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早：哀李敖——我死诸君思我狂，人间不见吵架王

一

李敖今天去世。

中国人讲究“盖棺定论”，因为一个人只要不死，你不知道他还会做些什么，说些什么。方死之际，“死者为大”，照例不会说太多坏话。渐渐尘埃落定，如果此人真的重要，才会有方方面面，左左右右，林林总总，各式各样的说法见于世间。

李敖（1935年4月25日—2018年3月18日）

因此，李敖已逝，对他的总体评价，才刚刚开始。他真实的影响力，也在准备显形。从此评论者们无法再去质询，印证，批驳，阿谀本尊，哪怕公然诬蔑，也无法起逝者于地下，再作回应。这一道舆论的炼狱之门，才刚刚开启。

于是我也在扪心自问：当此节点，面对李敖这样一位“熟悉的陌生人”——素无交道，又影响深植的写者，该说些什么呢？

照时下入殓文的爆款，一是悲情痛呼人类失去导师；一是绝情冷嘲过气文化明星；一是深情怀缅年少时的震惊向往。李敖的好处，是哪一条都挂得上，而且本人金句就很多。这种逝者，真是文字入殓师的至爱。

我想来说说李敖的最大人设：吵架王。

二

李敖应该算是胡适的弟子，但绝大多数人都会认为在白话文时代，李敖与鲁迅最相似。李敖曾经自称包揽五百年来白话文前三。其实白话文时代，也就一百来年。如果评选这一百年的“吵架王”，鲁迅与李敖之外，恐怕不做第三人想。王朔韩寒，都是小焉者。我们可以说，用白话文吵架的传统，鲁迅创其始，李敖扬其波，他们两个人，是近代中国文坛吵架史的巅峰。

这一百年，中国各种激战辩论，擢发难数，何以鲁迅李敖能成为巅峰？不仅仅是二位天纵奇才，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的配合。

先说天时。中国传统人格养成谱系里，儒家无疑是最显型的因素。儒家的吵架王是孟子，但孟子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矣”。到底个人是不是好辩，只有天知道。但一定要表现出作者的委屈：我不是好吵架，我也想温、良、恭、俭、让，我也想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可是——大义面前，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欧阳修）！这就难怪康熙四年，儒家学者杨光先将他攻击、批判西洋传教士、西洋历法的各种奏疏文章汇集成书，书名就叫《不得已》。

但是中国传统人格，在儒家温良恭俭让的面貌下，其实有一股悍厉狠勇的潜流，那就是法家。法家祖师之一韩非，据说是个结巴，所以狠劲儿不在嘴上，而在笔下。但是法家这种特质，除了以吏为师的秦朝，浮出水面的时候很少。大部分时候，中国人的吵架传统，暗涌在各地衙门的讼状，刑名师爷的判语，六部书吏的批文，党争私斗的奏疏之中。与青词、祭文、碑铭、硃卷、小品，一明一暗，一显一隐。两部分文字，共同构成了中国文章史。

在传统中国，吵架文不能公开，一旦公开，儒生的风度颜面尽失，文人之争，宜温柔敦厚，不宜赶尽杀绝。以斗争为事，以斗争为乐，以斗争为业者，根本上不了士林的台盘。这个传统，被鲁迅与李敖打破了。

之所以说天时，是因为儒家的礼仪强制性在近代被基本摧毁，“法家人格”也有了独立生存的空间。鲁迅曾说自己中庄周与韩非的毒太深，庄周随便，韩非峻急，这两者都不为儒家正统所喜。鲁迅李敖对儒家正统的反叛程度，明代有李贽徐渭这样的先驱，但鲁迅李敖却没有落得李贽徐渭那样的下场。苏雪林写信给胡适，骂鲁迅为“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胡适并不认同，反称苏雪林的说法是“旧文字的恶腔调”，也就是说，将行为离经叛道者冠上“名家罪人”而以大义诛之的时代过去了，这才有了鲁迅李敖这种“吵架王”存在的可能。

1941年，小学时期的李敖

三

像鲁迅的祖父周福清，也是极喜骂人的性格，急起来像“昏太后”这样大逆不道的话都张口便出。倘在明清文网最密的时代，这就是满门抄斩的罪名。幸好此时已是晚清，又没人告发，但周福清的谑骂，也只有家里人能听见，因为他没有舆论工具。鲁迅老师章太炎，在租界办《苏报》，说了句“载湉小儿，不辨菽麦”，就被清政府要求租界引渡，要问罪杀头。

