人之所以会如此好事另刻此石，从其时代背景中也大致可以做出揣测。盖当时东北边外的满人已迅速崛起，不断向南侵扰，明朝被动挨打，无法有效应对。其情形，正与宋朝不断遭受契丹、党项和女真诸族的攻掠一样。故当时在北部边防重镇宣府（亦即宣化）另行刻制《燕然山铭》，就像北宋时的焦守节故意大着嗓子嚷嚷此事来给自己壮胆一样，无非是为了激励士气，坚定抗敌制胜的信心。

至于明朝人这种做法有没有效果，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腐败彻髓的朱明王朝，根本无力抵御满人的强悍进攻，八旗铁蹄，轻而易举地就跨过长城，入主京师，使明宫变成了清宫。但愿宣化这块碑石还在，可以帮助人们思索：究竟依赖什么，才能切实保障一个国家的强盛，保障它不受外敌的侵害。若是仅仅拿陈年旧事儿当鸡血打，即使天天打，日日打，到头来也不会有丝毫效果。

▍四

到了清朝中期，伴随着乾嘉考据学的兴盛，金石之学的发展也进入了宋代以来的又一个高潮时期。在这一时期，学者们更进一步争相寻觅各种金石铭文，从而有了更多新的发现。道咸以后，所谓“西北舆地”，成为一时的显学，人们尤为注重搜罗这方面的史料。例如。著名的刘平国摩崖石刻，就是在这一风气下发现的石刻铭文。

在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清末忽有所谓原石拓本传出，并于宣统元年，以剪裱本的形式，由“浙江官纸局”石印行世。书商石印时附有名殷松年者所撰题识，文曰：“光绪初张勤果驻军伊犁时，命部下以云梯登高搨数十纸，始传于世。吴江徐藻涵广文，囊游勤果幕中，得此本。越岁癸卯（德勇案：是年为光绪二十九年），于云阳讲舍，持以见赠。希世之珍，未敢久秘，爰付石印，以公同好。”西极边地的伊犁，绝非当年窦宪北征所能经行的地方，故《燕然山铭》亦绝无刊刻于此地山崖之理，此必属贾人伪造，用以牟利。故事讲的越生动，越离奇，作伪的迹象也就暴露得越明显。

▲国家图书馆藏清末出现的所谓《燕然山铭》拓片

▲所谓《燕然山铭》石印本题识

在《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片汇编》这部碑刻巨著中，我们也看到了这张所谓《燕然山铭》的拓片，其所附说明云：“有谓翻刻者。”古代碑刻之所谓“翻刻”，通常是指依据原石拓本或是摹本重新刻制，以再现原石的面貌，然而当时根本没有这样的拓本或摹本存世，因而也就绝不存在“翻刻”旧铭的可能。其最实在的情况，也只能像前面提到的明代后期在宣化刻制的《燕然山铭》一样，亦即出自另行雕造。至于“刻石”的地点，也绝不可能是在伊犁河边高耸的山崖之上，只能是在内地某处的作案“窝点”；甚至使用的材料，也未必是坚硬难弄的石头。

尽管这一所谓原石拓本，字迹至为拙劣，稍习汉碑者当不难辨识其伪，但仅仅靠字体风格来区分真赝，毕竟具有很大相对性，往往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在没有原石拓本以供比勘的情况下，像《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片汇编》这样的大型数据汇刊，编者如此处理，固属慎重其事，无可非议。现在，《燕然山铭》的原石，既然已经重新面世，仅仅利用新闻报道中提供的模糊不清的局部图片，稍一比对，就可以清楚判明，号称在伊犁发现的这种所谓“云梯”拓本，完全出自无良碑贾的赝造臆造，毫无史料价值。这也是此番发现《燕然山铭》真石最直接的价值之一，亦即正本清源，彻底扫除此等赝品以假乱真对相关学术研究所造成的严重干扰。

在回顾班固《燕然山铭》原石文字在历史上的流传状况及其重行另刻和伪造赝品等事之后，我再来简单谈一两句这次重新发现《燕然山铭》原石对核定其文本的重要价值。这件事，道理十分简单，不管是《后汉书·窦宪传》载述的文本，还是《文选》收录的文本，既经后人转写刻印，都不可避免地要出现文字的变异，而订正这种文字变异的最好途径，就是找到当时原刻的铭文以加核校。至于具体的文本核定和现存《燕然山铭》原石的局限及其弥补办法，接下来，我将在下一篇文稿中予以叙说，对这一学术新发现的研究，仅仅是刚开始。

本文原标题：《班固<燕然山铭刻石的发现与旧传拓本、另行仿刻及赝品》，题图为《燕然山铭》发现现场

【作者简介】 

辛德勇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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