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方萌：女权主义者错在哪里？
近年来，女权主义逐渐成为中国公共领域中的重要话语之一。和女权主义者一样，我也信奉性别平等的原则，可对她们的某些论调实难苟同。我知道女权主义内部存在分歧，有些主张女权的人并不希望自己被称为女权主义者。出于方便和习惯，我仍使用“女权主义”一词笼统地概括本文所批判的观点和主张。考虑到大部分女权主义者，尤其是国内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女性，我一律用“她们“指代女权主义者，希望身为男性的女权主义者不要介意。
轻视事实
据英国学者弗里德曼（Jane Freedman）考证，1872年法国作家小仲马首先在政治意义上使用了“女权主义”一词，它被用来描述女人的男性化。早在1927年，社会学家潘光旦如此描述了当时的女权分子：“有少数女子，和大多数普通的女子不同，她有许多不像女子的品性，或是情感薄弱，不想嫁人；或是女性薄弱，不想生子，同时她也许不无相当的文学天才，或艺术天才，甚至有些少组织和调度的能力。”今天的某些女权主义者也确实给人以男性化或女性气质较弱的印象。
在当代中国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中，我们不难找到这样的例证。中山大学中文系的艾晓明教授在女权界赫赫有名，她的一篇专访标题便是《我大概勉强可以归为女人》。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戴锦华教授是另一个范例，她在年轻时就被学生起了个外号“戴爷”。几年前我慕名到北大旁听戴老师讲课，她旁征博引，口若悬河，堪称”魅力教师”。只是有一点，她将斯大林的卒年说成了1956年。课间休息时，我走上去跟她说应该是1953年。戴锦华点了点头，便继续抽她的烟了。
相对于核查数据和事实的准确性，戴锦华更有兴趣解读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这种学风可能造成了她论述中的硬伤。为了批驳“妇女回家论”，戴锦华在一篇访谈中举出反例：“……研究发现，一个1-5岁孩子的母亲，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人群；抱着一个婴儿的母亲，在一位美国女性社会心理学家的描述中，是一种‘社会隐形人’。她时刻都有可能濒临崩溃，但大家根本不看她、不关心她。 ”
且不说日常生活中有多少家人和朋友关心婴幼儿的母亲，我们只要比较一下各国女性的自杀率，就会发现戴锦华所言不实 。加拿大统计局在官网上公布了2010-2014年该国的女性自杀率数据。由于每年的自杀率略有变动，我计算了各年龄段女性在这五年的平均自杀率。自杀随年龄增高的趋势很明显：女性在育龄期间（20-39岁）的自杀率基本保持在每十万人中6-6.5人，40岁以后上升到7.5-8.6人，50岁后达到峰值9.2-9.4人，60岁后又逐渐降至3-4人的水平。也就是说，加拿大自杀率最高的女性群体并非带孩子的妇女，而是更年期女性。
读者也许会说，加拿大是个富足平静的国家，热闹躁动的美国不见得如此。据2016年CNN的一篇报道，在美国所有成年女性中，45-64岁的中老年妇女自杀率最高，从1999年的每十万人6人升至2014年的9.8人 。另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一组数据，在中国自杀率较高的1999年，65-74岁年龄段的老年女性自杀率为每十万人39.2人，远高于25-34岁育龄妇女的18.3人。我很好奇戴锦华老师引述了哪项研究，能得出婴幼儿母亲自杀率最高的结论。
在另一次访谈中，戴锦华谈到了女性移民：“……不带偏见，就不难发现，在全球移民的事实当中，女性‘暧昧’的社会位置，使她们成为流动中文化身份的不确定者、可变因素；同时女性群体仍是最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处于最深重的剥削深处。”
这里带有偏见的正是戴锦华本人，她将女性移民都想象成了低技能的打工妹。其实早在2000年，前往发达国家的技术移民就有一半属于女性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移民国外的高学历女性比男性数量还多 。根据德国劳工研究所纳贾德（Maryam Nejad）的研究，在女性权利保护最少的国家，她们很少有机会迁移；而制度环境略有改善后，很多女性就会利用迁徙自由，搬到性别平等做得更好的地区或国家。移民机会正是女性所享有的权利之一，籍此她们才可以逃离 “最深重的剥削深处”。
忽视异见
