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王小波说的花剌子模信使确有其事吗？

《花剌子模信使问题》是王小波的名文，也可谓当世名文了。文章辟头就说：

据野史记载，中亚古国花剌子模有一古怪的风俗，凡是给君王带来好消息的信使，就会得到提升，给君王带来坏消息的人则会被送去喂老虎。于是将帅出征在外，凡麾下将士有功，就派他们给君王送好消息，以使他们得到提升；有罪，则派去送坏消息，顺便给国王的老虎送去食物。

王小波只是借此起兴，引申以讨论学术诚实之类的大问题，所以他马上说了：“花剌子模是否真有这种风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故事所具有的说明意义，对它可以举一反三。”但不贤者识其小，在已记不清文章内容的时候，有一天，我却忽然怀疑起“花剌子模是否真有这种风俗”来了——当然，这只是个“并不重要”的问题。

我通过百度和读秀搜索过“花剌子模信使”，但无甚收获，几乎所有的搜索结果都指向王小波此文。即便果真有“花剌子模信使”的历史记载，也已淹没在无限复制的王小波里了。

但考据癖一旦发作，就不易克服，我只好用向来的笨法子，在关于花剌子模的史著中查找。应该说，花剌子模的文献并不太多，中文的尤为缺乏。花剌子模原系中亚古国，先后为波斯、阿拉伯、西辽征服，至十二世纪后期始成独立的穆斯林王朝，东征西拓，以垄断当时东西贸易孔道，势力强盛一时，但维系半个多世纪即为蒙古所灭，算得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其国族既烟消云散，领土已归蒙古疆域，其史事亦大抵附庸于蒙古西征的历史编纂而已。据我所知，有关史料主要见于张星烺辑《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七编“古代中国与中亚之交通”部分、[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波斯]拉施特《史集》（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通论则见于《多桑蒙古史》（冯承钧译）、[法]格鲁塞《草原帝国》（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苏]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晚近的还有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俄]李特文斯基主编《中亚文明史》第三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版）、[塔吉克斯坦]阿西莫夫和[英]博斯沃思主编《中亚文明史》第四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8年版）。这些书里有关花剌子模的内容，我大体浏览过。

就我涉猎所及，目前我倾向于相信，所谓“花剌子模信使”或许于史无徵，至少并非信史，而更像一个伪托的故事。宋人赵令畤《侯鲭录》有个著名掌故：苏东坡参加礼部考试时写了篇《刑赏忠厚之至论》，“有云‘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诸主文皆不知其出处。……欧公问其出处，东坡笑曰：‘想当然尔。’”王小波会不会也是“想当然尔”呢？

自然，这是极危险的论断，我很明白“言有易，说无难”的治史通例，古今之史事无穷，一人之闻见有限，说不准李银河女士即刻就能抛出反驳我的铁证呢！

还有可能，王小波会不会是将其他地方的故事有意无意地安在了花剌子模那里呢？或者，他引用的本非可靠的史书，而只是戏说的小说家言呢？那样的话，就更加难以查证了。

总之，此问题我无力解决，只能暂提出一个假设。

但我也不是那么担心假设错了。因为我真正的重点，并不在证伪，而在考实。证明“花剌子模信使”的事情不存在于花剌子模，并非我的目标，我其实是想证明，类似于“花剌子模信使”的事情存在于别处，准确点说，是存在于我们中国历史上——就如奥尔良烤鸡翅在奥尔良没有，但在中国却有。

王小波的本意可能是假托一个域外的事例来鞭挞本土的现状，但实际上，类似的例子地本土就多着呢。

我所知最早的例，发生在春秋时代。《左传》哀公十三年记越国伐吴事：

吴人告败于王，王恶其闻也，自刭七人于幕下。

《史记·吴太伯世家》记同一事件云：

吴人告败于王夫差，夫差恶其闻也。或泄其语，吴王怒，斩七人于幕下。

吴王夫差担心打败仗的消息传开去，就将通报消息者全部杀掉。这不就是“花剌子模信使”的情节吗？

大约就因夫差这个德性，唐代罗隐就给他编造了一个寓言：

越心未平而夫差有忧色。一旦复筑台于姑苏之左，俾参政事者以听百姓之疾苦焉，以察四方之兵革焉。一之日，视之以伍员，未三四级且奏曰：‘王之民饥矣，王之兵疲矣，王之国危矣。’夫差不悦，俾嚭以代焉。毕九层而不奏，且倡曰：‘四国畏王，百姓歌王，彼员者欺王。’……王赐员死，而嚭用事。明年越入吴。（《谗书》卷一“吴宫遗事”）

