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引起大量关注的小凤雅之死事件，逐渐呈现了比较清晰的脉络，由一开始的对小凤雅家长的千夫所指，到现在普遍质疑事件的志愿者以及最早在网上传播此事的始作俑者。
现在复盘整个事件的发展脉络，基本上可以看到，其中的公益志愿者的角色与做法确实有引很多争议之处。尤其是作家陈岚、自媒体“有槽”的举动和文章，起到了很大的推波助澜作用，也对家长造成了二次伤害，从助人、救人最后演化成“伤人”。
这更值得我们进行反思，为什么双方本来都是为了孩子治病的善意善心相向而行的，结果却两败俱伤针锋相对？为什么事件又发生老套的“反转”？一些公益志愿者为何沦落到被视为“圣母婊”的境地？从公益慈善来看，又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我们铭记的呢？
公共事件不应总是陷入道德话术纠缠
这些事件的引爆，是源于一些关心小凤雅的志愿者和自媒体，在没有完全确认全部事实之前，就以各种文学性和煽动性的故事情节，使用“重男轻女”、“诈捐”等这几年特别容易挑动起社会情绪的字眼，对事件做出带着明显带有道德审判的定性，这无疑都加剧了事件的情绪发酵，导致在事件初期大量的社会谴责指向了小凤雅的家长，这显然是有很大的情绪误导性的。
不过，近日《王凤雅之死：农村家庭残酷物语》，公众的情绪又被引导到对于小凤雅家长的万分同情当中，大家充满对所谓底层的同情和对志愿者的义愤填膺。
这其实也是另外一种情绪的引导或者误导：农村残酷的现实与理性务实的选择，不代表最后小凤雅的死亡，就是绝对合情合理的，毕竟生命的权利，是大于任何的现实的理由。究其实质，其实这篇文章又是另外一种道德层面话语构建。同时也让文章掉入到了城市话语体系臼窠里（和那些爱心志愿者一样），而展示出了只是对于农村和底层的居高临下的悲悯泛滥。
从对家长的道德指摘，到现在对志愿者的义愤填膺以及家长的同情，都是停留在道德层面的话术来回兜圈，舆论随之在不断地变换城头。正是因为在道德话术体系的下，一旦有任何的新事实出现，必然容易导致各种反转，因为这些舆论往往不是基于具体的、全面的客观事实，而且充满感性和主观情绪。
其实对于有农村和底层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底层残酷远比小凤雅的残酷多来，比如子女遗弃老迈父母、父母遗弃病障子女、亲友们为蝇头小利老死不相往来等等，都是普遍存在。而且往往事情的真相是，人性是复杂的，可怜人之外，别忘了总是有可恨之处的。当然，可恨之人，也会有可怜之处。现实的残酷不能被唯美化，更不能正当化，很大程度上，他们不仅仅只是残酷现实的受害者，也很有可能是残酷的制造者。
所以，回顾“罗尔事件”到“小凤雅事件”，这几年对于类似公共事件的讨论，给我们最大的教训还是在于，还是少举着道德的大棒来面对具体的事件，避免陷入复杂的根本说不清楚的人性的泥沼中，大家需要做到跳出道德层面的来回兜圈拉扯，更多把关注点放在事实层面、及其背后的社会问题、制度规范等等的反思上，以促进事件的长效性规避和解决。像这次事件中的个人求助规范性问题、志愿者服务专业化问题、儿童大病救治与保障问题，才是这个事件真正有价值的地方。
志愿服务不能有“救世主”心态
就这次事件中的志愿者，通过现有的事实可以看出，是存在不少问题的，其中最关键的是没有清晰地定位志愿者本身，从而越过了一些基本伦理。在《慈善法》中专门有“慈善服务”的内容，其明确指出：开展慈善服务，应当尊重受益人、志愿者的人格尊严，不得侵害受益人、志愿者的隐私。开展医疗康复、教育培训等慈善服务，需要专门技能的，应当执行国家或者行业组织制定的标准和规程。
这两条其实很好地点出了慈善服务中志愿者参与的基本伦理，一是尊重服务对象，不能代替做决定，也不能有强烈的自我道德优越感，居高临下地指挥甚至指责服务对象，不应有“施予”的心理和“救世主”的态度，要设身处地地站在服务对象的角度思考问题，尤其是不能逾越当事人所处的环境，根据自身的经验，做出各种架空式或者超前的建议和行动；二是志愿服务的专业性问题，志愿服务不是简单的献爱心做好事，靠着热心和爱心就能办好，而是需要心理学、社工、医疗、康复等等领域的专业知识。
