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庆祥：石黑一雄获诺贝尔文学奖，诺奖已经光环不再了吗

诺奖——首先声明，特指文学奖——如今对世界最直接的贡献大概一是博彩业，虽然比起那些大彩票，诺奖的奖金池有点寒碜，但至少在人文艺术进军投机领域是一枝独秀；另外一点贡献大概就是增进网站流量，对于各大门户（不仅仅是中国）奄奄一息的文化频道来说，如果没有什么突发事件，大概也就是这一次流量走高了。一年之计在于诺奖。

不过今年有点不厚道，10月5号就宣布了，我的很多媒体朋友不得不中断长假，提前回岗等候消息。大概是看在有诺奖的份上，没文化的门户掌门人们也不好意思将文化频道一刀切除，反正还有诺奖报道呢，这就好比娱乐节目要是实在没什么可以吐槽的，还有一年一次的央视春晚嘛，嗯，说起来，诺奖现在的存在和春晚还真有点像，都是有历史的传统节目，也都能让一些半死不活的面孔红那么几天，更能满足吃瓜群众的指点江山然后蒙头大睡的生物钟习惯。

这也不全部是玩笑话，不知道从那一年开始，诺贝尔文学奖就变成这么一个尴尬的存在，是从2008年的勒克莱齐奥，这哥们现在几乎变成中国作家了；还是2014年的莫迪亚诺，估计即使到今天，也就不多的资深文青读过这位作家的作品；还是2015年的阿列克谢耶维奇，这位阿奶奶，获了诺奖后被中国媒体扣了一顶“非虚构”的帽子，始终有点边缘化的感觉。当然对中国人来说是2013年莫言的获奖，当时的反应二元分化，一是举国欢庆，我们终于获诺奖了！第二是大跌眼镜，隔壁老莫也获诺奖了。毋庸置疑，自此之后，诺奖在国人心目中的神圣性有点打折了。

说起来这倒是折射出了一个本质性的问题。相对于诺奖的其它奖项，文学奖和和平奖是最容易引起争议的。物理化学医学虽然也有争议，但作为一个行业的标准，它还始终维持在一个顶级的高度。和平奖因为直接与政治挂钩，倒也不用管它。最吊诡的是文学奖，它标榜的是一个普世的通约的标准，但其载体和内容如语言、审美、思想等等又是最独特最难规约属于人类意识形态最复杂的层面。因此，确实不是瑞典文学院的那几个老评委不努力，而是这个东西确实没有量化标准啊，你说村上春树是被低估的伟大作家，我说他不过是一个通俗的畅销书作者而已，那好，陪跑！你说米兰昆德拉既有抵抗又有智慧，还是文体家，我说他为了抵抗而抵抗，媚俗，那好，陪跑！鲍勃迪伦是个流行歌手，对，是个歌手没错，但他丰富啊，他的歌词是一代人的证词啊，谁说歌词就不是诗歌，谁说歌手就不是作家，那好，给他了！

更深入一点来看，文学奖作为观念争锋的飞地，其实也一直有它隐秘的叙事规则。在这一点上，仅仅用新批评意义上的“纯粹的文学”并不能解释它。在我看来，诺奖文学奖之所以在过去的那些岁月获得了超出其预设的尊重，正是因为其暗合了这些隐秘的规则。这些规则包括且不限于以下几点：

第一，命运感。比如帕斯捷尔纳克，在一个不自由的语境中自由书写，获奖但无法领奖，而且被迫发表声明反对这个奖项。

第二，戏剧性。比如萨特，以一个反西方的左派作家身份获奖，同时主动拒绝体制对其的褒奖；

第三，神秘性。这一点对于非西方的世界尤其重要，作为一种仪式化的存在，他生产了一种“文化可以解释一切”的文化幻觉。比如马尔克斯，他的《百年孤独》就被编织进了这样一个幻觉里。

没有命运感，没有戏剧性，连神秘性都被博彩的投机给破坏了，也难怪文学奖如今光晕不在。所以不是作家作品越来越不伟大了，而是我们的时代越来越无趣乏味了。但是既然奖金还有，写作的人也不见减少，那就硬着头皮继续评，好与不好，都是这一盘菜，爱吃不吃。

比如今年刚刚公布的石黑一雄，估计很多人看了以后真的是眼前一黑。

至少在中国的阅读语境中，他比村上春树、阿特伍德要陌生得多，即使和本来就很陌生的高银、提安哥相比，也属于少数派。我在多年前读过他的《长日留痕》，对其绵密的叙述方式有深刻的印象，但同时也对其过于碎屑而心生不满。估计大部分的读者对这位作家都很陌生，但没有关系，马上就会有很多解读出来帮我们阅读他。

我自己的理解是，这一次瑞典的老评委们估计有点政治正确的企图在里面，毕竟，在移民成为西方的政治梦魇的历史时刻，石黑一雄这样一位移民作家以通用语的“国际写作”值得表彰。

最后再补充一点，在我看来，英语世界至少有两位作家更值得获奖，伊格尔顿和布鲁姆，汉语写作至少有三位作家有此资格，至于理由嘛，且听下回分解。

（编辑注：猜不中今年诺奖得主的读者，可以猜一下杨庆祥先生在这里提到的三位汉语写作者是谁，全部猜中者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