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去世留给两岸的疑问

余光中写下《乡愁》的时间是1971年，那时两岸还处于隔绝状态。这首诗在情感上的高潮无疑是这一句：“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这句诗是虚构，因为余光中是1950年跟父母一起去的台湾，比起那些只身前往的人，他算是幸运的。

这句诗也是预言。到了80年代，两岸恢复往来，不少台湾中老年人回到大陆探亲，他们发现，父母就像余光中诗里所写的一样已经不在人世了。比余光中还要大10岁的郝柏村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1937年抗战爆发的时候，他刚从黄埔军校毕业，随学校从南京撤退到武汉，在上前线之前，他获得了半个月假期，从武汉经郑州、徐州再到盐城老家。他敲门，过了好大一会儿，母亲才过来开门。母亲说：“你下次回来，不要再敲门，回到自己家，要喊妈妈，不用敲门。”这是郝柏村最后一次见自己的父母。他参加了抗战，最终去了台湾。

余光中的《乡愁》，把母亲的形象与故乡联系在一起。母亲（家），故乡（地方），大陆（祖国），是一种逐渐递进的关系。这是他那一代人才有的独特体验。在他写出《乡愁》前10年，于右任就表达了差不多的意思：“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这首临终诗叫《望大陆》，又叫《国殇》，精神气质上，仍然是故乡与祖国是一体的。

于右任的苦恼在于，他想安葬在故乡，但是却无法实现，只能求“葬于高山，望我故乡”。对余光中来说，安葬在何处仍然是一个问题，“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黄河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 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 ……”（《当我死时》）这就是他这代人的死亡观，大陆和中国是一回事。他们参与了中国向民族国家转型的现代化进程，家国情怀和宏大叙事，都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余光中说，“我是地道的南京萝卜头”。他1928年生于南京。1927年，国民党统一了中国，南京成为国民政府所在地。1928到1937年这段时间的南京，是一个很特别的城市。一方面，很多人第一次形成了“民族国家”的观念，另一方面，1931的“九一八事变”后，报纸也经常讨论日本全面侵华的可能，这又强化了人们的国家观念，那是自豪和不安混杂的时期。1950年，余光中和父母一起去台湾，这时候他已经20岁出头了，即使世界观还没有定型，国家观已经确定无疑了。

余光中从台大毕业，又到美国去留学，这是他那一代到台湾的青年典型的道路。故乡、大陆、国家之外，他又多了一种世界的眼光。或许有个域外的经历，才让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更加痴迷。我喜欢他那首《寻李白》：“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那一双傲慢的靴子至今还落在／高力士羞愤的手里，人却不见了／把满地的难民和伤兵／把胡马和羌笛交践的节奏／留给杜二区细细的苦吟……”

这是何等的洒脱和胸怀，但是，对余光中这代从大陆到台湾的人来说，李白式的洒脱只是一种幻想。余光中不是李白，恰恰是那个苦吟的杜二，这种情绪在他的《乡愁》里无比清晰。

对读过很多现代诗的读者来说，《乡愁》实在太过简单了，因而显得有点幼稚。但是，正是这样的诗，才成为真正的时代之作。还有什么能比这首诗更好地表达他那代人的感情呢？这首诗既有时间的流逝，“小时候，长大后，现在”，又有国家的梳理，“我”越走越远，而那个“故乡”越来越大，从母亲，到家乡，再到大陆。

这首诗写到不仅是人情，也是政治，它在精神气质上是属于国民党的。从充满希望，到流离失所，再到思念大陆，这不仅是余光中的命运，也是国民党的命运。一些国民党的元老回到大陆，被大陆日新月异的发展所折服，感叹一声：“我们国家现在很强，国力居世界第二位。”这就是余光中他们这代人的世界观，台湾和大陆 51 29772 51 15288 0 0 4437 0 0:00:06 0:00:03 0:00:03 4436从来没有分离过。

1980年代，两岸恢复往来，很多台湾人到大陆寻亲。那些50岁以上的台湾人，经常触景生情、他们在大陆度过了童年。这一代人，很多人因战争和苦难而死去，而活下来的人，则拥有了丰富而沉重的人生体验。他们的脚步跨越过广袤的土地，最终在他们回到故土的时候，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也不敢相信自己所经历的一切，他们的眼泪夺眶而出。寻根之旅缓解了同时也再次确认了“乡愁”的存在，他们的表现吓坏了也感染了陪同前来探亲的子女——这也让年轻一代能够感受到自己来自何方。

但是，对年轻一代来说，他们对大陆的认识，更多来自理念而不是经验或者情感。余光中这代人身上的“乡愁”，到了子女那一代就已经递减了，而到了那些80后、90那里，已经难以理解甚至不以为然。一个台湾的中学生写一篇《故乡》的作文，他不会想到山西或者河南，而是台湾的某个地方。“乡愁”最终成为了一个空洞的概念。

对大陆青年来说也是一样。80年代以来，每个中学生都能从语文课本上学到余光中的《乡愁》，但是，学生要真正体会这种情感，则需要把自己想象成为那个离开大陆到台湾的青年。学生真正收获的，是一种概念和两岸关系的认知。现在，两岸人们的交往不断加深，即使在成都这样的内陆城市，也有不少来做生意的台湾人，而每年到台湾旅游的成都人也很多。但是，不管是做生意还是旅游，我们从这种互动中所能感受到的，更多是“两岸”的“两”字，而不能像余光中那样，他从“两岸”看到的是那个“岸”，是心灵可以停靠的地方，是家。

这就是余光中《乡愁》的意义所在。他的去世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当他这一代老人离世，台湾人如何能够继续维持对大陆“家“的想象？这种“乡愁”，能否作为一种共同的文化资源？“两岸”如何能够更接近为“岸”，而不是彼此远离的“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