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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宁 2018-05-23

位于西南腹地的四川,与西方科技的接触自然比东南沿海要晚一些。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各通商口岸的开放,刚刚诞生不久的照相机就来到了中国。在几个口岸城市附近,它们记录了一个个外国人社区的成型与其后的发展,在城市里及其他一些西方人被允许游览的地方,它们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写实的方式,将那些地方的山川河流、人文景观都精准地留存了下来。


但照相机与遥远的西部一直隔着崇山峻岭,1860年代以后,南方的香港、广州、上海、福州,北方的天津等城市都逐渐出现了商业照相馆,部分甚至是由已掌握了摄影技术的中国人在经营,而此时道路艰险的西南几省,与早期来华摄影师的活动范围尚未见交集。这时在西部地区活动的外国人,主要还是派驻时间较长的传教士,照相机这种复杂笨重、耗材不易获得并且极易引起民众恐慌的洋玩意儿,在这一时期很少出现在传教士们带去西部的行李当中。


到1870年代,在商业、外交、科学考察、生物采集等各种目标的驱使下,西方人在西南地区的活动频繁了许多,在一些经常被采用的成熟路线上,照相机开始成为一种值得考虑的旅行装备。渐渐地有越来越多的游记和考察报告中附上了由照片转制的版画,或是以印制精美的珂罗版照片作为插图;1890年代照相机变得更加便携之后,更多人基于考察的目的或个人爱好带着照相机来到中国西部,川渝地区的影像由此较多地进入外界的视野。


最早来到传统的“巴蜀”地区拍照的西方人应该是著名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逊(John Thomason),在游历了广东、福建两省的一些沿海城市,探访了台湾内陆,北上至天津、北京游览拍摄之后,1872年初,他沿长江西进,过宜昌进入三峡。他乘船一直前行到重庆巫山县,因天气原因放弃了原本前行至夔州(今奉节县)的计划。他拍摄的长江三峡(严格来说只有西陵峡和巫峡)是宜昌以西的内陆地区最早的照片,也是现在能看到的中国早期影像中最为壮美的自然风光,在他之前那些经长江航道进入西南腹地的西方人著述中令人惊叹的高山峡谷,第一次以清晰的面貌呈现给外界。


约翰·汤姆逊摄影作品

约翰·汤姆逊摄影作品


约翰·汤姆逊摄影作品


在汤姆逊之后,下一个成功拍摄了川渝地区的摄影师通过三峡的时间,已经是十七年后的1889年。在这十几年里英国人在重庆设立了领事馆,有几支西方探险队相继进入四川盆地,如1871—1872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的第七次中国考察,1879年匈牙利探险家贝拉·塞切尼(Béla Széchenyi)经四川、云南前往缅甸的考察;此外还有一些以个人名义进行的游历,足迹北至松潘,南至宁远(今西昌)。


到1880年代末,川内几条交通干道上的主要城镇已经频繁地出现在西方探险家的游记里,但拍照依然是一件多数人都不想或无力尝试的事,直到1889年,英国博物学家安特卫普·埃德加·普拉特(Antwerp Edgar Pratt)的到来。普拉特拍摄了他途经的嘉定府(今乐山)、大瓦山、峨眉山、打箭炉(今康定),数量虽然不多,却都是这些地方到目前为止已知的最早的照片。


宜昌

普拉特定制的船

巫峡

新滩

乐山附近

前往打箭炉的必经之路瓦斯沟

打箭炉城内

打箭炉附近的山景

进入1890年代,照相器材的便携性大为提升,操作愈加简单,这使得那些即使要翻山越岭才能到达目的地的旅行者,也能轻松地带上一两台了。19世纪90年代在川渝地区拍照的西方人,作品最多内容也十分广泛的,是两位女性。英国女作家阿莉西娅·立德(Alicia Little)随经商的丈夫阿奇博德·立德(Archibald John Little)于1880年代末初次来到重庆,并在1892年至1907年间在重庆生活了很长时间。她用她的小型相机拍摄了她居住的城市、接触到的中国人,以及她与丈夫在四川省内游历时沿途的所见。


