闾丘露薇：流感下的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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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题为“流感下的北京中年”的微信文章在朋友圈刷屏，第一反应，很想知道目前中国内地的流感疫情到底如何。在中国疾控中心的网站上找到关于这次冬季流感的问答，简单来说，中国这个冬季的流感爆发数量、确诊住院数量以及重症病例数量都高于过去三年同期水平，死亡的情况会有所增加。

到目前为止，中国发生的流感死亡个案到底是多少？用“中国，流感，死亡”作为关键词，分别在谷歌和百度上搜索中文新闻，结果跳出来的中国媒体，尤其是央媒新闻，大多数是关于美国的流感疫情，从宏观数字，到美国的流感爆发历史，相当详细。看完之后，就连像我这样，身在美国，但是并没有太关心流感问题的人，都有点怀疑自己是否过于掉以轻心。

虽然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了《流行性感冒诊疗方案（2018版）》，在方案中也明确了三种抗流感病毒配方药，中国媒体的报道并不多。在这些有限的报道内，有不少商家，因为方案中提到的中成药，看到了商机，而媒体的报道，变成了软文广告。

还是有一些报道，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到一些线索，了解一些疫情的现状：

比如这篇人民日报《当儿科医生都病倒了，很多人开始感受到医闹的苦果》（2018.1.26），“上海基本每个医院儿科平均要排队4小时；深圳某医院一名儿科医生一天看了将近300个病人，是普通门诊工作量的3倍，不少医生带病坚持；天津某三甲医院甚至因为儿科医生全部病倒而导致儿科停诊……”，这一段，间接证实了网上流传的一些信息。

央视在报道儿科医生短缺的新闻中，透露了“近来流感疫情形式严峻，为缓解就诊压力，北京儿童医院甚至都把退了休的医生返聘回来，因为门诊量实在是太大”（《同一天！两名儿科医生病倒住进ICU儿科医生缺口惊人》2018.2.4）。

新华网的报道，则提供了更多确切的数字：“2017年末，全国各大医院流感患儿增多，高峰期北京儿童医院日门诊量超过万人，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一天门诊量破纪录地超过13000人次。在天津，去年12月全市儿科门诊总诊疗人次环比11月增长41％；急诊总诊疗人次环比增长68％；新增住院患儿环比增长27％。儿科医生超负荷工作甚至累趴下，依然无法满足孩子们的看病需求。”《流感来了，为什么儿科也跟着“打喷嚏”》（2018.1.13）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发表了一篇关于公众对于流感以及疫苗认知的报道《中国流感疫苗接种率仅2%，公众对疫苗认知存误区》（2018.2.9），里面提到了中国疾控中心和各地的疾控中心一起做的一个民调，百分之五的被访者认为，流感是小病，不需要接种疫苗。虽然报道中用了“居然“这个词，显然并不认可这种对待流感的态度，但是如果我们深入想一想，这种态度又是如何形成？为何会对流感的严重性如此掉以轻心？那我们又要回到问题的源头：对于流感的权威解释，以及媒体又是如何对大众进行科学传播？

回到疾控中心的网页，在谈到流感的严重性的时候，整体的描述是平淡的：“流感是常见的季节性传染病，绝大多数为轻症，重症和死亡的病例较少，季节性流感一般的病死率大概为0.01%。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每年流感的季节性流行可导致约29万至65万死亡，我国每年同样也有流感感染导致的死亡病例。”

而在死亡率统计方法上，由于流感引发并发症，或者导致原有的疾病恶化并造成死亡，因此一些国家和地区，不会对流感病毒进行检测，把死亡归咎于原有的疾病或者并发症。说到这次流感死亡数字，截止2月6日，香港有114人死亡，台湾49人，澳门1人，这些地区都是运用现时的国际标准，把所有因为流感引发其他疾病而死亡的都统计在内。这样做的必要性，正如世界卫生组织在2009年就指出：“在19世纪开始采用估算超额死亡率的方法以便记录原本会被忽略的这些与流感相关的死亡。这种估算有助于纠正认为流感是一种很少造成死亡的轻微疾病的想法。”

2003年非典期间，我在北京呆了一个多月，深刻的理解，对于任何的传染疾病，准确和及时的信息，对于公众自我保护，以及整个公共卫生环境的重要性，当然，媒体在传播这些资讯时的重要性。很多因素，会影响公众的判断力以及行为。