在1995年《读书》发表的一篇短文中，今天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李银河率先在中国批判了“性别本质主义”。她将性别本质主义看作“一种把两性及其特征截然两分的观点， 它把女性特征归纳为肉体的、非理性的、温柔的、母性的、依赖的、感情型的、主观的、缺乏抽象思维能力的； 把男性特征归纳为精神的、理性的、勇猛的、富于攻击性的、独立的、理智型的、客观的、擅长抽象分析思辨的； 并且认为， 这些两分的性别特征是与生俱来的。”
李银河以重感情为例，强调这只是个体差异，而非群体差异：“人类中有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重感情； 但是前者不一定是女人， 后者亦不一定是男人。换言之， 有些男人是重感情的，也有些女人是不重感情的。把重感情当作女性整体的特征是错误的； 而把它当成是天生如此更是本质主义的。”她于是表明立场：“在性别问题上， 我最赞赏后现代女权主义的非本质主义观点， 这种观点强调男女这两种性别特征的非自然化和非稳定化……，建造一个两性特质的多元的、包含一系列间色的色谱体系。”
李银河的观点不难理解，也符合我们的常识。人类的个体属性千姿百态，男人中有很女性化的“伪娘”，女人中也有很男性化的“女汉子”。问题在于，李银河进而否认男人总体和女人总体之间存在任何内在差别。用统计学的话来说，她只承认组内差异，不承认组间差异。我们都知道有些男人个头矮，有些女人个头高，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认识到男人总体而言比女人个头高。身材高大通常被认为是男性特征之一，以至于个头高的女人会产生性别认同问题。戴锦华在一次活动中就坦言：“每次有人问我为什么变成了一个女性主义者，我都是特别朴素地回答，就是因为我长太高了。”
既然男女在外表上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他们在情感和思维上为何就不能存在此类差异？李银河说：“没有实验的证据可以证明， 女性更愿意依赖男性或比男性更重感情。”她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应当是：“有没有实验证据表明，女性和男性同样依赖对方或重感情？”根据日常经验我们也清楚，在挑选未来婚姻伴侣时，女性比男性更看重对方的经济条件，甚至收入高的女性也是如此。女权主义者对这类差异的答复很简单——这是两性社会化的结果，男人和女人分别被教育成那样了，他们出生时只有一些生理差别。语风尖刻的艾晓明在一次访谈中说：“男性的优势地位其实并不是因为别的，而仅仅是因为阳具的存在。”
至少其他女性学者承认，男性除了“那话儿”，还搞出点值得人类骄傲的精神文明。在《女性与哲学》一文中，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首先讲出一个明显的事实：“翻开哲学史，女性哲学家实在是太少了，连凤毛麟角也谈不上。”她随即以充满理论自信的口气解释道：“女性从根本上被剥夺了接受教育的权利。显然，哲学活动只在那些会读写的人中进行。”“在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女性完全被排除在这样的活动之外，不具有哲学活动所要求的宽裕环境，不管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
我完全相信这一事实——女性在东西方历史上长期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可我们还知道，有少数女性幸运地成为“会读写的人”，否则文学史上不会留下李清照和勃朗特姐妹的芳名，她们为何没有成为哲学家？因为她们“完全被排除在这样的活动之外”。看来，哲学思考就像桥牌俱乐部，如果男性哲学家不带女人玩，她们是不能独立思考的。还因为她们“不具有哲学活动所要求的宽裕环境”，可为什么斯宾诺莎，一个被驱逐出境，靠磨眼镜片艰难维生的隐士，能够在西方哲学史上留名？为什么葛兰西，一个出身贫寒，疾病缠身的可怜人，能够在十年牢狱期间写出三十多本札记，为政治哲学做出重大贡献？
我并不是要否定社会化理论，只是认为它还不能完全解释哲学和科学领域的两性差异。戴锦华曾设问：“只有在那一天我们才能回答生理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两性差异，哪一天？就是当文化的、压迫性的、歧视性的表述被破除的时候，我们才能说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被我们的生理结构所决定。 ”基于同样的理由，在那一天没有到来之前，女权主义者又怎么能确定两性差异完全是由社会化导致的？崔卫平老师说“真正的哲学活动是谦卑的”。那么，在谜底揭开之前，她是否也应该在科学面前保持谦卑？
顺便说一句，在几乎所有国家，男性的自杀率均高于女性，他们的预期寿命均低于女性。我将这个问题留给女权主义者思考——这两个指标上的性别差异，是由于男女之间本质不同，还是由于性别的社会化造成的？
漠视成因
