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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媚:1998,一碗羊肉泡馍带来的安全感

2018-01-28 西门媚 大家


在西安的最有名的羊肉泡馍店里,他们点下了一份最昂贵的菜,为了款待我们。


还记得,那位高壮的陕西大汉,叫服务员拿来菜单,翻过来翻过去。菜单的两面是一样的。他又叫了服务员过来,说:“你们这儿还有什么好菜吗?”服务员给他指了指最上面。他说:“好!就要这个!”


后来我看了菜单,那个菜很贵,大约一两百吧,这在当时可以算是天价了。那个菜叫什么“百凤舌”。端上来,是一大盘清炖鸡舌。很多,估计实在的西安人,真的是用足了一百只。但一点儿也不好吃,不新鲜也不入味。我猜想,从没人在这儿点过这个菜,这些鸡舌不知在冰箱里积攒了多久,终于凑足整数,又不知等了多久,才等到我们这样一桌客人。


其实这家店的泡馍很好吃。到这里来的人都是本地人。大家都是吃泡馍来的,基本没有人需要另外点菜。



这几位朋友,教我们如何把馍掰成小碎块,又帮我们把碗递回窗口,跟我们聊着关于羊肉泡馍的笑话。


他们其实不用另外点这个贵菜的,我知道,他们只是想表达热情与友谊。


到那一刻,我们相识也才短短的一两个小时。准确地说,是他们在一两个小时之前搭救了我们。


那是在1998年的3月初。西安还很冷。草都是黄的,春天还未到。我和我的同事,从成都开始,追踪一位江湖大骗,做连续报道。既因为缺乏人生经验,所以工作起来胆子很大,成绩明显,但同时也因为年轻,难免莽撞冲动。我们去了骗子的老窝,被他的打手发现,一路狂追,最关键的时候,是一辆路边的面包车救了我们。


车上就是他们,我们不认识的同行,西安当地最活跃的报纸——《华商报》的记者们。


那个时期,各地纸媒正在走向市场。早在八十年代,全国报纸基本是一个面孔。九十年代前期,报业一团混乱。各地创办了无数只为圈钱,骗“广告费”的报纸。九十年代中后期,在这些混乱的报业中,产生了一些真正做内容的报纸。做内容,追求发行量,通过发行和广告,养活自己。我在成都的这家报纸,就是一份典型的市民报。创办它的老总经常会讲起他的梦想,“连街边蹬三轮车的,都在读我的报纸。”


其它地方市场类型的报纸,也会有大致相似的追求。为了吸引更多的目光,各地报纸上都有一个特殊的体裁,叫“特稿”。各报的“特稿”虽不尽相同,但有些大体的规则,就是篇幅大,吸引眼球。这个版块是报纸发行量的一个保障。


许多报纸都是每天一篇“特稿”。因为需求量大,报社自己的投入又不够,很多稿件来源于自由撰稿人。撰稿人为了稿子能发出来,挣得更多的稿费,所以,稿子变得越来越离奇夸张。大多数“特稿”,根本不是新闻报道,有的连事实的影子都没有。


那些“特稿”,很有八十年代的地摊杂志的特色,标题往往会出现“浴缸女尸”、“谋杀”、“命丧”、“悲剧”、“少女”等等字眼,也有点像现在某些网站某些自媒体为了吸引流量,做出的标题。现在也许难以想象,正规的纸媒,也曾经历过这个阶段。在九十年代,不仅地方都市报有过这个阶段,连南方一家曾在全国相当有影响力的新闻大报,在九十年代初,也经历过这个阶段。



资料图:1980年代的“文学杂志”


1997年,我从北京回到成都,进入这家报社,到了特稿部,当了编辑。我很快觉得这些稿子跟我的“新闻理念”完全不符。我跟老总说,应该往深度新闻转,现在这个“特稿”形式,早晚会死掉,会被淘汰的。老总很不爽,说:“笑话!特稿怎么会死掉。我们有调查,这是读者阅读时间最久,最受欢迎的版块。”但他仍放手我们部门内部的改革。我和几位同事,开始自己采写深度报道。


真正记者采写的深度新闻,读者是非常喜欢的。真实的报道比那种为了耸人听闻而添油加醋的文章,有意思多了。不要低估读者,读者其实能判断它们的区别、价值和趣味。所以,我们每有一篇深度报道出来,就会收到很多读者来电与来信。报社当然也高兴,连着几个月,我和我的同事,都在拿好新闻奖。全国很多媒体都转载我们的报道,我们这个小团队,一下子在国内同行间有了点儿名气。


这些都给了我们正向的鼓励,所以,也就有了更大的胆子,就有了到西安这次追踪大骗。


在西安这家羊肉泡馍馆,我们和《华商报》的记者热烈地聊了起来。他们知道我们,我们才第一次认识他们。他们也是做深度报道的记者,我们的理念很相似。



因为是骗子事件当地明令不得报道,但他们认为,本地发生这么大的事件,就算不能报道,作为新闻记者,也必须见证。所以,他们每日在骗子老窝外面蹲守。到现在已经一个来月。今天上午,他们眼见着两位长得就像记者的人,摸进骗子的老窝,再过了几十分钟,就被一群黑衣男子狂追出来,便当机立断,发动汽车。他们开到正在奔跑的人的身边,打开车门,说:“快上来,我们是《华商报》的记者!”


这逃命的两人,就是我和我的同事。我们不仅感激他们相救,更被他们感动。我们自忖,如果明令不得报道的事件,我们是否还会在现场坚守一个月?


我们越聊越投机,谈得心心相映,惺惺相惜。在那个阶段,国内好多做深度报道的记者,我们都建立了联系。我们有些选题,会和其它地方媒体的朋友,共同去完成。有的不能做的选题,我们会交换完成。


那些来成都采访的外地记者,常常会惊叹,我们在成都的影响力。最有代表性的一件小事是,我们开车去采访,带一摞自己报纸,过各种路口关卡的时候,递上一份报纸,说,某报采访。对方便高兴地收下报纸,开闸放行。报纸能当过路费。


但记者的角度和报社老总的角度注定不同。有的报道反响热烈,又没风险,老总就高兴。风险,是老总最担心的,因此,经常怀疑记者在给他们挖坑埋雷。几次大的冲突之后,我们部门被冲得七零八落,大家慢慢从挖深度新闻改成了做文艺副刊。副刊也受读者喜欢,但那已经是另一条道路了。我们也就跟其它媒体的深度报道记者们,失去了联络。


但“华商报”,几个字,一直让我特别留意,特别有好感。大约十年以后,《华商报》的编辑还约我写过一阵专栏。因为是《华商报》,我特别认真地对待这个专栏。但我知道,当初认识的那几位记者,早已离开。


我还记得,1998年那次离开西安的最后一晚,他们给我们饯行,是在大学旁的小街上吃羊肉串,喝米酒。我平时不喝酒的,但那天迷上了米酒的味道,以至回到成都后,还想去找到那种米酒。现在想来,我迷上的,并不是酒,而是一种共同进退,相互援手的深切情意。我们当时还以为,很快会再见面的,但却再也没见过。


原标题:《朴素的羊肉泡馍和华丽的“百凤之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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