这里说，吴王建高台，先让伍员（伍子胥）去监督，只建到三四层，伍子胥就带来坏消息；于是换了嚭（伯嚭）负责，一直到建好九层，伯嚭都只有好消息。最后，吴王杀了伍子胥，而重用伯嚭。这个吴王就跟花剌子模国王一般。

唐末昭宗时，义胜军节度使董昌割据两浙，称帝自立，镇海军节度使钱镠代表朝廷讨伐他，最后围困了其所在的越州（今绍兴）。据《资治通览》卷第二百六十：

董昌使人觇钱镠兵，有言其强盛者辄怒，斩之；言兵疲食尽，则赏之。（按：《新唐书·董昌传》载其事云：“候人言外师强，辄斩以徇；绐告镠兵老，皆赏。”）

董昌自欺欺人，当然又是一个花剌子模国王了。

稍后，朱温手下的徐州节度使庞师古率兵攻伐江淮的杨行密。据《资治通览》卷第二百六十一：

师古恃众轻敌，居常弈棋。朱瑾壅淮上流，欲灌之。或以告师古，师古以为惑众，斩之。（按：此事见《旧五代史·庞师古传》、《新五代史·庞师古传》，兹不赘引）

这跟董昌的反应大同小异，亦犹“带来坏消息的人则会被送去喂老虎”也。

这些都是跟花剌子模国王一般真能下狠手的例子，至于表现出类似心理的例子就更多见了。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三载隋炀帝杨广事：

帝问侍臣盗贼，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曰：“渐少。”帝曰：“比从来少几何？”对曰：“不能什一。”纳言苏威引身隐柱，帝呼前问之，对曰：“臣非所司，不委多少，但患渐近。……他日贼据长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往日租赋丁役，今皆何在，岂非其人皆化为盗乎！”（按：此事见《隋书·苏威传》，兹不赘引）

自然，说好消息的宇文述得到了杨广的宠信，而说坏消息的苏威后来则被罗织罪名，总算因他过去劳苦功高，才免予一死。

北宋时广西蛮族侬智高起事，先攻占邕州（今南宁），复顺江而下，直指广州。当时广州的知州仲简不信侬氏真会杀到，据《宋史·仲简传》：

人告急，简辄囚之，仍牓于道：“敢妄言惑众者斩！”以是人不复为避贼计。比智高至，始令民入城，民争道，竞以金帛遗阍者，相蹂践至死者甚多，其不得入者，皆附贼。（按：另参《续资治通鉴》卷第五十二）

带来坏消息就是“妄言惑众”，要砍头，用的也是庞师古的手段。 如果说，杨广是昏君，那么明君呢？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拟远征匈奴，前后屡遣使者窥探虚实。据《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壮士肥牛马，但见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辈来，皆言匈奴可击。上使刘敬复往使匈奴，还报曰：“两国相击，此宜夸矜，见所长。今臣往，徒见羸瘠老弱，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是时汉兵已踰句注，二十余万兵已业行。上怒，骂刘敬曰：“齐虏！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军！”械系敬广武。（按：又见《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参《资治通鉴》卷第十一）

这位刘敬本姓娄，原来以齐国戍卒的身份求见刘邦，力言宜建都关中，奠定了汉廷的政治地理，刘邦因之赐他刘姓，足见对他的重视。如今临战事急，刘邦相信有利于开战的消息，遂口不择言，竟骂反对开战的刘敬是“齐虏”，“以口舌得官”。随后刘邦照原计划出兵，遂有耻辱的白登之围，常常皇帝亦几为匈奴所擒。

刘邦自然没有花剌子模国王那么昏愦，没有夫差、董昌、庞师古那么残酷，但他不愿听坏消息的心理却是一样的。刘邦之待娄敬，跟杨广之待苏威又有多少差别呢？汉高祖尚且如是，“普通”的君主就更不必说了。

至此为止，举的例都是发生在中国历史上的。那么，“花剌子模信使”是不是该叫“中国信使”呢？这是我们的国民性或曰劣根性吗？不是的。不过因为我只有能力征引中国史籍罢了。大凡称之为国民性或劣根性的东西，其实都不会专属于中国人，也不会专属于任何一个国族。