说鲁迅李敖是吵架王，跟他们都喜欢，或者说，不怕打官司有关。中国传统总强调“息讼”，秀才帮人写状子，是有可能被褫夺功名的。文人也一向不喜欢上法庭，当年“《马桥词典》抄袭之争”，还有许多作者联名上书，希望“文坛官司文坛打”，不要让法院来判断是非曲直。郭敬明被判抄袭，拒绝道歉，大家拿他也没什么办法。

鲁迅打官司不算多，但最著名的两次，都是主动，都是为了维权，一次是以下告上，向平政院起诉顶头上司、教育总长章士钊滥用职权，罢免自己教育部佥事之职；一次是以师告生，要求学生李小峰创办的北新书局赔偿拖欠的版税。这两场官司，放在比较温和怕事的文人身上，恐怕都没有那样决绝的态度。而鲁迅的毅然出手，对法律的信任与借用，在现代文人里也是独一份。

至于李敖爱打官司，那更是尽人皆知。他曾经三次入狱，起诉、应诉的官司应该超过百起（具体数字等研究者统计），近几年他打的有名官司，还有起诉著名学者许倬云诽谤，号称要起诉主持人小Ｓ等等。或许不少人会认为这不都是些鸡毛蒜皮吗？具体因由姑置不论，懂得、善于利用法律保护自己，也是李敖与鲁迅共同的特点，也是两位吵架王可以行走江湖的护身法器之一。顾颉刚曾经声称要控告鲁迅，鲁迅表示“等你来告”，后来也就偃旗息鼓了。文人不较真，或者说，法律环境不能帮助文人较真，这是只见“千士之诺诺”，未闻“一士之谔谔”的重要原因之一。

鲁迅与李敖，虽然异代异地，但所幸已大致沐浴在法治的光辉之中，鲁迅时代有白色恐怖，好在有租界庇护，否则浙江省党部“呈请缉拿堕落文人鲁迅”，就足以让大先生尝尝牢饭风味。李敖在戒严时代付出了坐牢三次的代价，但毕竟台湾当局有所顾忌，抢书抓人，却不敢轻取人命，也才有了“文化太保”李敖能得善终的奇迹。

是的，这是一个奇迹。有法可依，这就是两位吵架王得以诞生的地利。

四

最后来说人和。鲁迅与李敖，他们是真的爱吵架吗？吵架王的诞生，正面价值与负面价值各是什么？

鲁迅其实有很儒家的一面。比如关心“无数的人们，无尽的远方”，特别关注东欧弱小民族的命运与反抗，扶植年轻作家，支持木刻运动，保存北平笺谱，整理乡贤文献，等等。鲁迅说他中庄周与韩非的毒太深，也不是谦词。庄周随便，结果是悲观虚无，韩非峻急，结果是腹黑多疑。我们读《鲁迅论争集》，赞赏鲁迅的论辩讽刺功力之外，也难免时时感到反应过度之处正多。鲁迅不是那种“我就代表大义你们都是垃圾”的正人君子型，相反他是觉得对手的鬼域伎俩，他都能一一识破。只是很多时候，那未必真是对手狡猾无耻，相反可能是迂腐木讷。

顾颉刚在日记里，百思不得其解“鲁迅为什么要攻击我”，找了好几条理由，怎么都想不到是随口说“听说《中国小说史略》抄日本人著作”惹的祸。陈源在论战当中，出来号召双方“带住”，不一定是存心拉偏架，真有可能是fair play的英国绅士气发作，却被鲁迅解读成“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隔了七八十年，我们回头看民国文坛学林种种，很难认同那些是非恩怨，需要上升到“一个也不宽恕”的程度。胡适对鲁迅的“狺狺攻击”，当然也有不满，但能在斯人逝后，作持平之论，值得我们细思此中得失。

李敖学理政见上认同胡适，文章风格更像鲁迅。他的私下为人如何，人言人殊，我们不曾亲炙，难下定评。从李敖自己塑造的文字形象来看，他确实是有意识地一反传统“君子”的那种清高形象。李敖曾说，从历史上看，君子都斗不过小人，因为君子要讲形象，要有底线，而小人无底线不要形象，不择手段。君子要想斗赢小人，也必须不择手段。李敖在《李敖快意恩仇录》里有一段表白：

多少年来，在国民党堵塞每一种渠道的暴政下，大丈夫“没有正常的用武之地”，要想出头，难免要有一些世俗眼中的“花招”、个性、新闻性，但这些招数使出来，你就不可能有“正人君子”的“清望”形象了。……视正常为反常，这种代价，是我们志士仁人不得不付出的。