在这次事件中，我们发现爱心志愿者在专业能力上，还是存在很多问题，不当介入、过度介入甚至与服务对象产生矛盾的现象频现，一不小心，真就成为做了好心做好事，还被指责“圣母婊”。只因爱心志愿者太过于自我道德加持，化身正义、大爱的代言人，自我加戏太多反而成为焦点（公益服务中受助者应该是永远的焦点和重点），而且不仅没解决问题，自己还成为问题的一部分。
当然，不仅仅这个案例。在现实中这种情况现在十分常见，就比如现在公益行业很多专业人士质疑短期支教。那些大城市来的大学生或者年轻人支教老师，他们可能给偏远农村带去的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颠覆了孩子们的认知，让孩子们羡慕不已，从新潮的穿着打扮、互联网生活方式、城市景观的描绘等等，会让这些学生对之充满唯美想象和羡慕，反而会促使他们早早辍学进入城市去打工，以为这样就可以过上这些支教老师们那样多彩丰富的城市生活。也因此有可能他们的一生因此被影响甚至被耽误。
所以现在短期的支教行动，是这些年行业一个反思的话题。但公众可能还是乐此不疲的，很喜欢来一场自我满足和感动的“乡村一月游”式支教活动。更别提现在很多明星名人到处到乡村给孩子随意送各种衣物、文具等慈善秀了，这些大量的物品施予，无形会加强孩子们不劳而获的心理。很多直接现金、物资的赠与，事实上也只会助长很多受助者的依赖心理。
更严重的是，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大部分的志愿者，尤其是在像地震、洪涝等自然灾害的现场，基本上都帮不上忙，甚至还会成为需要专业救援人员帮助、添乱的一份子。2008年汶川地震，当时涌现大量志愿者投入到救灾、筹款与灾后安置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让国人感受到了众志成城之势，由此当年也被称是“中国志愿者元年”。但现在回头来看当年的那些涌入汶川地震现场的志愿者，很多都帮不上太多忙的。虽然他们爱心是值得赞扬的，行动是令人感动的，可是其专业能力确实有待提升的。
当然，就我多年对于公益行业的观察，绝大部分的专业志愿者和公益从业人员，在职业操守与行业职业素养的方面，其实都是做的非常好的，对于受助人、服务对象的隐私、现状等，都抱着同理心和尊重，尤其是在调动服务对象自身的意识与能力提升上，经常扎根基层，一做就是五年十年的。那从小凤雅这个案例来看，陈岚以及相关的一些志愿者，显然是不能算真正合格的专业志愿者和公益从业者，只能算是一个爱心和热心人士。
好心为什么越来越容易办坏事？
好心办坏事，在当下是比比皆是。比如前不久颇受关注的孙俪助学事件，还有“广东富豪2亿元捐赠给村里的别墅，分不下去”。让很多人感觉，往往是好人受气，感叹这社会的人心变坏了，甚至怀疑“这个社会还会好吗？”
好人为什么难当？事实上，好人就是难当的。正如网络上那句话说，好人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才能成佛，坏人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好心办坏事儿，这种事情在中国是比比皆是。举个最常见的例子，就是很多父母那句最爱的口头禅“都是为了你好”，但是这句话的背后，制造了多少的家庭的伤害与裂痕就不用我们来解释了。
那用这样的一个思路来看，现在的很多社会的，所谓的爱心与慈善，本质上都是单向的“我是为了你好”的这种给予，而这种给予背后又埋藏了很多让受助者要有感恩回馈等等一些回报预期，不然就会视为白眼狼。有了这样的一个期待，一旦没有如愿，就会很失落，甚至怀疑接受者的道德人品等等。