另一位同样来自英国的女作家伊莎贝拉·伯德(Isabella Bird)却没有选择轻便但画质欠佳的小型相机,作为约翰·汤姆逊的忠实拥趸,她依照汤姆逊提供的专业级建议购置器材,带着依然庞大又沉重的大画幅照相机和数百张玻璃底片踏上了她的西部之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伯德入川行摄时,已经65岁高龄,但她在川内行走的路线却不同于大多数远比她年轻的游览者。从万县开始她选择了陆路,沿着四川盆地的北部边缘走到灌县,在成都休整之后,又进入岷江河谷一直走到接近马尔康的梭磨。在川西北的这一片地区她拍摄了很多珍贵的照片,女性的细腻和作家的洞察力使得她的图文游记包含了丰富的信息,在今天读来依然新鲜有趣。


伊莎贝拉·伯德作品

伊莎贝拉·伯德作品


伊莎贝拉·伯德作品


伊莎贝拉·伯德作品


进入20世纪之后,川江航运条件的改善使得由东部入川的旅途稍微轻松了一些,尽管大多数时候纤夫依然是船只上行唯一的牵引力,但至少理论上汽船可以航行至重庆了。此外在西、南两个方向上,通行的阻力也比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时小了很多,尤其由缅甸或越南经云南至宜宾或西昌的传统路线这一时期相对通畅,许多外国人因此选择了从西南方向进出四川。到这个时代拍照已不再是难事,于是从1900年代开始,只要对摄影有兴趣,又能负担得起不算高昂的花销,几乎所有的旅行者都可以成为这一变革时期的记录者了。


1903年,威廉·盖洛(William Edgar Geil)从上海开始了他的第一次中国之旅。他沿长江而上,进入四川地界后,先是在万县停留了几天,然后到达重庆。与清末民初大多数进入四川旅行的外国人不同的是,他没有继续西行、去探访首府成都或是更进一步地前往别样的川西高原游览一番,而是规划了一条最短的出川路线。


他从重庆开始走陆路,经永川、立石场到达泸州,稍作停留后经南溪至叙府(今宜宾),然后便前往云南昭通,经昆明、大理、腾越,由缅甸回国了。这一路线的选择使得他拍摄的照片中包含了之前几位入川的摄影师没有到达或只是在匆忙中拍了一两张的川南地区,对于宜宾、泸州两地,盖洛在《扬子江上的美国人》中收录的照片算是最有价值的旧影像资料了。


威廉·盖洛作品

威廉·盖洛作品


到1910年前后,入川并留下大量作品的摄影师就更多了。著名的植物猎人威尔逊(Ernest Henry Wilson)在1903年至1911年间三次来到四川,其中1907年之后的两次四川之行都带着照相机。他在今川渝两地行走的路线包括传统的长江、岷江水路,由巫溪经宣汉、阆中、三台至成都的川东北陆路,以及他主要的目的地、在他之前已多次被摄入镜头的川西高原。他留下的照片总数逾千张,其中大部分是与工作相关的博物学记录,但每当经过一些重要的城镇,或是风光优美的地点,他也会将之拍摄下来。他的照相机也到达了一些之前从未被拍摄过的地区,比如从大宁县(今重庆巫溪)经东乡县(今四川宣汉)到仪陇县这一条普通旅行者几乎不会考虑的陆路,这条线路远离便捷的水路和官道,安全性也远不如“大路”有保障。在这条几乎是由神龙架径直往西的非传统的入川路线上,威尔逊留下了一些城镇几乎是孤品的老照片,因为同一时期再没有其他摄影师走过这条路。


威尔逊作品

威尔逊作品


威尔逊作品


威尔逊作品


1905年,弗瑞兹·魏司(Max Friedrich Weiss)作为德国领事馆的代表被派住成渝两地工作,1907年被任命为驻成都的代理领事,1911年正式担任领事一职。同年秋天他与新婚的妻子海德维希自三峡入川,沿途拍下了很多长江两岸的自然和人文景观。