有些女权主义者虽然受过系统的社会科学训练，却误导性地解释了男女差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李玲教授曾在一篇流传颇广的文章中称中国女性的“经济地位大幅下降”了。她主要列出了两项例证，一是“……90年代国企改革以来，女性劳动参与率大幅下降，学龄前儿童母亲的劳动参与率下降幅度更大。……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男性劳动参与率为78.2%，女性劳动参与率为63.7%。2000年男性和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差距为11个百分点，到了2010年，差距扩大到了14.5个百分点。 ”
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与其他国家相比如何。根据国际劳工组织估算的数据，2017年全球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为49%，而中国为61%。这比平均水平高出12%，比美国高出5%，比欧盟国家高出10%，比印度高出34%。中国的水平与去除高收入国家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60%）非常接近，与中上收入国家（55%）也相去不远，在国际比较中就是一个正常国家 。李玲认为劳动参与率与女性地位存在简单的正向关系，其实参与率较高的国家多是非洲穷国，如喀麦隆（71%）、埃塞俄比亚（77%）和坦桑尼亚（79%）。女性劳动参与率最高的国家是卢旺达（86%），中国是否应当向该国看齐？
在女性权利受到严重限制的国家，如一些阿拉伯国家和南亚国家，妇女劳动参与率确实很低，可这不意味着越高越好。全球高收入国家的这一指标为53%，经济发达的韩国（52%）与此接近，封闭落后的朝鲜（74%）则高出两成。为何女性劳动参与率随着经济发展降低？其实也好理解。在贫穷国家，夫妻双方不得不都投入工作，才能维持起码的生活水平。富裕起来以后，女性就有了更多选择，可以呆在家照顾孩子，丈夫一人的收入就足以维持家计。今天我们在中国大城市也不难看到这种夫妻内外分工的现象。工资卡上虽然写着丈夫的名字，但是大部分所得都花在了妻儿身上。劳动参与率降低，很可能说明女性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条件改善了呢。
李玲举出的第二个例证是女性收入的相对下降：“……1988年女性年收入是男性的84.0%，1995年，该比例下降为80.0%，2002年，该比例继续下降到79.0%，可见女性年收入占男性的比例在14年间呈下降趋势。”
女性收入相对于男性下降，是一个基本事实，问题在于如何解读这一趋势。我浏览了一些国内学者研究工资差异的论文，他们大都有发现两性的工资水平在逐渐拉大。这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下降是一致的，为了照顾孩子和操持家务，她们可以不工作，也可以做兼职工作，不用加班的工作，或出差很少的工作。这些工作的共同特点是工资较低，而回报较高责任也更大的工作则多由男性完成，因此统计数据反映出两性年收入差距增大。可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女性的经济地位下降，由于丈夫可以专心工作或投入事业，妻子可支配的资产也许比她参与工作时还要多。
有读者可能会问，为什么不能是妻子外出工作，丈夫在家看娃？最基本的原因在于男性自身就没有生育和哺乳的器官，而夫妻往往根据双方的“比较优势”分工协作。女权主义者习惯将“妇女回家”看作倒退，似乎女性一退出工作，地位就降低了。这同认为女性只应成为贤妻良母的传统观念一样，属于一种偏狭的看法。成为出色的职场女性，和培养健康的下一代，两者不都为社会做出了贡献吗，不都应该受到我们的承认吗？关键不在于工作还是回家，而在于女性是否拥有在两者间选择的权利。
再举一例。专栏作家侯虹斌这几年一直很活跃地鼓吹女权，去年她发表过一篇《无性无欲的日本给中国什么启示》。此文将日本的低结婚率和少子化归结于“男女不平等的传统文化”，如不鼓励女性读名校或工作，女性职场地位很低等。不投入工作的女性必须依靠男性养家，而不少收入较低的男性又养不起家，只好选择不结婚生子。她由此感慨道：“归根到底，还是应该让男性女性，可以无差异地享有‘工作权’。”作者在文中还强调说“调查结果才更能说明普遍的问题”，我们就来看看日本专家就这一问题的调查结果。
六十年代出生的女性是第一批经历少子化的日本人。日本东北学院大学的副教授仙田幸子（Yukiko Senda）在2015年就这批女性的事业和生育历程出版了一本英文专著。根据她的研究，日本女性少子化不是因为传统的两性文化，反而是因为打破了那种文化。