这是长期以来中国社会慈善的一种模式，所以会经常看到很多被捐助的贫困儿童被组织写感谢信，或者上台发言感谢捐赠者等。可是这些行为往往都忽视了受助儿童的心理，很多受助学生被这样要求之后反而强化了自卑心理，一旦过度，还会造成很大的逆反心理，这也是为什么有些受助者反而埋怨资助者的原因。
所以很多人常被自己的善心或者他人的善行感动，其实却不知道，有时候他们只是打着爱心的名义在做蠢事。网络上现在批评的人心变坏，诚然，这些受助者肯定是有不对之处。当问题的根源不只是这些人造成的，施助者是自身的问题也应该要反思，而不是说只是单纯很委屈。
事实上，从专业的角度来看，有很多办法可以避免的，以富豪送别墅为例。如果真的是要为乡亲做好事，不要一股脑地建别墅，而不去了解村民真正的需求。如果我来建议这个富豪，肯定不是埋头把房子盖起来，而是先成立一个专项基金，然后组织村民自己选举村民代表来管理这项基金。谁真正需要困难的，可以申请这笔资金，然后资金的发放可以通过村民代表成立的管理委员会来。一旦有这样的专业管理，不仅村民可以自我管理，更重要是可以提升村民的自我组织化管理化程度，这比单纯建好房子发给大家反而引起各种矛盾，好很多。哪怕是房子建好了，也可以用这样的办法，让村民自己设立规则，去分配房子。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说得好，农民并不愚昧，他们精明能干，锱铢必较，时刻盘算着怎样才能少投入多产出，生产要素在他们手里，被配置得恰到好处，达到了最佳状态，即便是学识渊博的专家，也不可能再作哪怕是一小点改进。全世界的农民在处理成本、报酬和风险时都是超级经济人。前期要是建立好规则，他们完全可以实现良好的自我管理。别忘了，农村的民主选举可是搞了快四十年了，论基层民主和村民自治的实操经验，所有的村民都是可以甩城里人好几条街的。
而像孙俪的案例，其实就更不应该了。各种助学的公益组织一直都很多，孙俪完全可以找到当地的助学机构，然后捐赠一笔钱指定去帮助某个小孩。这不仅解决的专业问题，而且也解决了小孩资金的专款专用问题，同时也能够帮助孙俪与这个孩子做更多的间接沟通与交流，多余的钱还可以帮助另外的小孩。
通过公益组织也是对于捐助者的一种保护，因为如果你一旦资助了张三，那同样可怜的李四、赵五找你的话，你有什么理由拒绝呢？那如果是一个组织的话，就可以用规章制度和条件标准来筛选合适的资助对象。这对于资助者和受助对象来说，都是一种公平和保护，对二者都是有利的。为什么要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就是想通过这样社会机制，来建立游戏规则，让爱心和善行得到最大化的发挥，更多地用理性的专业化来面对和解决社会问题，而不是只停留在感性的情绪触动的层面。
不要用自己“三观”毁受助对象
现在来自城市的热心公益的爱心人士，一旦介入到底层或者农村这些人的生活中的话，经常会产生生活观、价值观与人生观这“三观”层面的一些不吻合乃至冲突，由此就会产生类似王雅凤事件中的这种两败俱伤矛盾，最后形成一个严重的社会撕裂。
这个其实就有点像科幻电影里面讲的，高阶文明在面对低阶文明的时候，不应该干预到它的文明发展进程。有点类似的就是，在从事公益活动的时候，外来者往往是带着相对先进的一些理念和价值观，以及一些专业优势。但往往越是这样的话，越要注意放下自己的身段，真正地让服务对象或者受助者，发挥自己的主动性，慢慢成长起来，而不是拔苗助长式地用自己的价值观和理念去要求服务对象，如此这很多时候不是帮助他们，反而是害了他们。现实中，那些从大凉山铩羽而归，最后认为大凉山那些民众无药可救的爱心人士，基本上都是源于此。
这在我本人这几年在农村从事空巢老人项目的时候，也是有特别的经验教训。在最早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社工的身份可以进入到老人的家庭关系当中，作为一个调解人，处理一些子女赡养老人的问题。当后来发现其实起不到什么作用的。
所以后来我们就转变了思路，用陪伴式的方式，通过前期举办活动，发现村里的老人领袖，然后把他们组织起来，以他们为核心，再大力发展村里的老年协会和妇女组织，同时让他们自己选举会长等逐渐管理团队，以及让他们自己策划组织活动。
