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轶君：真正的新闻死去是必然，但这是我们拥有的短暂奢侈

陈季冰的《真正的新闻正在死去，可怕的是无人在意》，像一块广告牌，为前路树立警示。没错，严肃新闻，甚至是任何需要思考的公共话题正在消亡，但我的观感并非全然“可怕”，而是有些复杂——这些话题消亡，其实是我们拥有的短暂奢侈，直至，更大的灾难来临。

公共议题的消失，源于公共领域的缩窄。季冰所谓“真正的新闻”，是大众传媒时代的经典操作与产物：journalism（闾丘露薇最近有篇文章提醒我们注意news和journalism的区别）。news是天然矿物，有人就会有消息、讯息存在，journalism是取材矿物精制成乐器，发出黄钟大吕之声，是一门手艺活。哀婉这种手艺以及大众传媒时代消失之前，不妨回顾下它是如何开始，如何辉煌的，或许可以看到，journalism的繁荣不过数百年，我们不过恰好活在朝代更迭间。

最具公共性的话题，是大规模战争和灾难。因为它威胁到每个人的存亡。覆巢之下，人们对信息的渴望达至最高。世界上第一份印刷新闻媒体，是1513年出版的《真实遭遇战》（The Trewe Encounter），记录了英格兰与苏格兰交战的弗洛登战役。Journalism，“真正新闻”的繁荣期，推动记者成为“无冕之王”的时期，与美西战争、两次世界大战、越战、冷战、伊拉克战争紧紧绑在一起。

驱动大众寻求讯息的欲望构成了信息的公共空间。17世纪，新闻在欧洲商业中心发展起来，荷兰英国德国从事对外贸易的港口城市相继出现报纸。“金钱”一直督促着“真正的新闻”和严肃新闻生产者不屑的内容。新闻教科书教导5个W一个H，（what， who， when， where， why， how），但是20世纪30年代《纽约先驱论坛》的主编就发现了，真正吸引读者的是3个W（woman女人，wampum金钱，wrongdoing罪恶）。今天眼球新闻大行其道，不过是遵循了这些不大声说的潜规则。

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过后，世界60年没有出现过大的动荡与灾祸，温饱不成问题，换句话说，不用为千万里外的战争操心，近年来，我们有了只关心“十公里”小世界的奢侈。想想看，你如果只留意（甚至不留意）眼皮底下的事情，是不是仍能歌舞升平？此处不讨论生活的意义，仅仅就生存现状而言。

季冰提到的流感、伊朗油轮，为什么少人关注？坦白说，因为大多数人不关注依然活得不错。当下，我们拥有不关心公共事务而生活不错的可能，尽管这听起来多少有点讽刺。拿流感来说，当时让我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是一篇“流感下的北京中年 ”，忽然意识到有人因此死去（后来这篇文章也被诟病漏洞，不可直接拿来当医学词典用）。对于真正患上流感的家庭，我的两个孩子就相继出现症状，朋友发来一个值得关注的医师微博，他提到必须扛过八天——儿子连续夜间发烧40度，我咬着后牙忍过七天没让他去打点滴，第八天他真的好了，直接郊游去了。

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分众传媒在发挥作用。如果回头检索一下，会发现从财经到搜狐到央视，其实都有报道流感，甚至流感侵袭全世界的报道，只是人们已经失去了从大众媒体获取信息的习惯。而这场流感也真的没有严重到sars的地步，否则大规模恐惧还是会把这样的危机推上头条，除非刻意隐瞒。

再说伊朗油轮。惭愧地说，“中国”、“伊朗油轮”这样的词，对我的专业来说应该是高度敏感的，但我第一时间也没有太过在意（非常不应该）。这种对讯息的“疲惫感”，在news严重过剩的今天是普遍的。每个人一天只有24小时，新闻从业者不能指责一般民众在八小时之外娱乐至上，不理那些“严肃的东西”。现在人们的业余生活内容跟大众传媒时代完全不同——如果还有“业余”二字，因为上班的定义也在模糊，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我在不同场合都提过，近年来中国民众对外国的事情关注直线下降，除了种种限制之外，一个原因恰恰是互联网的发达。一来不缺填充注意力的讯息，二来各媒体流量为王，国际新闻只要在互联网上摘抄翻译，何苦花大把银子派人采访第一手信息？更何况现场采访的点击，未必超过一个耸动的标题。我当然为此忧虑，但我不能否认它存在的逻辑。

二战结束，柏林墙倒塌，这世界大局上和平了几十年。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我们不用知道的事情越来越多，比如自来水是怎么出来的，直到有天水被污染了。当世界整体上和平安全繁荣，你并不一定需要热衷公共事务，这是一种奢侈。但是，在很多国家，如季冰提到的瑞典，战后最大的公共事务是选举，所以一定要保留优质的公共媒体，这对人们理解国家事务并参与其中至关重要（在这些国家要不要保留政府出资的公共媒体也在引起争议，BBC砍了预算，瑞士公共频道也遭遇一轮公投，结果保留了）。一如幸福的美国人民对世界局势懵懂无知，但前提是国内之事获得充分讨论。

有个叫埃里克·哈格曼的美国人做了个实验，决定在特朗普时代当一个“一无所知”的人。他拒绝知道2016年11月8日之后美国发生的任何新闻。去星巴克也要戴上耳机听白噪音，严防邻桌剧透。今年三月《纽约时报》采访他的时候，实验仍在进行中，埃里克说自己的情绪从未如此健康。“我几十年里一直关心新闻，但我从来没有因为新闻而做过什么事情。”他曾经是企业高管，赚够了钱隐退养猪场，退出公共事务讨论，日子过得无比平和，还开始了艺术创作。

埃里克将我之前描述的这种不理公共事务的奢侈生活具象化了。尽管他这么做的初衷有政治抗议的成分，但仍然示范了一种可及的生活方式。你或许没有足够的钱远离人群去养猪，但用娱乐把自己与公共事务隔开的门槛很低。

我是大众传媒时代一路浸淫过来的从业者，内心深处留恋“无冕之王”的传说，但我深知它的前生今世不过是某种逻辑下的产物。在我看来，并不是互联网杀死了大众传媒，而是这个行业进入繁荣期的同时，已经包含了让自己有一天凋零的种子——19世纪纽约新闻编辑，已经意识到必须有广大受众新闻行业才能繁茂，于是改变内容只服务于精英的导向，转而取悦大众，通俗好笑犯罪故事篇幅加大（美西战争成名的赫斯特，甚至看穿“人们喜欢虚构，甚于追求真相”，不必在意新闻的真伪）。这时，这个行业已经埋下了有朝一日让位于娱乐的种子，互联网不过是助长、彰显、加快了这颗种子的生长，直至压垮了同一株树上的“严肃内容”。今天的新闻机构差不多都是广告公司，要在圣母与“商业的女仆”之间挣扎。

不必哀叹。直至更大的灾难降临，战争，或者灾祸，公共报道必将复苏，除非是刻意阻挠。那么，我们是否应该祈祷没有“真正的新闻”，仅留存小确幸呢？不论我们是否祈祷，这种情况都不会永远存留下去。不是严肃内容不见了，这一个原因会招致灾难.原因不是单一的，逻辑也不是单线的。不能忘记人性的因素，世界大势的驱使。

我认识的许多优秀媒体人离开了这个行业。因为大众传媒时代结束，现在的新闻行业越来越标准化，需要越来越少的天份和才能。真正的新闻正在消亡，不是因为讯息少了，而是能够提出好问题的人，快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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