魏司夫妇

得益于不断进步的照相机技术,这时的照片除了可以呈现宽广的视野和丰富的细节,对动态的捕捉也足够理想了,因而魏司在长江边上的万县、重庆这些地方拍摄的照片与之前途经此地的摄影师们拍摄的照片相比,拥有更偏纪实而非风光/旅行摄影的特质,在他留下的照片里可以看到各自忙碌的人群,或是船工们正在工作(而非摆拍)的情景。


在1912年至1914年寓居成都期间,魏司和妻子也跟之前入川任职的外国人一样,前往四川各地旅行,除了当时外国人常走的川西北成都-康定-雅安一线,他们还带着照相机去了几个此前较少被拍摄过的地点,如川南的自贡、内江,以及凉山彝族地区。他在安宁河以西的倮倮人村寨里拍摄了很多近距离的生活场景,按照海德维希·魏司在游记中的记述:“不管是女人、男人还是孩子们,一旦看一看我们的反射式照相机之后,每一个人都愿意上我们把自己拍下来。”


魏司作品

魏司作品


清末新政时期办学堂的风潮吸引了不少外国人前来四川任教,他们在四川停留的时间比一般的探险家和旅行者要长,其中一些爱好摄影的人在工作之余也带着照相机各处游历,记录下了辛亥前后四川的社会百态。


吕真达(Aimé-François Legendre)1902年至1909年在法国驻成都领事馆与四川省政府合办的军医校主持工作,其间曾前往四川与云南交界的倮倮人聚居区考察,并拍摄了少量照片。


路德·那爱德(Luther Knight)1910年10月来到成都,在四川高等学堂(后来的四川大学)教授数学和化学,次年被聘为矿部主任,并前往川西北进行地质勘察。在他留下的私人影集里除了常有的成都附近及川西自然、人文景观,还有难得一见的青羊宫花会,以及辛亥革命爆发后“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的庆典活动。


后来在华西协和大学担任教授的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1911年开始在叙府(宜宾)的教会工作,他在考古学、博物学、人类学方面都很有成就,在他驻宜宾期间以及后来考察、采集川滇藏自然、人文资料的过程中拍摄了大量照片,虽然年代上稍晚(主要拍摄于1920年代),但其中包含了很多文化、民俗方面的内容,对宜宾附近苗族人生活的记录也是很珍贵的。


葛维汉:宜宾附近,背煤的寡妇和儿子(1925年)

葛维汉:宜宾附近寺庙大门(1929年)


葛维汉:松潘少数民族的服装(1924年)、倮倮人射箭(1928年)

在1910年前后还有一组法国人类学家在四川进行了多次考察,每次都有照片留下。1909年,维克多·谢葛兰(Victor Segalen)和奥古斯都·德·瓦赞(Augusto Gilbert de Voisins)从甘肃方向进入四川,沿涪江至绵阳,经成都、乐山,走岷江、长江水路返回上海。


五年后的1914年,让·拉提格(Jean Lartigue)加入考察的队伍,这一次他们从咸阳-汉中的路线入川,在汉中分成两路,谢葛兰和德·瓦赞走经广元的西线,拉提格走经巴中的东线,两组人在阆中会合,又往东南行至渠县后再去往成都。于是在他们这一次考察的成果里就包含了不太常见的川东北广元、巴中、达州一线较早的照片。他们后来去了康定,由西昌—丽江—昆明—越南的路线返回;1922年拉提格再一次由长江进入四川考察,沿途拍摄了忠县石宝寨、南沱、重庆附近的长寿、木洞、合江等地点。


进入1920年代以后,由私人影集和政府、学术、新闻机构中保留下来的照片就更多见了。在这些照片里依然能找到一些相对偏远的地区可能是最早的影像资料,同时那些较早有照相机到达的地区所拥有的影像资料也会不断更新。这种发现的过程将会一直持继续下去,对于再现清末民初的地方风貌,研究川渝地区传统的社会和文化,每一张新发现的照片或许都能提供一些新的视角。


‍原标题:《照相机入川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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