通过这些活动，慢慢他们就形成了凝聚力，然后再反过来，这些村里的自发的组织，就可以慢慢的参与到组织成员当中的一些家庭矛盾中。而这些老年协会中的相对核心管理者，其话语权和影响力在当地是可以有很大的，同时还因为有机构的权威性和组织压力，可以让子女在赡养老人方面，有更大的顾忌，从而会努力做到更好。
这个理念，就和现在公益界得倡导的，不要施舍，不要让受助者习惯了不劳而获，否则永远只能依靠着外界的帮扶。用陪伴的方式，和受助者或者服务对象一起成长，最后现实自我的可持续发展。尽管这样花的时间是漫长的，看起来效果远没有直接给一笔钱来得那般“解决”问题，当这才是公益慈善正确的打开方式。
受助者一定都要感恩涕零吗？
“不患寡而患不均”、“授人以渔，不如授人以渔”等等这些古语背后，都蕴涵的很丰富的公益韵味。包括中国现在的一些扶贫做法，在农村地区出现很多问题，其根源就是违背了这些朴素的古老智慧。
前湖北巴东县委书记、现转型专职公益事业的陈行甲曾撰文谈到很多扶贫干部“早就想讲却不敢讲”的问题：有少数贫困户带着“我是穷人我怕谁”“我是小老百姓我怕谁”“我掐着你玩”的心态，被国家的好政策养得“浑身不舒服”，不如意就去找政府“碰瓷”；有少数贫困户对来家里帮扶的干部很麻木，认为干部比自己更得急，因为自己不脱贫干部交不了账。完全不知道“要自强、要感恩、要知好歹。”
陈行甲反映的这些问题确实是现实，在现在基层扶贫工作中，最后大量的扶助，反而让贫困户养成等靠拿的心理。但我们要更深一度的看这个问题是如何造成的？很多社会的爱心、善举，本质上都是缺乏专业度的行为，没有从服务对象的角度，调动其主动性和能动性去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在“授人以渔”和“授人以渔”没有做好后者，这显然都是服务理念和专业化有待提升的体现。
未来社会做好公益事业，必须是需要专业化的，这种专业化，一个是公众本身自己，在能力和认知上的提升，另外一个第二个把善心（物资、善款等）委托交给专业的机构和人士，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捐赠者只要严格监督他们即可。这应该是要成为一个社会的基本共识，否则大家又只能停留在情绪上的发泄，不断地在相互说别人不知感恩，人心变坏，停留在道德层面的谴责，各种的情绪发泄，其实是毫无意义的。
回到小凤雅事件来看，人性是复杂的，很多时候难以界定对错，所以，不要动不动用各种道德审判来指摘身处其中的人。面对那些受助者，可能很多时候换做我们自己在这个位置的话，也不一定会做的比他好，所以要同理心去对待；同时，也不用给提供帮助的一方（尤其是自己）又加上道德的光环，要有平常心去看待。有善心做好事当然值得赞扬，但是好心不一定办成好事，所以要想着如何把好心办成好事，才是一件真正的好事。千万不要有受助者一定都要感恩涕零的心态。参与过公益慈善行动的人都可以感受到，往往收获最大的是自己，尤其是自己内心的丰盈和精神的满足，我们真的是要感恩他们让我们有机会走近他们、帮助他们。
随着社会公益慈善的发展和社会爱心的不断增长，类似的事件必然会越来越多，在未来的类似事件中，希望大家能够摒弃道德话术纠缠，聚焦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同时，共同推进社会公益慈善的专业化提升，社会爱心人士的爱心、热心帮助，要逐步转换成专业志愿服务能力。公众在公益方面的认识，也要与时俱进，能够认识到专业化、组织化、制度化的社会组织的作用和意义，让公益行动从由初级层面的道德驱动变成专业驱动，才能从让公益行动从感性的催泪悲情叙事，转化为理性的润物细无声。
原标题：《小凤雅事件反思：爱心志愿者为何被视为“圣母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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