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香港有一单奇怪的案件，终审法庭判决2013年一宗“代客探监”案件上诉得直。这单案件没有引起社会很大的回响，在香港，可能大家都觉得，既然终审法庭都觉得应该如此，那就如此好了。

但这单案件还真让我大开眼界。

一是世上原来还有“代客探监”这样的生意，某人成立一家公司，专门帮那些“唔得闲”或不方便的在囚人士家属，带上在囚人士需要的物品，到监狱里去探望，当然，公司会向家属每次收取几百元的服务费。

二是，按监狱规定，只有在囚人士的亲友才能探监，代客探监的公司员工，与在囚人士素不相识，当然算不上“朋友”。他们冒充“朋友”，到监狱探望，带给他们一些生活用品，以此收取费用，按理是违反监狱规定的。原诉庭判他们“串谋欺诈”，其实并没有判错。

三是，如此符合常识的案件，被原诉庭判有罪，又经上诉，也被上诉庭驳回了，居然原告还不服气，还要上诉到终审法院，他凭什么有如此过人的信心和意志﹖难道他不明白，自己确实是“串谋欺诈”了吗﹖难道他真的指望终审庭会判他无罪吗﹖那岂不是太天真了？

但是，终审法庭居然判了他无罪，不但无罪，他的案子还变成一个案例，将来有任何一个人或公司收取费用“替人探监”，都可以依法办理，扬长出入!

终审庭法官认为，案件争议在于上诉人是否可定义为在囚人士的“朋友”。法官指出，应给予“朋友”一词更广泛定义，包括代客探监的上诉人。探访的最重要目的是让在囚人士与外界联系，取得精神及物质支持，探访人与在囚人士不一定要相识，在囚人士的亲朋亦可能因某些原因未能亲自前往探访，只要这些探访者符合三个定义，包括获在囚人士或其亲朋委托、有合法的探访目的，及在囚人士愿意接见，任何代客探监都可被视作是“朋友”，所以从在囚人士角度而言，代客探监的上诉人被形容为“朋友”是恰当，因此裁定二人上诉得直。

我反复想这件事，为什么终审庭会认为“代客探监”没有犯法呢﹖分明他们是“串谋欺诈”啊，而且还涉及金钱交易。一个“三唔识七”﹙意思是互不相识﹚的人，冒充在囚人士朋友，带上一些生活用品，大摇大摆出入监狱，装模作样去探访一下，回头找家属收钱，这分明挑战现存的法律啊!

但仔细推敲判词﹙虽然根据的只是新闻报道﹚，法官重视的，不是被告人是否有欺诈﹙按常理，不是朋友又自称朋友，那已经是欺诈﹚，而是重视在囚人士被探视的权利是否得到保障。为保障在囚人士被探视的权利，甚至应该将“朋友”的定义拓宽一些，使原本不是朋友没有探视权的收费公司，也可以权充朋友去做这件事。

因此，在法官看来，朋友是不一定要相识的﹙这不是有点搞笑吗﹖﹚，只要他是去探访在囚人士，又符合三个条件﹙受在囚人士或家属委托、探访是合法的、在囚人士又愿意接见﹚，他就可以称作在囚人士的“朋友”。这个不相识的朋友，使在囚人士与外界有一些必要的接触，传达狱外家属的关怀和安慰，使他们对自由和亲情的宝贵多一点体认，那对他们改过自新，应该是有好处的。

更重要的是，即使是在囚人士，他们也是有自己的基本权利的，这些权利在监狱条例和守则里应该都有规定。即使他们犯下这样那样的罪行，坐牢本身也已经给了他们相应的惩罚。除了法律规定的惩罚之外，他们拥有的权利应该得到保障。

终审庭法官为了保障在囚人士的被探视权，宁肯破天荒拓宽了“朋友”的定义，并且对凭说谎来赚钱的老板和员工，也高抬贵手“放他一马”。也等于说，法官拓宽了“朋友”的定义后，本来那个假冒的谎言，也变成不是谎言了，因为不相识的人也可称为朋友。

保障在囚人士的被探视权，真的值得如此大费周章吗﹖如此违背了常识的判决，会不会有一种副作用，就是“串谋欺诈”也是应该容忍的行为了﹖

从这个角度看，当然是有争议的，但我们又要明白，“朋友”的新定义，只有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才可以成立，因为它又要符合法官定立的三个前提。在其他的场合、其他的处境下，朋友还是应该相识的。不相识的，可以是朋友的朋友，但不是朋友。朋友是要基于一定感情基础的，不相识，从未交往过，无从谈感情，因此也不可称为朋友。﹙去探监的人，与在囚人士一回生两回熟，后来真的做成朋友，那是后话，是另一回事了。﹚

为什么保障在囚人士的那么一点被探视的权利有那么重要﹖我相信，真正健全的法治，必须对全社会任何一个人都适用，法律对民众的保护，也必须是公平的，没有偏废，也没有轻重之分。犯了法受监禁，是法律对他的惩处，但如果法律又赋予他被探视的权利，法庭也应该保障他拥有的这份权利。如果法庭只记得惩罚他，又忘记保障他，那这个法庭对他就是不公平的。

本来，一个在囚人士因为家庭或个人的原因，没有人可以探视他，那应该是在囚人士自己的事，法庭不必过问，但因为原诉庭判了包揽探视的公司有“串谋欺诈”罪，上诉庭又驳回他的上诉，不幸有罪公司又不服，把案件呈上终审庭，如此终审庭便不得不要面对这个奇怪的案子。

终审庭要衡量，究竟判这家小公司有罪对整体社会好一点呢，还是判他无罪好一点。判他有罪，日后那些条件比较差的在囚人士，就没有被探视的待遇了，判他无罪，则所有在囚人士都享有相同的被探视的权利。

判他有罪，世上只是少了几间说谎的公司，判他无罪，则所有在囚人士都可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可以想象，终审庭法官在这里也有两难处境。

最终，他站在在囚人士的角度，为他们着想，认为被探视的权利应该得到保障，因此想出这么一个拓宽“朋友”定义的办法，再补充了三项约束，使这个权利不被滥用。这些终审庭法官，也真是用心良苦了。

一个社会连在囚人士的权利都要小心保护，那这个社会的所有人，应该都能得到法律的保护。终审庭法官要传达的，还有这样的信息。

在这个案件上，原诉庭和上诉庭都判了探视公司有“串谋欺诈”罪，他们依原有的法律是没错的，但到了上诉庭，居然推翻了原诉和上诉的判决，而终审庭的权威和他公正不阿的立场，又使他表面看起来有点牵强的判决﹙为此要拓宽世俗的朋友的定义﹚，显得入情入理，而显然，终审庭比原诉和上诉两个下级法庭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关顾得更全面。

这就是终审庭的存在意义了吧，官司打到终审庭，是非曲直一锤定音，以后相关的诉讼，都不必多费唇舌了。

作为一个普通市民，笔者如此理解终审庭的判决，希望这样理解没错。

始终令我不能理解的是，那家“串谋欺诈”的公司，怎么有这样的底气和财力，一直“玩”到终审庭去呢﹖分明是欺诈，还要上诉到终审庭，他凭什么﹖新闻报道中提到港大一位法律系首席讲师，是不是此人在背后精心策划推动呢﹖那就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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