比如，之前提到的民调显示，三成中国的被访者担心疫苗不安全，这和曾经发生过问题疫苗的丑闻会有关联，民众只能能够采取这种被动的自我保护方法。不过说到疫苗，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关系到经济负担、接种便捷度、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对医药行业过度商业化的担忧，当然，还有对官方权威的信任度等。

还记得日本核辐射发生之后，香港地区也同样掀起了买食盐的风潮，此时香港的卫生官员和专家出面澄清和解释，很快产生效果，由此可见信息提供和发布方的公信力程度。不过，同样的，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在香港，也出现了是不是听政府官员和权威专家们的意见而打疫苗的争议。

不管怎样，这都关系到公众安全的问题，都需要透过媒体这样的公共平台进行讨论，或者是进行科学传播，让读者接收足够多的卫生常识，同时找出疫苗接种率低的原因——到底是因为缺乏意识，还是因为没有途径？媒体是否能够找到正确的人和政府部门，去回应公众的各种担忧和困惑，解答各种困惑，澄清各种传言？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媒体能不能做到，避免充当医药公司的推销人角色，把软文和真正的报道，区隔开。

一个在美国的中国朋友在看完了那篇刷屏文，分享了自己的先生前两个星期染上感冒如何自我处理：“他没有进过办公室，都是在家工作。也不准我们任何人靠近他一米之内。所有纸巾杯子之类都是自己处理。很幸运，他只是严重感冒，不是流感。之后他就乖乖去打了流感疫苗。”

如果每个人都有很好的卫生习惯，本身就是一种自我保护和保护他人的方法，至少降低了被传染的几率，或者再传染给别人的几率。而这种习惯，需要个人的行为改变，更重要的是一个社会环境。

我还记得非典之后，很多次在香港坐电梯，如果有人打喷嚏但是没戴口罩，总是会遭到周边的人惊恐和嫌弃的目光。我倒不觉得这样的反应是冷酷或者无礼，倒是那些明知自己得了感冒，却不戴上口罩在公共场合出入的人应该反省。不过要改变旧的习惯，养成新的习惯，接受新的事物，肯定不是一蹴而就的，很多人，都是在痛定思痛之后。

非典对于很多人留下的印象，是众志成城的决心，是一场胜利，但也要记住这背后公共卫生预警机制的缺乏，是需要吸取的教训。

非典之后，中国媒体可以做的很多，监督建立和运行一个良好的公共卫生预警机制，要求及时公布和更新各种流行性疾病数据，同时可以让公众便捷的查询相关资讯；探索目前的医疗资源，是否足够应对突发的流行疾病，比如疫苗是否充足，是否有恰当的分流措施，是否对基层前线医护人员进行了足够的培训等；是否存在滥用抗生素的问题，滥用的后果会有哪些。

从公众和社会层面，媒体则可以透过大量的篇幅，持续性地报道，进行公共卫生传播，让公众和社会，借机改变个人习惯，改变社会环境，因为在中国，公众意识的唤醒和行为习惯的改变，媒体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由中国媒体的公共属性，以及公众的资讯渠道来源所决定的。

四五年前，做过一期关于滥用抗生素的专题节目，这是一个注定没有收视率的话题，就好像之前和同事们一起做的关于职场性骚扰，学校性教育问题等。但是作为一个媒体人，坚持做这样的话题，是因为认定这关系到巨大的公共利益，因此希望，能够尽一点力量，激发起一些关注。当然，最终没有在公共舆论中掀起丝毫涟漪，这是因为，如果只有媒体零星，而不是各家媒体密集式的接力报道，这些还不是热门的话题，是无法形成关注度的。

科学传播，还有健康传播，一直是这些年在传播学研究中相当热门的领域，目标是把科学和医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大众常识，从而改变个人的态度和行为。而进行这类传播，需要媒体人本身具有除了专业知识，用来理解这些知识之外，也需要拥有足够强和比大众更加敏感的意识，意识到哪些问题虽然被大众忽略，但却是重要的。

中国的媒体拥有了不少法律和金融背景的专业记者，在进行法律和财经传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或许需要开始考虑，增加医学背景的媒体从业人员，承担起这个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本文原标题《流感下的中国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