这一点，能看透的人不少。比如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里评论说，每当转型时代，最得意的莫过于元稹这样的无底线之徒。但是能够身体力行，又能化险为夷者，好像也只有李敖一人。同样以自由主义立场传承儒家“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传统，胡适、殷海光、雷震，都做了很大的努力，李敖也一样。但李敖的下场，没有前辈们的凄凉之感。也有人评价说李敖善于小骂大帮忙，不触及根本。这个罪名，鲁迅，《大公报》，都曾经荣膺过。鲁迅所说的“堑壕战”，其实不也就是这个意思？

自然，吵架王并不全是正面意义。吵架要吵赢的要义，在于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而且要多用归谬法，比喻要形象，善于扣帽子，起外号，画对手的漫画像……这些手段，鲁迅与李敖都用得炉火纯青。但这些手段，可以助益于吵架的胜负，但无益于问题与道理的探讨，反而会徒增意气，损耗元气，以个人恩怨代替公共讨论。

一部《论争集》，后人要从中寻出道理而非八卦，需要做很多的清理工夫，更可惜的是，很多后辈得其形不得其神，只学会了一触即炸的脾气，刻薄尖酸的笔法，全不知作者探索真理、关怀社会的初衷，这种戾气的增加，会消解问题的深度，带偏讨论的方向，也就成了吵架的果报。

1955年，就读台大时期的李敖

五

还需要补充的一点是，鲁迅李敖能成为吵架王，跟他们的经济独立（不一定是“财务自由）有很大关系。吃人嘴软，拿人手短，依附大树的寄生虫，一言一行不得自由，又谈什么特立独行，独抒己见？再能吵架，也不过是高级水军。

要成为吵架王，一定要敢于、善于争取自己的经济利益，以此求得独立发言、无惧无畏的底气。这一点，其实挡住了很多写作者，让他们欲言又止，藏头露尾，沉默而生。

李敖2005年来北大演讲，我当时也还在燕园，但没有资格到现场听讲，看的网络直播。记得演讲中，李敖引了一句陆游的诗，给我印象很深刻。后来查了查，其实他早在1999年“李敖来台50年演讲会”中，已经说过这一段话：

最后，我引用宋朝大诗人陆放翁的一句诗，“樽前作剧莫相笑，我死诸君思我狂”。我在你面前跟你开玩笑、作秀，你不要笑我，因为等我死了以后，你会想我想得发疯。

李敖的一生，确实充满恶作剧的顽童气质。这一点，让很多大人先生挠头，也让很多后生小子失色。然而，这是我最珍视李敖的一点，毕竟在中国，世故的人太多，特立的人太少，吵架王不是想当就当王蒙说鲁迅不能太多，好吧，这种人确实容易给人添堵，流行说法是情商太低。那就照柳亚子评苏曼殊的话好了，这样的畸人“不可有二，不可无一”。

李敖辞世之日，重读他的成名之作《老年人和棒子》，写此文时，李敖才26岁。里面有些段落，真是精彩：

我们彷佛看到一批批的英气耿介声盖士林的青年人，他们一个个都从青丝老到了白发，他们还算是高明的人，虽然显得老惫，还能勉强维持最后一道防线，不太肯胡来，他们的“老气”不复以达工部所谓“横九州”的地位了，只好以望七之年，去做“横秋”的壮举了！老朽昏愦卖身投靠的一辈我们不必说，即以最开明一代的老先生而论，从写《人权与约法》时代的胡适之到写《容忍与自由》时代的胡适之；从《人权论集》时代的梁实秋到《远东英汉字典》时代的梁实秋，我们多少可以看出他们转变的痕迹，弗洛斯特在他那首《预防》（Precution）里，说他年轻时不敢做一个急进派，因为怕他年老时变成一个保守派，我并非说胡适之与梁实秋已变成保守派，我是说，他们今日的“稳健”比起当年那种生龙活虎意气纵横的气概，是不大相称的！　 

对那些老不成器老不晓事的老爷们，我不愿再说什么，对那些老着脸皮老调重弹的老奸巨猾们，我也不愿再说什么，只是对那些以老当益壮自许、以老骥伏枥自命的老先生们，我忍不住要告诉你们说：我们不会抢你们的棒子，我们不要鸣鼓而攻我们的圣人的棒子，我们不稀罕里面已经腐朽外面涂层新漆的棒子。我们早已伸出了双手，透过沉闷的空气，眼巴巴地等待你们递给我们一根真正崭新的棒子！

（2018年3月18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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