八十年代，日本立法禁止性别歧视，呼吁公众关注性别平等。社会制度和风气的改变使女性在工作和婚育方面有了更多自由，她们纷纷谋求职位，选择晚婚少育，甚至不婚不育。当年轻时赚钱消费的女性决定产子时，她们已经接近生育年龄的上限，不少人想生孩子也生不出来了。与侯虹斌的解释相反，低结婚率和少子化正是因为女性拥有了更多工作权利。
无视后果
就像在职场中要求增加女性数量，女权主义者也呼吁在政坛上和男性平起平坐。北大教授李玲曾抱怨：“每年两会女性代表和委员为会议增采不少，但女性代表的比例很低，代表性不足。”那么，如何才能提高中国领导阶层中的女性比例呢？配额制是一个简单有效的办法，只要规定选拔各级党政领导班子时，必须有一定比例的女性，中国很快就会改变男性主导政治的局面。
在2017年10月的一次交流活动上，“正午故事”的记者淡豹在回答提问时，明确表示她支持性别配额制，并给出了如下理由：“配额制能让女性进入她们传统上被歧视或者传统上排除女性的领域，让平时被忽略的女性声音有机会发出声来，进一步改变社会政策和制度安排。” “……如果领导层中、如果各界都有配额给予女性，那她们不仅能改变公众对于女性才能、角色的认知，还能够通过参与政策制定和发声来代表和提升女性权益。即使她们本人的工作内容并不直接与性别有关。 ”因此她认为“……配额制是目前绝对有效的政策。……配额制是在现阶段应当推进的，必须暂时执行的社会政策。”
全世界已经有一百多个国家采取了促进女性参政的配额制 ，包括保留席位或规定候选人中女性名额等手段，淡豹的主张也符合国际潮流。鼓吹政治上的男女平权并没有错，女权主义者的问题在于只宣传性别配额制的社会效益——“通过参与政策制定和发声来代表和提升女性权益”，而忽视了它的代价和问题，以及对女权主义核心价值的伤害。
在领导职位有限的条件下，性别配额制必然使一些称职的男性官员受损。女权主义者会说他们属于既得利益者，可为什么只照顾女性的权益？艾晓明老师曾说：“当我们说两性平等时，我觉得这非常不对，很不公平。应该讲性别平等，或者说人人平等，所有的性别、性取向都是平等的。 ”既然都是平等的，套用淡豹的逻辑，我们也可以说：“配额制能让同性恋进入他们传统上被歧视或排除同性恋的领域，让平时被忽略的同性恋声音有机会发出声来，进一步改变社会政策和制度安排。”
女权主义者可以辩称说我们应当首先考虑女性权益，可这就意味着排斥其他性别的地位。尽管意图在于实现平等，配额制却是一种基于特殊主义的制度。1982年，法国宪法审查委员会即据此裁定性别配额制违宪，禁止在选举中将候选人分类 。法国的女权主义者转而声称两性是一种普遍的人类区别，存在于所有群体之中。政治体制内的性别平等主张并非基于保护弱势群体，而是要维持人类两半部分的平衡。这一诉求虽然接近普遍主义，却也强化了男女二分法和李银河所批判的性别本质主义。
既使女权主义者要求配额制考虑所有性别，她们仍要面对如何对待其他弱势群体的难题。在印度，议会席位早先只照顾低种姓群体和少数族裔。当女性议员推动性别配额制时，有关议案就遭到了低种性和少数族裔议员的抵制，因为三种标准难以协调。何况，所谓女性政治家更能代表女性的说法也不一定真确。一个人的身份有很多种，性别只是其中之一，虽然是很重要的一种。女性分化在社会各个地域、行业和阶层，按这些标准划分的群体都可能代表她们的权益。
提倡配额制的女权主义者相信，女性在领导阶层的比例较低，并非因为能力不足，而是由于社会歧视。然而，印度地方政府实行性别配额制的经验表明，当选的女性议员欠缺相应的议政能力。公众也会认为女议员的公职来自优惠政策，而不是依靠她们的个人资历取得的 ，因此有些女权主义者也反对配额制。配额制下当选的女议员更有可能来自社会背景优越的阶层和家庭 ，尤其是男性政治家的女性亲属。女权主义者只关注群体层面的性别平等，往往忽视个体层面的背景差异，导致旨在支持弱势群体的矫正机制转变为精英女性的特殊上升通道。
本文列举了当代中国女权主义的四种病症：轻视事实、忽视异见、漠视成因和无视后果。她们敏感于地位差异，却不深究背后的机理；她们主张激进的变革，却不考虑付出的代价。女权主义常被丑化，甚至妖魔化，但也有自身说理不力的问题。在戴锦华看来，“女权主义是一种与男权截然相反的逻辑，不是规范，而是差异，不是压迫，而是包容与互助。 ”然而女权主义者常给人们留下相反的印象，这反倒强化了公众对女性的偏见——“非理性的”、“主观的”和“缺乏抽象思维能力的”。
在我看来，女权主义的错误并非源于女性自身的思维缺陷，而是女权分子鼓动的意识形态造成的。像任何身份政治一样，女权主义者追求的首先是尊严和承认，其次才是事实与真理。指出她们的错误很容易，说服她们认识错误却很难。如果说你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你也无法唤醒一个执迷的人。艾晓明说：“女权主义是去做，而不仅仅是讲……。”可是，一种理论基础薄弱甚至错误的主义，即使其追求者掌握了权力，也难免最终失败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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