我在搜索“花剌子模信使”时，见到知乎已有人提问：“王小波有关花剌子模信使的说法有历史依据吗？”而有位SyaNHs答复：

……英文中有一个相同含义的谚语，叫作：“Shooting the messenger”（按：射杀信使）或者 “killing the messenger”（按：杀死信使）。这个短语的意思同王小波的杂文如出一辙，不过英文短语的故事来源是罗马共和国时期，当有信使告诉亚美尼亚国王提格兰二世罗马将军卢库鲁斯的大军正向他的位置进军后，提格兰二世却把这位带来情报的信使的头颅砍下，于是再也没有人敢告诉这位国王罗马大军前进的消息，直到他被卢库鲁斯包围。而后莎士比亚的戏剧中也提到了类似的桥段。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中似乎也表达过相似的情绪。

宋希於又提示我，维基百科也有“Shooting the messenger”条目，乃请友人帮我译出其中两段：

文学作品中对“射杀信使”一典的引用，早见于普卢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书中是这么说的：“第一个带来Lucullus（卢库鲁斯）来袭消息的信使，让Tigranes（提格兰）感到极为不悦，命人将其砍头。这么一来，就再也没人敢来向他通报消息了。彻底断了情报来源，当战争已经在他身边爆发的时候，他却还是只爱听那些专门奉承他的人说的话。”

弗洛伊德认为，射杀信使“多少算是防卫心理的一种表现，用来抵御令人痛苦和无法承受的事”。弗洛伊德引西班牙摩尔人的著名挽歌《Ay de mi Alhama的》为例，歌中讲到Boabdil王如何收到Alhama城陷落的消息。他意识到，这次失利意味着他的统治已经结束。但是，他不会让这件事就这么成为现实……于是，他把信扔到火里烧了，还把信使给斩了。”弗洛伊德补充说：“驱使国王这么做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是他需要减轻自身的无力感。通过把信烧掉，将信使斩杀，他可以借此继续宣示权力的绝对在握。”

还可补充一个相似的例子。十二三世纪以暗杀闻名的伊斯兰教异端阿萨辛派（即金庸在《倚天屠龙记》里提到的“山中老人”组织），其后期领袖阿老丁（Imam ‘Ala al-Din Muhammad）有精神疾病，也顺理成章地成了个花剌子模国王：

因为缺乏教养和阅历，他是那样脾气坏和无耐性，以致没有人敢反对他，或者当着他的面提到他多少有些烦恼的国政：无疑地，对提意见的人的回答是立即予以处决，其中包括可耻的肢裂和断肢在内的酷刑。其结果是，所有关于他国家的内政外交及敌友的行动的消息，都对他进行封锁——甚至他派往各个王宫的使臣，当他们返回时，决不把国王们对他的要求和提议的回答告诉他，因为这不合他的胃口。……现在所有这些致国王们的使信，不过是成堆谎言，一套假话；但他认为这些被他自己的蠢徒或出自无知或出自害怕而假装相信的谎话，会在国王的宫廷中得到采纳，而且智士也会被它们欺骗。（《世界征服者史》，下册第786-787页）

《马可波罗游记》中所绘的阿萨辛派后期领袖阿老丁

既然带来真实消息就等于带来坏消息，就要“喂老虎”，那么当然人人都只会带来虚假消息了。这是“花剌子模信使”机制的必然结局。

这样就可以说，不论“花剌子模信使”是否存在于历史上的花剌子模，“花剌子模信使”式的现象都是实际存在的。说到底，“花剌子模信使”现象不属于花剌子模，也不属于中国——它属于人类，它是“人性的弱点”。所有人都希望听到好消息，都不希望听到坏消息，这是心理本能，在个人层面倒也无伤大雅；但到了有权势者那里，本能就容易无限放大，形成政治的蝴蝶效应，在公共层面造成极大危害。

可以想像，越往权势的上层，就越愿意收到好消息，更关键的是，也越容易收到好消息！按著名的“墨菲定律”，如果可能有坏事发生，那么坏事就必会发生；而在花剌子模的世界里，情形却是相反的，存在着一个“反墨菲定律”：如果可能有好消息到来，那么好消息就必会到来。那些平庸的小人物总是会“报喜不报忧”的，只因为，那些专断的大人物只愿意听到好消息啊。

套用阿克顿的名言，不妨说：权力导致“花剌子模信使”，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花剌子模信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